孔子詩學思想的核心命題

　　孔子詩學思想的核心命題就是“詩可以興”。

　　孔子提倡的儒家學說是以“仁學”為核心的。孔子認為通過詩歌修習，君子們的仁心可以得到感發。孔子生活的時代，是一個禮崩樂壞的時代，在孔子看來，禮崩樂壞只是一個嚴酷的歷史表象，問題的核心還是“仁人之心”的喪失。只有仁心存在，才能解決禮樂的問題。孔子說：“人而不仁，如禮何？如樂何？”所謂“仁義禮智信溫良恭儉讓”，君子、仁人應該具有的十大品格，首先是“仁”。“興于詩，立于禮，成于樂”，是孔子開出的救世良藥。

　　孔子刪詩、編詩并形成專門的詩歌修習教材，在這個過程中，他有一個偉大的發現，那就是他選出來的這些作品的作者都是內心極其善良的人，他們的詩歌歌頌真善美，鞭撻假丑惡。孔子在《關雎》一詩發現了一種理想的婚戀模式，就是君子對淑女的熱烈傾慕和追求，淑女配君子，君子配淑女，天經地義，所以他把這首詩置頂，成了感發青年志意的第一首詩。始亂終棄是孔子所反對的，《氓》一詩是孔子用來做反面教材的。孔子也痛恨苛政、暴政，所以他將《碩鼠》《伐檀》等編進教材。《詩經》中的很多詩歌都是批判現實的詩歌。

　　孔子知道，要做一個善良的人，其實不難，所謂“人之初，性本善”，但僅僅做一個善良的人還不夠，還得做一個勇敢的人。因為一個善良而懦弱的人往往無法抗拒強權的威勢。因此，真正的仁者必須同時是一位勇者，所謂勇者就是要不畏強權、敢于與強權抗爭的人，這樣的人用胡風的話來說就是既是詩人也是戰士，“詩人和戰士原來是一個神的兩個化身。”清代學者、大儒王夫子將詩歌作者稱為“能興者”，在他的《俟解》一書中這樣說：“能興者謂之豪杰。興者，性之生乎氣者也。拖踏委順，當世之然而然，不然而不然，終日勞而不能度越于祿位田宅妻子之中，數米計薪，日益挫其氣，仰視天而不知其高，俯視地而不知其厚，雖覺如夢，雖視如盲，雖勤動其四體而心不靈，惟不興故也。圣人以《詩》教以蕩滌其濁心，震其暮氣，納之于豪杰而后期之以圣賢，此救人道于亂世之大權也。”

　　僅僅將孔子詩學思想的核心命題即“詩可以興”理解為“審美優先性”是不夠的。自然，“詩可以興”這個命題包含著“審美優先性”。葉嘉瑩在她的《境界說與傳統詩說之關系》一文就是將“詩可以興”理解為“興發感動”的審美活動的，她說：“興發感動之作用，實為詩歌之基本生命力。至于詩人之心理、直覺、意識、聯想等，則均可視為心與物產生感發作用時，足以影響詩人之感受的種種因素；而字質、結構、意象、張力等，則均可視為將此種感受予以表達時，足以影響詩歌表達之效果的種種因素。”葉嘉瑩還在《不可貌求的感發生命》中說：“一般說來，凡是真正具有感發之生命，而且在感發之本質上具有真正優美之品質的作品，便都有著足以引發讀者心靈中某種美好之意念及聯想的力量。……凡是具有真正感發之生命，而且在感發之本質上具有美好之品質的詩歌，一般來說，都應該有著對讀者可以激勵感發起來一種正面倫理價值的力量。”葉嘉瑩甚至舉出革命烈士張志新受到東坡詞感發的例子，可見儒家詩教激發出來的那種“殺身成仁”、“舍身取義”的劇烈的抗爭有何等強烈的“正面倫理價值的力量”了。吟唱著“秋風秋雨愁煞人”的秋瑾的“殺身成仁”壯舉大約也受過“風蕭蕭兮易水寒，壯士一去不復還”等壯烈詩詞的感發。

　　《詩》“可以興”，這個“興”字，何晏《論語集解》引孔安國《注》云：“引譬連類。”皇侃《論語義疏》引江熙云：“覽古人之志，可起發其志也。”所謂古人之志，就是要做一個仁者和勇者。胡風在他的《關于人與詩，關于第二義的詩人》中說：“有志于做一個詩人者須得同時有志于做一個真正的人 。無愧于是一個人的人，才有可能在人字上面加一個詩字。”胡風說的“一個真正的人”同孔子提倡的仁者和勇者的內涵和外延何其一致，都是那種愿意為人類的自由幸福抗爭的人。

　　當代大儒馬一浮在《復性書院講錄》中對“興”的理解是這樣的：“人心若無私系，直是活潑潑地，撥著便轉，觸著便行，所謂‘感而遂通’，才聞此，何等俊快，此便是興。若一有私系，便如隔十重障，聽人言語，木木然不能曉了，只是心地昧略，絕不會興起，雖圣人亦無如之何。須是如迷忽覺，如夢忽醒，如仆者之起，如病者之蘇，方是興也。興便有仁的意思，是天理發動處，其機不容已。詩教從此流出，即仁心從此顯現。”興，就是仁，就是不自私，不自私的人的心才可能興，而興才能天理發動，才能活潑潑地，撥著便轉，觸著便行，才能“感而遂通”。

　　“詩可以興”這個詩學命題有著一種可貴的普遍性。世界各民族的歷史上都有“殺身成仁”、“舍身取義”的仁者和勇者，他們都是能夠感發生命的“能興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