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主義時代的本土“自悅”

　　以色列詩人愛斯特·拉阿夫的詩：民族主義時代的本土“自悅”

　　□【以色列】尼利特·庫爾曼  喬修峰 譯

　　愛斯特·拉阿夫被視為“第一位土生土長的希伯來詩人”，1894年生于“以色列地”，出生地佩克提瓦克是猶太人在巴勒斯坦的第一個農耕定居點，她父親是該地的拓荒者之一。猶太復國主義者大多來自歐洲，以“讓鮮花遍布沙漠”為目標，也即在荒原上建立一個國家。于是，這片土地常被描述為“處女地”，這也是拉阿夫詩歌和散文中常用的比喻。

　　作為“第一位土生土長的希伯來詩人”，拉阿夫的詩歌大多在描繪巴勒斯坦風光。但她卻沒能成為以色列的傳奇人物，也從未被看作以色列的主流或經典詩人。希伯來文學評論家提她的名字，通常是談到當時位處邊緣的女性文學現象時，把她與拉海爾、巴特-米麗婭姆、愛麗謝娃一起看做當時有代表性的四位女詩人。

　　直到1990年代，評論界才開始注意到拉阿夫的獨創性。拉阿夫詩中有一些具有顛覆性和挑戰性的元素，抵制或反對猶太復國主義敘事。正是這些元素，使拉阿夫難以進入以色列經典作家行列。

　　拉阿夫的第一首詩發表于1922年，第一部詩集出版于1929年。1920年代的主流希伯來詩歌，都參與了復國主義者搶占地盤的行動，主要是借助與性別有關的象征。將土地比作女性，在與民族主義運動相關的詩歌中非常典型，男詩人用與女性相關的比喻，將“家園”比作“生我養我的地方”，或比作詩人渴望去占有的女人。

　　與當時男詩人使用與女性相關的隱喻來描述“家園”不同，拉阿夫是作為女性使用與女性相關的隱喻。這種差異引出了一個問題：拉阿夫詩中涉及性別的象征到底是促進了民族主義的征服運動，還是通過女性發出聲音來擺脫男性的民族主義征服話語？

　　細讀可以發現，在拉阿夫詩中，土地承擔著多重含混、有時甚至是矛盾的功能：它賦予生命，但也致命；像母親一樣，卻又有性的誘惑；屬于女性，但又有陽具崇拜和男性特征。這使詩中的說話人和土地有了多重關系。而且，說話人還經常使自己等同于土地，從而抹煞了與土地的區別，實現角色轉換。這在拉阿夫早期的一首詩中有明顯體現：

　　祖國母親，我心與你的露珠一道，/俯臥在夜幕下的刺藤林中；/我向那芬芳的柏枝和薊草，/伸出無形的翅膀。/你那小徑就是柔軟的沙土做的搖籃，/蜿蜒在刺槐籬間。/我被一種魔力深深吸引，/將永遠走在這些小徑上，仿佛踩著光滑的絲綢。/清澈的夜空喃喃低語，/俯視著沉寂的茫茫林海。

　　詩中夾雜了生命和死亡的意象。土地是“母親”，道路是“沙土做的搖籃”，對母愛和肥沃的禮贊，卻被與死亡相連的意象打斷：刺藤林和薊草在《圣經》里都暗示貧瘠無果。

　　詩中，土地除了承載母愛和肥沃，還是情欲寄托的對象。女說話人用翅膀擁抱著大地的氣息，這種氣息由象征男性的柏樹和薊草發出。這不禁使人想到希伯來語詩人比阿利克寫一個男子渴望得到女性的愛撫和保護：“用你的翅膀裹住我，當我母親，做我姐妹。”這里的“姐妹”在《圣經》中有一層意思就是“戀人”。拉阿夫讀過比阿利克這首詩，“伸出無形的翅膀”就回應了比阿利克所表達的渴望：女說話人既像母親一樣保護男性軀體，又像戀人一樣吸著男性的陽剛氣息。

　　大地雖有柏樹和薊草等男性標志物來表征，也不乏女性特征。土地的多重角色使它成為全能的神秘體，也成了說話人孤芳自賞的理想形象，使人聯想到拉康所說的“鏡像階段”：嬰兒將自己鏡中的影像看作一種全能的完美形象，與他們碎片式的自我認識形成對比，從而提供了一個孤芳自賞的平臺。通過與這個完美形象認同，自我也就感到強大起來。

　　這種認同關系有助于理解詩中拉阿夫與土地的關系。“祖國母親，我心與你的露珠一道”。說話人感覺她是大地的一部分。通過描繪大地的情欲、母愛、致命性、男性及女性特征，說話人自己也體驗到了這種全能的感覺。

　　一方面將土地視為自己情欲寄托的對象，另一方面又使自己與土地等同起來，我想稱之為“自悅”。這種個人體驗反映在詩的最后幾行，有著非常明顯的表現主義風格。說話人用主觀意象來描繪外部世界，“開創”了一個屬于她自己的新世界：“清澈的夜空喃喃低語，俯視著沉寂的茫茫林海”。這種主觀體驗反映了拉阿夫不穩定的邊緣地位，也反映了詩中的說話人和詩人之間的復雜關系。1920年代的評論家們沒有注意到拉阿夫本人和她詩中女說話人的區別。到1960年代，隨著詩集出版，她又重新走進了公眾視野，但仍有評論家對此不加區分。拉阿夫本人也常傾向于不加區分，這在她的言談、寫作、訪談和回憶錄中都有體現：

　　有時候，我覺得我的詩是和我一起生出來的，我們彼此非常相像。我很小的時候，還沒寫這些詩的時候，就感覺到了它們。三歲那年，我就是架風琴，對著冬日寒風里的桉樹林演奏，我記得真真切切。

　　通過強調她的詩與她自己相似，拉阿夫抹煞了說話人和詩人的區別。這種相似性建立在與土地的親密關系之上，寫作被描述成天性的流露，是從外在土地上生發出來。

　　拉阿夫接受過很多采訪。每次采訪她都要談及自己的童年。拉阿夫通過把焦點放在童年，強調她的詩都是直覺的產物、天性的流露。與土地的這種關系，在其他地方又被描述成一種個人的、獨有的關系，不允許他人在場，是一種自足的關系。評論家哈穆托·察米爾指出，1960年代的評論家認為拉阿夫詩歌的價值就在于她的本土主義。但我認為，這種傾向源自拉阿夫自己試圖樹立的一種公共形象：一位用別人無法捉摸的、獨一無二的直覺方式來體驗土地的詩人。

　　在詩中，拉阿夫把行走在沙路上稱作“被一種魔力深深吸引”，在希伯來語中也指“未解的”魔咒，那么誰是解開魔咒的人呢，拉阿夫想和誰區別開來呢？

　　正如評論家漢南·海韋爾所言，本土主義是一種悖論立場：原住民一方面宣稱自己是最早的居住者，另一方面又宣稱自己是一直存在的。在原住民之前，這片土地上沒有人；但原住民的根卻又一直在這里。海韋爾指出了拉阿夫對猶太復國主義的貢獻，同時卻忽略了她與猶太復國主義移民的復雜關系，這些移民是流散海外的猶太人，是來占領“她”的土地的。拉阿夫經常強調她土生土長的優勢地位：“我是第一位本土詩人。這么說可能讓人覺得有點傲慢，但這就是事實。”

　　拉阿夫為突出自己獨有的本土性，采用了很多方式，其一便是她的詩體學。她寫過無韻的表現主義詩歌，而當時流行的詩風是押韻的象征主義。她說：

　　我也不知道我在做什么——我什么也沒做，只不過是在遵循我的情感和內心的韻律——有時我甚至遺憾自己沒有寫點別人都在寫的“雅致的押韻詩”，我也曾經覺得這是個缺陷，但的確有種神秘力量在驅使我寫與眾不同的詩歌。

　　拉阿夫在強調直覺的驅使高于理性的推敲，鞏固其“真誠”形象。她是自己選擇了遠離主流詩風。

　　拉阿夫還有一種與主流分道揚鑣的做法，那就是她極具個性的用詞。1920年代也是希伯來女詩人最早開始發表作品的年代。當時女性面臨很多困境，如種種文化偏見和成見。而且，希伯來語本身就被看作一種只有男子才有資格學習的神圣語言，女子無權使用。不過，這種不利局面倒也有助于創新，1920年代的男作家感到深受傳統詞匯和表述的束縛，而女作家倒可以使用更為靈活的現代語言。

　　拉阿夫獨具一格的用詞，在她給本土動植物命名上體現得最為明顯。她使用花草樹木的生僻名稱，有時引自《圣經》，有時取自佩克提克瓦早期拓荒者的個性語言。這種命名方式，也就暗示讀者無法像她這樣熟悉這片土地。通過這種獨特的用詞和詩體學，拉阿夫和其他希伯來作家區別開來，這種主動的隔離是本土主義的典型做法，但對拉阿夫來說，這也是身為少數群體的需要：一位本土女詩人如何來面對由歐洲男性把持的文壇。

　　有評論家認為拉阿夫的詩是“原始的”、“東方的”，與當時男詩人文雅的、歐洲的作品截然不同。這種評價可能會貶低拉阿夫的地位，但我覺得拉阿夫反倒能借此使自己強大起來。土地的貧瘠在她詩中變成了性感的源頭，比如詩中提到的薊草氣息。她的第一本書書名為“Kimshonim”，譯成英語便是“Thistles(薊草)”，在希伯來語中是個生僻的詞，只在《圣經》中出現過，而且是貶義。拉阿夫卻使這個帶有負面意義的詞變成了正面的、強大的詞語，只有真正土生土長的人才能理解。她將劣勢轉換為優勢，宣告對土地的所有權，這種宣告也就潛在地威脅到了男性的正統。正是因為這種帶有威脅的反常，評論家們才忽略了她作為女詩人的獨特性和創新之處，把她的詩歌視為猶太復國主義民族主義領域中的邊緣的本土現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