軍旅女作家創作現狀思考

　　新中國成立以來，軍旅女作家以其獨特的風格、出色的成就引起了讀者的關注。按照傳統，將新中國成立后文學發展史劃分為20世紀五六十年代、八九十年代和新世紀三個階段，相對形成了老、中、青三代軍旅女作家群。

　　20世紀五六十年代，軍旅文學幾乎是男性作家的天下，50年代中期，為數不多的軍旅女作家開始登上舞臺，茹志娟的《百合花》、劉真的《英雄的樂章》《長長的流水》、楊沫的《芳菲之歌》、李納的《涓涓流水》、曾克的《戰地婚筵》等引起關注。她們的作品與男作家有著明顯的不同，更多截取生活中的瑣事或情感，以女性特別擅長的細膩、敏感、柔情去傾訴對歷史巨變的沉思，禮贊在嚴酷戰爭環境下的人性美和人情美。

　　改革開放后，許多“50后”、“60后”青年女軍人投身文學領域，如王海鸰、成平、丁小琦、嚴歌苓、龐天舒、項小米、畢淑敏、裘山山、姜安、王曼玲、張慧敏、馬曉麗、燕燕等，她們大都以小說名世，如龐天舒的《藍旗兵巴圖魯》、項小米的《遙遠的三色槿》、裘山山的《男婚女嫁》、姜安的《遠去的騎士》、劉靜的《父母愛情》、王曼玲的《如花似玉》、鐘晶晶的《戰爭童謠》等。

　　上世紀90年代以來，以項小米、馬曉麗等為代表的女作家在軍旅長篇小說中迅速崛起。她們個個出手不凡，起點頗高，項小米的《英雄無語》、馬曉麗的《楚河漢界》、姜安的《走出硝煙的女神》及龐天舒的《落日之戰》等作品先后面世，以特有的視角切入戰爭和軍營，為女性寫作開辟了新的領域，打破了軍旅長篇小說領域中男作家一統天下的局面。在體裁上，新世紀的軍旅女作家亦呈滿目繁華之勢。在散文領域，龐天舒、斯妤、燕燕、王瑛、唐韻、劉烈娃、劉馨憶、文清麗等時有美文問世。在詩歌領域，辛茹、杜紅、阮曉星、康橋、尚方、張春燕等女詩人在軍旅詩壇佳作迭出，具有群體的開創性意義。此外，一些軍旅女作家適應時代的發展，探索文學作品與影視、話劇聯姻的道路，取得了不錯的成績。比較典型的有裘山山的小說《我在天堂等你》、王海鸰的《大校的女兒》等的改編。

　　這一時期，有的“50后”、“60后”女作家在部隊已經成名，本來有望在文學上走得更高更遠，卻因種種原因離開部隊，有的因此基本終止了軍旅文學創作生涯，無不令人遺憾。還有的人選擇了堅守，不斷歷練成熟，挑起軍旅文學的大梁，如龐天舒的《紅舞鞋》、劉靜的《戎裝女人》、王秋燕的《向天傾訴》、溫燕霞的《紅翻天》、王鳳英的《雄虓圖》等，成為新世紀軍旅長篇小說的碩果；裘山山的《落花時節》、馬曉麗的《云端》、項小米的《葛定國同志的夕陽紅》、王曼玲的《驚馬》等則是軍旅中篇小說的重要收獲。軍旅散文創作除了宏大敘事之外，還涌現了大量具有紀實品格的佳作，如裘山山的《跟著春草到美國》、龐天舒的《生命因你而動聽》、文清麗的《渭北一家人》等。這些作品在歷史和現實之間、在外部世界和自我內心之間的矛盾與沖突中，尋找著人類的真善美，表達了深厚的家國情懷、軍人情懷和人文關懷。

　　尤為令人可喜的是，新世紀以來，王甜、黃雪蕻、楊小瑞等一批“70后”、“80后”新生代女作家開始嶄露頭角，比起前輩，她們受教育條件更優越，眼界更寬，有更好的知識儲備、文學修養和寫作訓練，在創作中展示了與以往大異其趣的思想走向、審美情趣和語言風格。

　　新生代軍旅女作家的思想和精神愈加自由舒展，開始嘗試對軍營文化的多元表達，她們的作品既瞄準剛剛走出大學校門踏進軍營的青年男女，也將筆觸涉入廣闊的社會空間，如王甜的《集訓》《同袍》《昔我往矣》、黃雪蕻的《白云繞家》《美麗嘉年華》《青銅狂魔》、楊小瑞的《鎦金營盤》等。無疑，新生代女作家社會生活經驗上相對不足，就文本整體性、寬廣度和深度來說，還大多略顯稚嫩。但對于她們來說，邁出文學的成功一步，已預示出了更大的創作成就。

　　但同時，我們也要看到低谷和黯淡，那就是軍旅女作家青黃不接、后繼乏人的問題日益凸顯。上世紀八九十年代，軍旅作家群人才濟濟，不少作家30歲左右就產生成名之作，而今新生代明顯力量薄弱。未來的軍隊，由誰來書寫？“50后”、“60后”女作家還能否適應日益變化的時代？新生代女作家能否迅速成長，挑起時代賦予的重任？這些問題都十分令人憂慮。軍旅文學要打造新高地，當前緊迫的是要培養一個龐大堅實的立足軍營、堅守陣地的軍旅女作家群體，不斷增加人才厚度和“板凳”深度。

　　立足軍營、堅守陣地，要處理好“進”與“出”的關系。一方面要鼓勵更多的女軍人進入軍旅文學事業，建立健全有力的補充激勵機制。另一方面又要防止人才流失，尤其是隱性流失。有的女作家雖身在軍營，卻逐步向社會天地延伸與敞開，著力刻畫那些遠離部隊的人物或部隊邊角里的個人心事，這算是隱性流失。不可否認，由于軍旅文學意識形態色彩和軍旅作家身份的雙重淡化與模糊，將會有愈來愈多的軍旅作家突破軍旅，走出軍營，以軍人的責任感與使命感對國家的歷史、現狀與未來進行全方位、多層面的體驗、反思、認識與表達。但作為軍旅作家，根在軍營，創作源泉在軍營，創作軍旅文學作品應該是其主要任務。

　　其次，還要處理好“上”與“下”的關系。和平年代，軍旅文學的特質不再明顯。加上部隊成長起來的專業作家越來越少，新生代軍旅女作家大多由學生構成，作家缺乏軍營文化底蘊作支撐，面對當前新軍事變革的飛速發展，無從下筆就不奇怪。解決這一矛盾，要求作家處理好“上”與“下”的關系：所謂“上”，即密切關注和跟進新軍事變革偉大實踐；“下”即深入基層，把握廣大官兵的脈搏與廣闊軍營的現實矛盾，及時書寫當下軍旅生活，反映當代軍人的真情實感。大凡優秀的作品，都是“上”“下”結合得很好、一碰即響的經典之作。

　　此外，還要處理好“面”與“點”的關系。軍事文學創作園地里有很多未開墾的處女地，這需要作家積極尋找、認真耕耘。20世紀80年代，南京軍區女作家何曉魯，在參與寫作《陳毅傳》的過程中積累了大量素材，寫出了《元帥外交家》一書，影響很大。裘山山十次進藏，采訪收集十八軍進軍西藏的素材，目前，反映十八軍進藏歷史的文藝作品，大家公認她是代表性人物。康橋的長征情懷使她在長征這個富礦掘之不盡，張春燕長年尋訪西路軍，成就了一部優秀的《向東找太陽》。

　　最后，還要處理好“守”與“變”的關系。軍旅女作家們既要適應時代變遷，又要守住根本底線，必須警惕市場與金錢的功利性誘惑。求多求快的市場要求對作家的積淀是極大的耗費。因此，軍旅女作家必須堅守軍旅文學的核心價值和寫作倫理，保持軍旅文學的風骨與底色，避免在娛樂化、商品化的洶涌浪潮間隨波逐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