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長篇小說：在突圍中向著更深處掘進

　　2014年，長篇小說作家們大多懷著突圍的焦慮和沖動，以期獲得創新。突圍固然重要，但絕對不要輕易放棄陣地。突圍的目的最終是為了擴大陣地，是為了更好地掘進。

　　2014年的長篇小說收獲了不少好作品，無論是表現的內容還是寫作風格都是千姿百態，難以一言以概之。全年有數千部作品問世，我的評述顯然僅僅限于我的閱讀范圍。

　　寫實突圍

　　當代文學具有強大的寫實傳統，不得不承認，有時候我們的理論過于神化寫實傳統，甚至將其當成一種不可侵犯的東西，逐漸便形成一種思維習慣，它約束了作家想象力，而且也培育起一種寫實性的閱讀習慣，批評家依照寫實性來評論小說，習慣于尋找小說與現實的對應關系，仿佛對應關系越緊密，作家的寫作就越成功。現在，我們應該從寫實的堡壘中突圍出來。不少作家意識到了過于依賴寫實性所帶來的問題，他們的寫作有著從寫實性中突圍的嘗試。

　　范小青的《我的名字叫王村》是一部寫實突圍的成功之作，它向我們展示了在寫實性的疆域之外，還有著多么廣闊的文學空間。這部小說同時也在挑戰讀者能否跳出寫實性的閱讀習慣，否則你就難以讀出小說中的奧秘。范小青的構思建立在一個奇異的想象上，小說以一個妄想狂的精神病患者為主人公，他妄想自己有一個弟弟，這個弟弟也是妄想狂，他妄想自己是一只老鼠。范小青讓妄想狂的妄想體從他的頭腦中分離出來，從而構成了兩個互相依賴的人物，一個是主人公“我”，一個則是“我”妄想中的弟弟。“我”丟掉了弟弟，又去尋找弟弟。“丟掉——尋找”成為了小說的基本線索，也建構起一個關于主體性的故事。弟弟作為一個象征，寓意著當代社會在片面追逐現代化和城市化的情景下，人們喪失了自己的主體性，一切都被物質、經濟和權力牽著鼻子走。從這個角度說，我們每一個人都需要認真想一想是否丟失了“弟弟”——自己的主體性。范小青突圍寫實的成功還在于，她并沒有將小說寫成遠離現實的荒誕小說，而是將荒誕性與現實性融為一體，這是一種充滿理性思考的荒誕，具有真實可感的現實場景。范小青由此進一步深化了主題，當最后“我”回到王村時，王村的地幾乎都被征用，一片荒蕪。小說警示人們，主體性是與我們的家園聯系在一起的，失去主體性就會失去家園，這既是安居樂業的物質家園，也是安放靈魂的精神家園。

　　賈平凹具有很強的寫實功力，但他一直嘗試將一些非寫實的元素引入到寫實性的敘述中，以此開拓小說的精神空間。《老生》同樣采用了這種方法。小說講述的是百年歷史的長河，但賈平凹只截取了4個時段的4個故事，作者設計了一個在葬禮上唱喪歌的唱師，他身在兩界，長生不老，串起了漫長的4個時段，見證了幾代人的命運和時代變遷。賈平凹還將他閱讀《山海經》的體會糅進敘述之中，這也是他突圍寫實的一種嘗試。必須承認，突圍就是一種冒險，像賈平凹的各種非寫實的嘗試，勢必也使得他的講故事的本領施展得有些憋屈，這大概也是他的小說引起爭議的原因之一。

　　張好好的《布爾津光譜》說不上是突圍，因為作者本人就有一種非寫實的文學本能。這部小說帶有浪漫主義的特點，它的色彩效果顯然不是寫實敘述能夠帶來的。這部小說的浪漫主義特點來自于作者采用了一個亡靈的視角，而且還因為作者的敘述有詩化和童話化的傾向。我將張好好的敘述稱為主體意識流的敘述，其特點是，在小說中，人物的言行是非意識流的，而作者則以意識流的思維進行敘述。

　　觀念突圍

　　文學貴在獨創，但獨創性不是無根之水和無緣之木，它只能是在現有文明的基礎上進行發展和突破。因此，獨創性首先就是一種觀念突圍，既有的文學有可能形成一定的觀念和模式，這些觀念和模式是我們繼續前行的前提或保證，但如果完全囿于既有的觀念和模式，我們就只能在原地踏步。觀念突圍對于作家來說應該是一種常態，問題在于是否找準了突圍點。

　　儲福金的《黑白·白之篇》是一部勇于向自我挑戰的小說。作者擅長寫圍棋，上一部長篇小說《黑白》就是以圍棋為主題，將他對于圍棋如人生的思考都寫透了。新作再寫圍棋，如何實現突圍？儲福金過去借圍棋寫人的命運，這次反其道而行之，在這部小說中，他借人的命運寫圍棋。《黑白·白之篇》通過一群圍棋手的命運，表達了作者對圍棋之道的理解。在他的理解中，圍棋之道又和人生之道、寫作之道三者合而為一。這樣的寫法，固然會犧牲人物形象的豐富性，但也讓我們看到，只要作家勇于在觀念上突圍，同樣的題材也能有新的表達。

　　在觀念突圍中，西方現代思想成為作家們的重要資源。寧肯的《三個三重奏》就有這種影響的痕跡，但他的思想是從中國現實土壤里生長出來的，西方影響只是點燃炮仗的引子。小說的故事具有暢銷價值的傳奇性和揭秘性，一個大型酒廠的老板精心培育了一個親信，將其安插到官場的核心層，從而獲得權力最大化。但寧肯不想將它寫成一部官場小說或反腐小說，面對現實中的官場和腐敗他有自己的思考。所以，一個企業家與一個官員合謀貪腐的故事，被寧肯拆解為兩個關于情欲的故事，寧肯透過情欲看到的是政治欲望，于是他將官場內幕隱藏到背后，寫情欲與政治欲望以及政治權力的互文關系。

　　劉醒龍的《蟠虺》則將一個關于文物考古的故事裝在一個偵探小說的套子里，表達的卻是知識分子良知的主題，這讓我們看到了作家獨辟蹊徑后的“柳暗花明”。東君的《浮世三記》則是在小說觀上的突圍。這部小說看似講了3個世俗的故事，但東君完全截斷了故事與現實的關聯，人們的談吐言辭、一顰一笑，只與內心和身邊的人事相關。東君不在意故事的意義，而是表現出一種自我賞識的態度，我以為這是一種賞識故事的小說觀，賞識故事便會在韻味和文字上下功夫，東君以這種方式書寫世俗人生，也讓讀者在清朗的心境中體會文學的魅力。

　　戰爭突圍

　　為什么要特別強調戰爭突圍？因為戰爭題材一直是當代文學的重要題材，但也是讓人們備感失望的題材，雖然作品不少，然而真正令我們感到驕傲的沒有幾部。檢討其原因，就是我們的戰爭敘事形成了思維定勢，要從中突圍并不容易。不過，2014年的一些戰爭敘事小說讓我們看到了可喜的突破。

　　何頓的《來生再見》是寫抗日戰爭中的常德會戰，他以一個當代年輕人與當年戰爭中走過來的老兵對話的方式，將現實與歷史銜接起來。作者從意識形態化和英雄主義模式化等幾個方面突圍，提供了一種平民化的英雄敘事和去神圣化的抗日敘事，是一種真正人民歷史觀的戰爭敘事。

　　范穩的《吾血吾土》以新的視角去書寫抗日戰爭，他將中國遠征軍老兵與現代知識分子的命運相融合，表現知識精英的家國情懷。作品視角特別，氣勢也絲毫不弱于那些正面強攻的作品，同樣具有史詩性。

　　海飛的《回家》講述的是鄞州抗日根據地的故事，反映殘酷的戰爭卻用了一個非常溫馨的標題。戰爭分明與回家是相對立的，但海飛并非要刻意寫一個反戰小說，他尋找到了對立中的辯證法。那些傷兵們渴望回家，但在回家途中，戰火燒到了跟前，他們不得不投入戰斗，戰斗的目的最終還是為了回家。回家是一個非常動人的和平主題，這部作品也開拓了抗日戰爭敘事的視野。海飛坦言，他的構思受到了一部美國軍人回家紀錄片的啟發。年輕一代的作家更愿意從西方文化中汲取營養，從而在觀念突圍上走得更遠，這并不是一件壞事。

　　思想掘進

　　長篇小說是非常有分量的體裁，其分量不僅僅在于故事時空上的廣博，而且更在于其思想的厚度和深度。一部長篇小說，如果思想單薄的話是站不住腳的。關注一個年度的長篇小說時，必須關注作家們在思想上又有了多少掘進。

　　曉樺的《世紀病人》喚醒了我們的青春記憶，可以說是一個思想標本，因此不容忽視。曉樺在上世紀80年代曾是詩人，謳歌著理想和青春，《世紀病人》則讓我們發現，他始終沒有放棄他的文學理想。《世紀病人》就是他的精神成長史，面對世俗的喧囂，其文學理想似乎不合潮流，但他孤傲地堅守著，因此，這部小說也可以說是一名孤傲者的精神自白。

　　孫颙繼承了海派文學的啟蒙敘事一脈。他的《縹緲的峰》既寫了上海的高樓大廈，也寫了上海的里弄，并通過兩家人的恩怨勾連起從“文革”至今的社會思想變遷。海派文學啟蒙敘事最顯著的特點就是面向未來的眼光。小說主人公、優秀教師賴一仁投身商界，開發軟件，就因為他發現在現代化的時代，創造比立言更加重要，互聯網必將推動世界發生巨大變化。這樣一種面向未來的眼光，使孫颙的啟蒙敘事有了更加積極的意義。

　　王躍文不僅是官場小說作家，他的寫作路子很廣，而且是有溫度的，這一點在他的《愛歷元年》中得到了充分體現。小說中兩位年輕人的愛情雖然在社會風云的侵蝕下出現危機，但最終他們經受了考驗，共同提議將他們相愛的那一天定為“愛歷元年”。我以為，這個詞語就是王躍文最偉大的創造，他寫這部小說也是期待今后我們每一個人都記住自己的“愛歷元年”，如果這樣的話，我們的世界就會是一個愛的世界。徐兆壽的《荒原問道》是一部理念小說，作者是一位學者，與其說他在寫小說，不如說他在寫精神自傳，他在不斷地追問：知識分子的“道”在哪里。

　　寫實掘進

　　雖然我推崇寫實突圍，但這并不意味著寫實就是該拋棄的寫法。恰恰相反，寫實傳統仍有強大的生命力，2014年，不少作家堅持寫實傳統，繼續向縱深掘進。因此，寫實突圍與寫實掘進是齊頭并進的事情。

　　徐則臣的《耶路撒冷》顯示了“70后”作家在寫實方面的成熟和老練。作者盡管在小說結構上作了一些創新性嘗試，但小說最終是靠寫實性敘述來支撐的，因此它被稱為“‘70后’小史詩”。嚴歌苓具有強悍的講故事的能力，她從來不依賴形式上的花活，而是充分發揮寫實的魅力。她有著跨文化的優勢，能將東西方文學不同的寫實方式巧妙地化為我用，形成了一種左右逢源的寫實能力。嚴歌苓的《媽閣是座城》寫賭場生活，懸念叢生，細節逼真，情感動人。閻真的《活著之上》帶有閻真特有的自省，延展了《滄浪之水》對當代知識分子的拷問。

　　寫實傳統的優勢尤其表現在鄉土敘述上，但正因為如此，要在鄉土敘述上有所掘進也是很艱難的事情。關仁山的《日頭》、劉慶邦的《黃泥地》和葉煒的《后土》都是值得一提的鄉土敘述小說。《日頭》是關仁山“土地三部曲”的收官之作，仍然圍繞土地寫農村的變遷，新作將更多的筆墨花在寫新農民的精神裂變上，具有強烈的現實感。小說中還有不少魔幻內容，可以看出關仁山也有著寫實突圍的焦慮。但真正成就這部小說的還是他對鄉村的逼真書寫。劉慶邦的《黃泥地》繼續講述家鄉的故事，但在小說中，劉慶邦對農民的心理有著更深入細致的刻畫。“黃泥地”的標題表達了作者的嘆息：傳統鄉村清明、淳樸的人際關系就像陷入了黃泥地中，拔也拔不出來。葉煒的《后土》完全承繼了上世紀30年代的鄉土文學傳統，敘述平緩，細節綿密，地域文化色彩濃厚。

　　荊永鳴在《北京時間》里，還是以他特有的“外地人”的眼睛看北京，他看到了時間流逝中的變與不變，看到了和解與寬容。寫實的荊永鳴也因此提供了都市敘事的另一種角度。劉心武寶刀不老，其刀刃便是準確到位的寫實功底。在《飄窗》里，他透過飄窗看外面的世界，飄窗雖然是個人化的小視角，卻非常接地氣，從這里看到了人生百態。作家寫小人物，卻懷著大悲憫。

　　總的來看，長篇小說作家們大多懷著突圍的焦慮和沖動，以期獲得創新。但戰場上最忌盲目行動，所以應該在知己知彼的條件下選擇突圍，同時還要知道，突圍固然重要，但絕對不要輕易放棄陣地。突圍的目的最終是為了擴大陣地，是為了更好地掘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