認清優秀傳統文化傳承與創新的現實意義

　　習近平總書記不久前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八次集體學習時指出，歷史是人民創造的，文明也是人民創造的。對綿延5000多年的中華文明，我們應該多一份尊重，多一份思考。要重視中華傳統文化研究，繼承和發揚中華優秀傳統文化。

　　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是我們最深厚的文化軟實力，也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植根的文化沃土。怎樣對待本國歷史？怎樣對待本國傳統文化？這是任何國家都必須面對和解決好的問題。從本期開始，本報將陸續刊發訪談、綜述、言論等系列文章，關注、探討優秀傳統文化的傳承和創新。

——編  者

　　認清優秀傳統文化

　　傳承與創新的現實意義

　　作家蘇叔陽一直致力于傳播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創作了《中國讀本》《西藏讀本》等著作。《中國讀本》以15種文字在世界出版，介紹中華民族悠久的歷史、燦爛的文化以及對人類文明的卓越貢獻，發行1500多萬冊，被譽為中國圖書“走出去”的范例，2010年7月獲得聯合國藝術貢獻特別獎。如今，他以抱病之軀在創作之余擔任中國文化書院導師和太湖文化論壇副主席等職務，參與各種文化論壇，傳播相關理念。面對當下傳承傳統文化的熱潮，他更有著自己獨特的思考。

　　記  者：聽說您最近正準備修改《中國讀本》，您的《中國讀本》濃縮中國五千年的歷史，可想而知難度很大。您認為，這本寫中國歷史和傳統文化的書，什么地方打動了那么多外國讀者？

　　蘇叔陽：我們祖國和平崛起的腳步震動了世界，一個具有五千年文明史的古老的中國煥然一新，了解中國的歷史、文化和特質，就成了全世界都感興趣的事。《中國讀本》是在這樣的時代背景下受到歡迎的。在創作時我也做了比較細致的思考，除了對中國知識的介紹要力求準確這個基本要求外，還要熟悉外國讀者便于接受和理解的文字方式、思維習慣和一些技術性問題。比如中國有一些獨特的表述習慣和方式，中國人在說距離遠近數量多寡時常用九和九的倍數來形容多和遠，因為九是奇數的最大值，說天有九萬里、有九重天等等不是實有其數，而是形容其高或遠；其次，一些哲學上的名詞、概念如“陰陽”要給予明確的解釋，還有藝術上的概念、價值觀以及墨色的濃淡枯澀等，或者更細致的觀念境界，都要有淺顯而準確的解釋。其三，在寫到重大歷史事件、節點時，與世界史作對比，使國外讀者更容易知道彼此的異同。當然，更該找出中外歷史的相同之處，比如，人類大都在同一個歷史時期創造出陶器，但進步到瓷器，中國卻走在前面。這些是初次了解中國的外國人所感興趣的。

　　記  者：您是學習歷史和哲學出身，能否談談中國近百年來對傳統文化態度的轉變？

　　蘇叔陽：就我個人經歷來講，我生于1938年抗戰時期，那時中國人的民族意識非常強。日本人推行所謂“東亞共榮”的宣傳，受到中國人民的堅決抵制。現在仔細回想起來，從整體情況來評估，我以為近兩百年的滯后挨打的歷史，使我們對傳統文化批判多于繼承，否定多于肯定。這種思維的累積，在五四時期到了一個爆發點。五四運動的偉大之處是徹底的反帝反封建和為新生的共產主義運動做了準備，但卻對傳統文化作了否定。一個有悠久歷史的文明的發展和傳承，必須經過長期激烈乃至艱苦的血雨腥風的歷史考驗，上下求索，才能浴火重生。從1840年以來的近現代史到今天的百家爭鳴，我們終于有了充分的實踐和例證，以及正反兩面的經驗，來斬釘截鐵地肯定優秀的中國傳統文化是我們的靈魂之所系，是我們民族的脊梁。如果你相信實踐是檢驗真理的惟一標準，就應該相信五千年中華民族文明，是經過實踐檢驗過了的優秀文明，這是顛撲不破的真理。

　　記  者：在您看來，對優秀的中國傳統文化的傳承和創新的現實意義何在？

　　蘇叔陽：現在一個重要的命題是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優秀傳統文明是否具有同一性，也就是說它們是否可以共處或相容和互補。上世紀30年代，郭沫若寫過一篇文章叫《馬克思進文廟》，收在他的文集《地下的笑聲》里，我在上高中時讀過。這篇寓言式的文章，大意是：馬克思的靈魂到中國散步，無意中走進文廟，和正在吃早餐的孔子閑談，驚訝地發現，孔子竟然在兩千多年前就具有和馬克思同樣的人類終極理想。這個故事始終縈回在我腦中。后來這篇文章受到許多生硬的批判。我在寫《中國讀本》時讀到德國哲學家雅斯貝爾斯一個很著名的命題就是“人類文明的軸心時代”。他在1949年出版的《歷史的起源與目標》中說：公元前800至公元前200年之間，尤其是公元前600至公元前300年間，是人類文明的“軸心時代”。“軸心時代”發生的地區大概是在北緯25度至35度之間，這段時期是人類文明精神的重大突破時期，各個文明都出現了偉大的精神導師，比如古希臘的蘇格拉底、柏拉圖、亞里士多德，以色列的猶太教先知們，古印度的釋迦牟尼，還有中國的孔子、老子等等。他們提出的思想原則塑造了不同的文明傳統，也一直影響著人類的生活。而更重要的是，盡管中國、印度、中東和希臘之間有千山萬水的阻隔，他們在軸心時代的文明雖有不同，卻也有很多相通的地方。比如他們所研究的都是人與自然、人與人、人與社會、國家的關系，乃至人的本性和人類的終極理想等等哲學的基本問題。雅斯貝爾斯說：“這是終極關懷的覺醒。”

　　西方的文明特別是宗教文明，將自然和人類諸問題的解決寄望于人類外部超自然的力量，如上帝、真主等，而中華文明則寄望于人格本體和內心，講究修身和內省。西方宗教認為人類是被動的被拯救者，而儒家則力主人自身的完善。中華文明的本質或者說核心是“天人合一”與“和而不同”，很好地闡釋了人與自然的關系以及人類各文明互補的多元狀態的合理性，甚至邏輯性地預見了人類第四個文明期，即生態文明期的必然到來，以及人類終極理想社會，即“大同世界”美好理想的實現。

　　而西方世界的后現代主義思潮正在濫觴和漸次發展。它一面消解現代主義的利己和否定傳統的信條，一面舉起“尊重異者”的旗幟，以利他為高尚；東方文化、新儒學在西方漸次成為顯學。中西文明內在的相同價值觀和人類終極理想的一致性，在經歷了風雨和血汗的災難后，又出現了復歸文明軸心時代的跡象。自然，這不是復歸原始而是螺旋式上升，是對文明軸心時代的致敬和對先賢們的禮贊。

　　湯一介提出建構“新文明軸心時代”的設想，我認為這是他充分研究了中西方哲學發展現狀后做出的新鮮而又合理的設想，是他對現今人類哲學的一大貢獻，完全可以經過艱難的探索和實踐而達到目的。這也是人類進入“生態文明時代”的一面哲學、歷史學的旗幟。當然，實現這一理想，需要人類文明做出許多極其艱苦而辛勞的努力，但這不是空想，是能夠實現的夢。既然有2600多年前先賢們的輝煌史詩，今人沒有理由只去想象如何毀滅自己和地球家園，飛升到外太空。

　　從馬克思主義哲學的角度講，上層建筑最穩固的部分就是倫理道德。中國不是移民國家，有著五千年的文明史，它是一個由傳統倫理構建的社會，這是中華民族的根源。我們不分好壞把我們的根源一味地否定，是科學的態度嗎？

　　記  者：您覺得研究國學最大的價值是什么？

　　蘇叔陽：近年來我逐漸認識到，我們對國學特別是對儒學，有很多具有長期影響力的錯誤看法。這種錯誤的看法，阻礙了我們對傳統文化的傳承和創新的現實意義的認識，更阻礙了我們認識傳統文化的哲學意義。

　　首先，人們總認為，儒學是為統治階級服務的。我們回顧歷史，孔子的年代，有哪一個國君或地方統治者重用過他？尤其當他的儒學成為系統理論的時候，他走到哪個國家都被驅趕，最后只能自己收學生來傳播理論。所以，他的理論所制定不是為統治階級建立的。

　　可以說，中國歷史上的兩大流派，尊儒和反儒都是建立在政治學的基礎上的，忽略了儒學真正的核心意義。儒學的核心價值究竟是什么，我個人有不同的看法。

　　我認為，孔子思想的核心是大同世界，什么是大同世界：和而不同，大道之行天下為公。這是孔子對理想社會的終極想象。這個想象和共產主義理論對理想社會的終極想象有什么不同？《論語》的很多部分是告訴人們怎樣修身的，因為它認為修身是構建理想社會的手段，所以人們往往就把它最偉大的最根本的對人類社會終級的想象忽略了，只是簡單地把儒學當成了修身的技術性操作的手冊。

　　如果要用歷史事實來說話，中國是最早有哲學的地方之一。有西方學者對中國的哲學非常崇拜，這就引發了今天的這個問題：試問，兩千多年來，中國有哪一個大哲學家超過了孔子？幾乎所有的人，都只是在復述或反對他的思想。我們的哲學思想史有些不盡如人意。這個原因應當尋找。

　　在人類歷史的“軸心時代”，那些偉大的思想家對人類社會的終極理想提出了獨到的看法，這是人類不同文明第一次對終極社會的自覺。西方社會所說的天堂和東方所說的大同世界，都是理想社會的想象，只是構建的方法是不一樣的。比如西方認為要寄托于超自然的力量，所以宗教發展得很厲害。而中國人認為，達到理想世界和終極目標的手段，是內心的自我修養，是修齊治平，所以講究人類道德的自我完善。

　　《論語》講了許多人怎樣自我完善，它根本目的是創造和諧。和諧社會誰來建設？由內心自我修養完善的君子用禮來創造理想的社會，當禮崩樂壞時，就要求諸野，向群眾學習。這是很完整的理論。但多少年來我們把其終極理想忽略了，所以往往就把《論語》當成了一個修行的技術性的工具。其實孔子最主要講的是大道之行，講和而不同，我們說馬克思主義的共產主義學說是科學的，是因為他是從對資本主義的科學分析中得到的科學的推論，而不是憑空想象，在這種對終極理想的關懷中與中國傳統學說內核達到一致，這是我個人的看法。

　　記  者：習近平總書記說，“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是中華民族的精神命脈，是涵養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重要源泉，也是我們在世界文化激蕩中站穩腳跟的堅實根基”。您如何理解這段話？

　　蘇叔陽：我剛才已經談到了對儒學核心思想的新認識。實際上，新儒學的代表杜維明已經把王陽明的心學賦予了馬克思主義的新觀點，即思想對于行為的反作用力。高占祥提出思想力文化力，是一種很有突破的說法。而湯一介在談西方哲學的新的后現代主義時，說他們把個性解放換成了尊重他人，這跟我們儒學中的“泛愛眾，而親仁”有著相同的地方，這是我們的傳統文化和當代的西方哲學對話的地方。湯一介也在為當代社會尋找一個新的哲學命題，也提出來寄希望于一個新的軸心時代的到來，這說明中國傳統文化和西方新的哲學命題正在建立新的連接。所以，可以說傳統文化是未來主義的，也是共產主義的，它是對未來社會的回答。習近平總書記對傳統文化的重視證明他非常了解傳統文化的核心。

　　記  者：您談過“我每次見到一位溫文爾雅的漂亮明星，內心非常期望，能演出一個中華民族優雅而充滿感情的人物，但是我經常失望。我們的電影，在世界市場上不盡理想，不是技術問題，而是缺乏文化力”，您的這段話尖銳而深刻，作為文化大國的中國，我們的文藝家可以從傳統文化中學習到什么？

　　蘇叔陽：我非常熱愛電影，常常恨不得自己去拍電影，但我這20多年，抵制住了這種誘惑。因為我感覺到我沒有足夠的能力和學養，我們的文化素養確實還有待加強。

　　最近日本演員高倉健去世，中日都有很多人在紀念他，因為他是一個道德感很強的演員，非常講究東方的道德理念。現在亞洲電影，日本人、韓國人都有自己的特色，包括中國臺灣地區的電影，還保留著傳統的中國故事敘述的思維方式，觀眾一下就能理解和體會。但是現在中國的很多電影，一看就是在玩自己的東西。電影當然反映的是導演的精神和理念，但電影畢竟不是個人的東西，得尊重觀眾的傳統文化心理，電影是說給別人聽的故事，必須讓觀眾明白。不能深入理解傳統文化對中國人心理的影響，就不能摸準觀眾的脈搏。

　　就傳統文化對作家的影響而言，如果沒有嚴格的研究分析，我不能隨意評價某個時代的作家的成就究竟得益于什么文化，甚至包括對作家成就的評價，也是各有說法。我能說的是，真正有傳統文化底蘊和歷史觀的人，我能感覺到他是有自己的知識體系和坐標的，他對文化和歷史的認識是成系統的。當然，就這一點來說，我并不認為自己是一個成功的文藝家，我只是在寫自己心中的所感所愛。

　　實際上，人類的一切藝術都要歸結于有益于人類的生活。現在有些文藝工作者失去了內心的傳統道德和價值標準，但藝術重要的是傳達人類內心最美好的東西。有人在舞臺上把人類的不幸當作嘲笑的對象，我不能認同這種內心的不高貴和失去尊嚴的文藝。

　　記  者：您如今擔任中國文化書院導師和太湖文化論壇副主席等職務，一直在努力傳播中華傳統文化，您覺得當下的國學環境如何？

　　蘇叔陽：當前學習中國傳統文化有兩個阻礙，一個阻礙是對國學本身的不理解、不精通，沒有好好下功夫。面對中國古典的文化哲學，首先我們應該抱著謙虛的態度，認認真真地了解先賢們究竟說了什么。先賢所談的也是經驗之談，但他們的思考比我們豐富，因為他們那個時代有時間去思考。而且，他們的思考是建立在行走的基礎上。我們不能輕易地就批判某個傳統，而是要結合當時的歷史條件來考慮。

　　第二個阻礙是很多時候我們不但不能通古今，更不能通中外。就像我剛剛講《中國讀本》的寫作，想要把中國文化傳播到國外去，你一定得要了解外國人到底想知道什么，怎么便于他接受，這是對外國讀者的尊重。這也是《中國讀本》之所以在外國受歡迎的重要原因。首先要為外國讀者掃除文化上的障礙，否則很多東西他們看不懂。比如我給外國人講中國人所說的一見鐘情，用中國詩歌舉了《過城南莊》的例子“去年今日此門中，人面桃花相映紅。人面不知何處去，桃花依舊笑春風。”他們聽得心領神會。我們不要老說宣傳自己，認認真真介紹自己就好了。

　　目前，我們面臨一個新的前所未有的歷史轉折期，有機遇也有挑戰，我們應該走進群眾中間，讓廣大群眾清楚我們在做什么，讓他們了解我們要推行的這些文化理念。我們要有清晰的目標，來展現我們的傳統文化和理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