愿人間愛歷永遠

　　長篇小說《愛歷元年》出版了。我很得意于“愛歷元年”這個書名，這是我的原創。這個書名，既是小說的一個情節，也是我對書中人物的美好祝愿。

　　《愛歷元年》的創作初衷是想寫知識分子的中年危機。早些年，我曾以為自己得了抑郁癥。我不停地追問生命的意義，追問自己生活的意義，尋找新的創作突破點，卻找不到答案。那是一種內在的走投無路感，一種荒寒與虛無。我周圍的朋友也有這樣的情況。他們很多功成名就、家庭幸福，卻像一個個空心人，天天呼朋喚友，時時又說空虛寂寞，找不到內心真正的充實快樂。人過中年，生命短暫，意義還沒有敞亮顯現。我想把它寫出來，也想在小說的寫作過程中繼續探尋。我想，孤獨、荒寒和虛無，是不是就是人類真實而無法解脫的宿命？

　　可是，這部小說寫下來，骨架搭建在一對尋常夫妻的情愛生活軌跡上，小說的走向卻偏離了我開筆前最想表達的悲觀主題，越往后寫越溫暖、寬容和悲憫，人性自然而然地向善與愛升華。到最后，每一個人物都在反省和懺悔中學會了去愛別人，自己因此也得到救贖，得到愛。他們都找回了自己的愛歷，并愿意將愛歷續寫下去。

　　為什么會這樣？應該說，我在寫作過程中嚴格遵循了生活的規律，也嚴格遵循了我內心聲音的指引。這不是一種粉飾生活的寫作，也不是為了媚俗，而是我在生活中切切實實感受和思考到的，只有懺悔、寬恕、付出愛，人類才有希望。人可以自我救贖，可以給予愛，可以高擎著寬恕和愛的明燈走得更遠。正像托爾斯泰寫《安娜·卡列尼娜》的過程，他一旦深入到女主角人物的內心，就不得不去救贖她。

　　我也思考過小說中的人物命運。孫離和李樵、喜子和謝湘安，他們的情感是人性的，若以簡單的道德判斷，他們又是不道德的。這個命題本無新意。孫離愛李樵，愛得很簡單，在這份感情上他并沒有負罪感，也沒有自律，他對李樵的愛并非自覺的放手。有讀者批評我沒有寫出人物在情感和道德沖突中的靈魂反省和痛苦掙扎，我覺得是過高估計了當代人的道德自律。道德的嚴格自律只可能發生在內心力量非常強大的人身上。孫離不屬于精神上的苦修者，他不是《卡拉馬佐夫兄弟》中的伊凡，時時在懷疑、思辨和掙扎，當然他更不是阿廖沙，時時警惕自己不要變成壞人。但孫離內心有一種本能的向善的力量，他還能愛，有不忍，有正義感。就讓他活在一種淡灰色卻又向著光明的空氣中吧。那是一種就要亮起來卻又融合著陰影的光線。我有意把李樵與孫離的分手寫得突兀決絕，不作交代。生活中有太多秘密，每一個人的背后都有無法透視的地方，有些秘密是無害的，我們就讓它保留著吧。

　　喜子和謝湘安的情感也會受到質疑。有人認為謝湘安不可能愛上一個比他年長那么多的女性。在一個物欲橫流、把女性當成性消費品的時代，年輕美貌的女性才有消費價值。但喜子和謝湘安之間的情感不是互相消費。他們互為鏡子，他們發現對方的美好與溫暖，又在對方身上印證了自己的美好與溫暖，所以他們把彼此照亮了。這是他們之間愛情存在的理由。喜子最終選擇分手，是因為她比孫離更善良，更愿意為他人考慮。

　　我很喜歡日常化的寫作，拒絕宏闊的場面、離奇曲折的情節、故作新意的敘述方式，習慣把故事講得順暢好讀、耐人尋味。寫生活的日常狀態更能反映生活的本質。比如寫出扎實而豐滿的細節，它讓我們感到那些流逝了的時間不那么空洞而無意義。他們吃過的飯、看過的天空、走過的街道，他們說那一句話時浮現的笑容，通過小說的書寫，這些都定格在時間里，浸潤在意義里。仔細想想，我的那些受讀者喜愛的小說都是從生活細小處寫起的。也許寫好日常狀態的生活，正是當今中國所需要的，而日常敘事也是不好把握的、有難度的。

　　但是，僅僅這樣就夠了嗎？肯定不夠。《愛歷元年》同樣是一部尋問之書、追尋之書。我愿意通過這部小說，喚起讀者對自己生活的思考。

　　我是個很不自信的作家，時刻反省著自己的平庸。我很羨慕別的作家提筆就是家國天下，動輒就是宏闊長卷。我寫不了上下五千年，縱橫三萬里，只好寫日常生活。寫日常生活，未必就不是文學。《愛歷元年》也是一部情愛之書、命運之書與人性之書。我希望在小說中能多角度呈現情愛世界里欲望的沖撞、內心的迷亂和人性最終對善與美的升華。過去二三十年，中國人走得太快了，很多事情都沒有想清楚，我們倉促間就上路了。不管是彎路、歧途、迷宮，我們都大踏步地走了過去。現在，到了應該慢下來、停下來，好好想想的時候了。這部小說通過對一對知識分子夫妻的情感婚姻生活軌跡的描摹，對中國人過去二三十年間的精神走向、靈魂沉浮、情感形態等進行回望，同時草蛇灰線地勾勒了這些年中國社會世相的種種變遷。

　　寫完這部小說，我的內心很明亮。我也希望能給讀者朋友們帶來生活的明亮和溫暖。我希望我寫出了幾個平凡而又美好的人物，他們就在我們身邊，他們應該得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