弗朗茨·卡夫卡逝世90周年：卡夫卡研究在中國

弗朗茨·卡夫卡     右上：我國翻譯出版的九卷本《卡夫卡全集》  右下：卡夫卡部分作品中譯本

　　作家弗朗茨·卡夫卡被譽為歐洲文壇的“怪才”、西方現代派文學的宗師和探險者。作為一個主要生活在奧匈帝國時期的明珠城市布拉格、用德語寫作的猶太作家，卡夫卡的名聲與影響正在與日俱增，有關卡夫卡的研究似乎已經成為了一種“顯學”，卡夫卡的一切都引人關注。 卡夫卡于1883年7月3日生于布拉格，1924年6月3日病逝于維也納附近的基爾林療養(yǎng)院，一周后葬于布拉格的猶太人公墓。對于喜歡甚至迷戀卡夫卡的讀者來說，2013與2014年均可算作是“卡夫卡年”，因為2013年是卡夫卡誕辰130周年，2014年是卡夫卡逝世90周年。

　　美國當代女作家、評論家喬伊斯·卡羅爾·歐茨指出，卡夫卡是20世紀的最佳作家之一，“且已成為傳奇英雄和圣徒式的人物；正如奧登在1941年說過的那樣，就作家與其所處的時代的關系而論，卡夫卡完全可與但丁、莎士比亞和歌德相提并論”。正是這句簡短的評點使中國的少數學者日后率先敏銳地發(fā)現并注意到了卡夫卡的杰出和偉大。

　　然而，卡夫卡生前幾乎默默無聞，他的作品只有極少數是在生前發(fā)表的。他的第一部小說集《觀察》第一版共印了800冊，5年后還有一大半積壓在倉庫里。卡夫卡自己說，在布拉格一家著名的書店里，幾年來共售出了11冊書，“其中10冊很容易找到買主，因為是他自己買的，不過，他一直想知道究竟是誰買走了那第11冊？”盡管他的摯友布羅德早在1916年就指出，卡夫卡是堪與當時德國著名作家霍普特曼等人媲美的第一流大作家，但他的這種評價在當時卻并沒有受到人們的關注和重視。卡夫卡作品第一個法譯本的出版是1928年，這時卡夫卡已經去世4年了。二戰(zhàn)后，經歷了一場噩夢的歐洲終于發(fā)現了卡夫卡的價值和意義。1950年，隨著布羅德新編的9卷本《卡夫卡文集》的出版，一股“卡夫卡熱”很快遍及西方文壇。隨后，各種現代主義、后現代主義流派，如荒誕派、新小說派、存在主義文學、黑色幽默、魔幻現實主義等，都紛紛去卡夫卡那里尋找淵源和靈感。1962年，薩特在莫斯科和平和裁軍會議上把卡夫卡比作東西方意識形態(tài)的一塊試金石。1963年，在卡夫卡誕辰80周年之際，當時東歐社會主義國家的批評家和西方共產黨員文藝評論家一起在卡夫卡的家鄉(xiāng)布拉格舉行了“卡夫卡學術研討會”，自此以后，社會主義國家的批評家也開始關注、思考并研究卡夫卡。

　　在中國，在很長時間里讀者對卡夫卡都是比較陌生的。以筆者所看到的材料來看，中國最早提及卡夫卡名字的是茅盾，他在《小說月報》第14卷第10號(1923年10月)《海外文壇消息》專欄中發(fā)表了《奧國現代作家》一文，文中寫道：“從那絕端近代主義而格特司洛，而卡司卡(Franz Kaffka)，萊茵哈特(Emil Alphons Rheinhardt)以至于維爾弗(Franz Werfel)，都是抒情詩家，而且都可算是表現派戲曲的創(chuàng)始人。”茅盾將卡夫卡譯為“卡司卡”，將卡夫卡評述為“抒情詩家”、“表現派戲曲的創(chuàng)始人”，顯然頗為隔膜，可見當時茅盾對卡夫卡的了解非常有限。1930年1月趙景深撰寫的《最近的德國文壇》一文發(fā)表于《小說月報》第21卷第1號，文中有關卡夫卡的評述達500余字。這次卡夫卡被譯為“卡夫加”，文中尚有許多不實之詞。1936年6月1日，趙家璧譯的德國作家雅各布·沃塞曼(Jacob Wassermann)撰寫的《近代德國小說之趨勢》發(fā)表在《現代》雜志第5卷第2期上，文中有一小節(jié)為“猶太作家考夫加”，卡夫卡被譯為“考夫加”，文中對卡夫卡的介紹語焉不詳。1944年孫晉三在重慶《時與潮文藝》第4卷第3期上發(fā)表了題為《從卡夫卡說起》一文，這大概是國內第一篇專門介紹卡夫卡的短文，卡夫卡也終于有了現在這個譯名。

　　1948年天津的《益世報》刊登的由葉汝璉翻譯的卡夫卡日記片段，大概是國內對卡夫卡所寫的文字的最早翻譯。在解放后的頭10年，據楊武能回憶，“大學外文系德語文學專業(yè)的教材中和課堂上根本不提他的名字；在一部1958年出版的影響很大的文學史里，哪怕批評的話也沒有一句”。1966年，作家出版社曾出版過一部由李文俊、曹庸翻譯的《〈審判〉及其他小說》，其中包括卡夫卡的6篇小說：《判決》《變形記》《在流放地》《鄉(xiāng)村醫(yī)生》《致科學院的報告》《審判》。但這部小說集當時是作為“反面教材”在“內部發(fā)行”，只有極少數專業(yè)人員才有機會看到。1979年《世界文學》刊登的署名丁方、施文的文章是國內第一篇比較全面而系統(tǒng)的評介卡夫卡的文章。隨后，卡夫卡的“幽靈”便迅速在中國大江南北游走彌漫，在各種文藝刊物上拋頭露面。1981年底錢滿素先生滿懷激情地寫了一篇《卡夫卡來到中國》的文章，宣布卡夫卡在世界上蹉跎了半個多世紀后，終于在中國“安家落戶”了。

　　因此，可以說，中國的卡夫卡研究實質上是從上世紀70年代末80年代初開始的(臺灣對卡夫卡的譯介和研究比大陸要早20年，50年代末臺灣大學外文系的學生白先勇、陳若曦、歐陽子等就在他們主辦的《現代文學》雜志上介紹卡夫卡，1960年出了一期《卡夫卡特輯》。當時卡夫卡是隨同薩特、加繆和存在主義一起進入臺灣的，但臺灣的卡夫卡研究并沒有取得突出的成就)。1979年至今，我國的卡夫卡研究取得了豐碩的成果。卡夫卡不僅成為我國學者關注最多、研究最多的外國作家之一，對我國新時期文學創(chuàng)作也產生了極其深遠的影響，卡夫卡的小說還被選入中學課文，成為千家萬戶普通讀者的閱讀對象。卡夫卡對中國當代作家的影響深遠，這些作家主要有莫言、宗璞、余華、格非、馬原、徐星、劉索拉、皮皮、蔣子丹、殘雪等。可以說，卡夫卡影響了整整一代中國作家。時至今日，卡夫卡幾乎成了一個時髦、現代、復雜、悖謬、荒誕、空虛，甚至房子、家具、裝飾等的文化符號，為無數讀者所喜愛，甚至熱捧。“今天的任何一種文學語言都明白形容詞‘卡夫卡式’或副詞‘卡夫卡式地’是什么意思。”“卡夫卡主導著一切！”“卡夫卡之后，所有文學都變成卡夫卡式的了。”雖然不能說世界已經都變成卡夫卡式的，但卡夫卡式的已是世界的重要組成部分，或者說重要特征之一了。

　　搜尋中國知網(2014年5月20日)，我們發(fā)現自1979年以來國內發(fā)表的有關卡夫卡的研究文章有一千余篇。其中1980年以前3篇；1980-1990年38篇；1990-2000年113篇；2000-2010年698篇；2011年至今已有395篇。這些論文的研究領域主要集中在如下幾個方面：卡夫卡的身份歸屬問題，卡夫卡創(chuàng)作的基本特征、主要作品研究，卡夫卡與其他作家、尤其東方作家的關系研究。當代美國理論家詹姆遜說：“卡夫卡的主題，無外乎以下三種：俄狄浦斯情結或自慚形穢的內疚感；官僚專政或現代性的反面烏托邦；上帝、我們與上帝的關系或我們與上帝缺場的關系。”這三種主題也是我國學者集中思考和探討的問題，只不過其中的順序略有不同。

　　在西方學界，最早傳播、闡釋、翻譯卡夫卡作品的是布羅德和繆爾，他們一開始更多地強調的是卡夫卡作品的形而上意義，放大了卡夫卡作品的預示性意義。他們主要將卡夫卡看作是一個追尋上帝的現代圣人，通過他的作品規(guī)勸讀者過一種道德完善的生活，而《城堡》就是一篇宗教寓言。隨后存在主義作家開始注意到了卡夫卡作品中的“存在”意味。加繆、波伏瓦、薩特都對卡夫卡有過專門的評述。考夫曼編著的《存在主義》一書中，干脆就將卡夫卡納入其中。這以后西方學者對卡夫卡的解讀和研究發(fā)生了很大的分歧：東歐學者開始注意到卡夫卡作品對官僚機制的嘲諷以及對法西斯主義的寓言，同時也認識到了卡夫卡作品對異化世界的描繪和諷刺；西歐學者則更注意卡夫卡作品的形式，甚至將卡夫卡的作品當做一種半私人化的文字游戲。比較而言，中國學者對于卡夫卡研究從一開始就不滿足于僅僅從簡單的社會、歷史角度進行研究，他們通常直接借用馬克思的“異化”理論或其他相關理論來進行闡釋和研究，譬如《變形記》，學者們一般認為這是一篇“表現‘異化’主題的代表作”。這方面最為突出的成果當屬葉朗的《卡夫卡——異化論歷史觀的圖解者》一文，日后從異化理論闡釋和研究卡夫卡的著述，很難超越此文。

　　20世紀70年代以后西方學人的卡夫卡研究開始轉向，他們不再滿足于對卡夫卡及其作品進行宗教研究和道德化解讀，更注重對其進行解構主義批評和社會政治批評。這方面的代表作有考恩戈德(Stanley Corngold)1988年出版的《弗朗茲卡夫卡：形式的必要性》。卡夫卡儼然被看成了一個解構主義尚未出現之前的解構主義者。另外，伊麗莎白·博厄(Elizabeth Boa)的《弗朗茲·卡夫卡：信件和小說中的性別、階級和種族》(1996)和吉爾曼(Sander L. Gilman)的《弗朗茲·卡夫卡：猶太病人》(1995)則被認為是“文化研究”的杰作。20世紀90年代后，中國學者也漸漸拋開“異化”說，開始從心理學、社會學、宗教學、敘事學、符號學、結構主義、后結構主義、女性主義等多種角度來分析和闡釋卡夫卡的作品，從而使我國的卡夫卡研究出現了一種新氣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