戲劇抑或電影，這是個問題

　　《朱莉小姐》改編自斯特林堡同名劇作，由德國邵賓納劇院演出。原作是一出自然主義悲劇，導演將其中自然主義因素剝離，著力勾勒主人朱莉小姐、仆人讓及其未婚妻克里斯汀間的關系：主仆權力層級關系及其顛倒；克里斯汀與前二者間形成看與被看之關系。

　　許多觀眾未及細想，導演為何選擇這個劇本，以為只是截取其中精華加以改編，并通過精巧、精確的調度，將之一氣呵成地呈現在屏幕上，因此，感慨于導演在這方面的深厚功力。簡而言之，許多觀眾認為，這出戲是在告訴我們，如何在舞臺上一氣呵成地拍攝一部電影。當筆者翻檢看戲時所記筆記、打算做一番批駁時發現，這出戲的癥結，其實就在于，導演為何選擇《朱莉小姐》這個劇作，繼而作了如此改編。

　　該戲其實是在探討一種戲劇觀念。導演是將《朱莉小姐》作為一個隱喻，思考電影與戲劇的主仆關系，力圖將格洛托夫斯基深入探討過的議題在舞臺上呈現出來。在隱喻意義上，讓是電影，朱莉小姐是戲劇，而克里斯汀則是一個正在深思前二者關系的旁觀者。觀看這出戲的樂趣是在戲劇思維上：導演試圖表達什么？用了何種手法？是否完成了其訴求？有意義嗎？觀眾將作何反思？

　　如果將電影與戲劇的關系看作是一出戲的情節，那么，這出戲開始于電影在被戲劇引誘之后，已經占據了主導之時。對應于《朱莉小姐》，也即開始于讓占據主導之時。而讓與朱莉此前的關系，則成為電影與戲劇此前關系的一種鏡像，電影與戲劇現時的狀況，已在舞臺上呈現出來，而它們此前的關系，則借由讓與朱莉此前的關系提醒觀眾注意，從而使兩種關系都保持完滿，也使這出戲保持完整。

　　電影的主導性體現在，這是一部事先拍攝好的無聲電影。電影中有一個鏡頭，是克里斯汀倚窗而立，窗外在下雨，但現場并未下雨。這一點可以證明，它是一部事先拍攝好的電影，而不是由攝影機現場拍攝、剪輯而成。至于“無聲”，也可在這一幕中得到證明。左側舞臺工作人員、演員始終盯著桌上的電腦，看著同一部電影，以便精確地配上各種聲音，但他們并未制造出下雨聲，觀眾也沒有在電影中聽到。因此，這是一部無聲電影。

　　因為這是一部事先拍攝好的無聲電影，因此，不可更改，不容侵犯，主導性由此而現。舞臺上演員所做的一切，都是在精確地配合電影，不敢有一絲怠慢，于是，它們集體成為一個隱喻，戲劇作為電影仆人的隱喻：演員們看似井然有序，實則著急忙慌地騰挪攝影機，是一個隱喻；左側舞臺上兩個演員(有時只有那個女演員，男演員偶爾去幫忙干點其他事情)始終盯著桌上的電腦，配上各種音效，也是一個隱喻；旁白演員由左舞臺到右舞臺，又由右舞臺到左舞臺，繼而，兩位男女旁白演員一左一右，似乎又成為左右聲道的隱喻……而這個電影仆人的隱喻，最完美地體現在以下細節中：電影里，克里斯汀正在脫衣服，只見左舞臺男演員也迅疾拿過一塊布，模仿著這個動作，以便制造出脫衣服可能發出的聲音，但事實上，劇場很大，聲音太小，觀眾、至少大部分觀眾根本聽不到這個聲音——也即，雖然不一定見效，但始終亦步亦趨。聯系下雨聲，戲劇作為電影仆人的形象得以完滿：盡管竭盡全力，但終有不可至之處。

　　然而，正是在這種仆人隱喻的反復疊加中，另一種感覺凸顯出來。作為觀眾，到演出中段，看著電影中克里斯汀清晰的臉龐、憂愁而絕望的眼神，更想看清舞臺上那個活生生的克里斯汀。也就是說，這出戲并未背離戲劇本體，相反，觀看上的缺失是為了確證存在的必要。它力圖讓觀眾確信——借用羅蘭·巴特的著名論斷——電影只能提供身體的表象，而不是身體本身。電影中身體的缺席，更加強了觀眾希望在劇場中看到、感受到身體的渴求。但在這出戲中，由于電影中相對應的特寫、切分等各種剪輯鏡頭，舞臺上的身體在觀眾感知上實則已經被肢解，變得十分模糊。

　　這是導演對于戲劇的確信，卻并非戲劇現狀。很大程度上，克里斯汀、導演與觀眾，呈現為某種“三位一體”。克里斯汀代表著導演，作為一個旁觀者看著這一切。而這，又是為了讓觀眾拉開距離，或者給予觀眾一個拉開距離的視角，從而可以思考導演所欲傳達的想法。但旁觀，意味著清醒而又無奈，欲有所為，卻無能為力——克里斯汀憂愁而絕望的眼神，清楚地表達了這一點。

　　最后，朱莉小姐自殺了，也就是說，在隱喻意義上，戲劇自殺了。朱莉自殺是因為她勾引了讓，也即，將讓納入自己的生命歷程中，可以說，讓雖然誘導了朱莉的自殺，但歸根結底，朱莉確實是自殺，因為正是她，主動勾引了讓，并自以為始終占據著主導權。這就是導演在隱喻意義上提出的問題：戲劇將電影引入自身后，還一直占據著主導權嗎？它是在引火燒身嗎？這是自殺之舉嗎？……而最終的問題是，朱莉小姐死了，但，戲劇死了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