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報告文學：新話題 新敘事 新方陣

　　丁曉原：今天的報告文學境遇已大不同于10年前了。其時，圍繞這一文體還有存廢之議。現在的實際恰是相反，正如杰克·哈特所說，“讀者對現實題材的故事興趣高漲”，“虛構文學在美國讀者心中的地位日趨下降。根據《大西洋雜志》的報道，在1982—2004年間，在美國閱讀小說、戲劇和詩歌的讀者人數比例下降了10個百分點，跌至歷史的最低點47%，而非虛構文學的讀者卻在不斷擴大”。中國的情況也具有某種近似性。在全媒體時代，報告文學的文體功能在轉型中得到了強化。當下關于報告文學文體的討論，盡管依然有著不同的聲音，但大都指向寫實性文體的建設，旨歸于建構非虛構性敘事的審美倫理。對于創作情況的評估，我們很難以年度作為時間單位進行合適的把握，但每一年的報告文學也總有一些獨屬于這一年的情狀。中國報告文學學會發布的2013年報告文學排行榜，大致呈現了這一年這一文體的基本格局。就創作的內在而言，“中國夢”成為年度報告文學大寫的核心主題；而回到非虛構性敘事本體敘說中國故事，則正在演化為體類寫作的審美通式。報告文學作者中既有許多名家，也不乏新的面孔，而且跨界寫作已成風景。這樣的結構生成了報告文學發展的活力。

　　王  暉：在我看來，你的這些認識是符合以報告文學為主體的整個非虛構文學的當下境遇的。與10年前相比，報告文學的生存環境得到了許多改善，至少在文學界是這樣。這也令我想起2005年李陀說的一段話，他認為：“就近半個世紀文學的實際情況來看，非虛構文學發展非常快，而且其影響力正在超過虛構文學，在很多國家書店的文學類書架上，非虛構的作品數量甚至已經超過虛構性文學作品，喜愛閱讀非虛構文學作品的讀者數量也在急劇增加，或許數量更為龐大。這已經成為事實，而且是任何做文學研究和文學批評的人都絕不應該忽視的事實。” 在以手機、平板電腦等為代表的新型媒體面前，看上去以紙媒為主要依托的邊緣化的文學，正在轉換它的呈現方式，以應對將新型媒體作為“身體的一部分”的“90后”、甚至“00后”們的需求。呼應“中國夢”的時代主旋律，正是2013年報告文學的顯性特征，多部(篇)以各式之“夢”為內容的作品是對此最好的印證。而致力于非虛構敘事的藝術探求，則使得這一年的報告文學更具文學魅力。

　　中國夢：時代話題的書寫

　　丁曉原：無疑，“中國夢”是2013年最為重要的熱詞，它標志性地反映了我們這個時代新的重大主題。中國夢，是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理想，是達成國家富強、民族振興、人民幸福的中國愿景，是中國力量、中國精神的凝聚。作為時代文體，2013年的報告文學敏銳地感應時代的回響，迅捷地抒寫中國夢這一時代話題，以積極的姿態參與新的時代精神的表達。李春雷于2013年初在《人民日報》發表的作品，直接以《我的中國夢》命題，開啟了本年度報告文學寫作的“夢之旅”。《我的中國夢》的主人公是航空報國、以身殉職的羅陽，作品真實地還原了羅陽生命最后時刻感人的現場，并且通過有機地穿插人物生命歷程中的重要段落，在有限的篇幅中富有表現力地呈現出了羅陽的成長軌跡和崇高精神，作品同時體現了李春雷善寫短篇主旋律報告文學的鮮明風格和卓異能力。黃傳會的《國家的兒子》以“國家的兒子”定義羅陽形象的精神本質，以長篇的規模全面細致地敘寫英模的故事。《江邊中國》是何建明“蘇南系列”中繼《我們可以稱他為偉人》《我的天堂》后推出的重要作品。《江邊中國》敘寫的是蘇南永聯村及其帶頭人吳棟材的創業史。“江邊”與“中國”融合成富有意味的宏大意象，由此既宏闊又典型具體地反映了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的壯美畫卷，是偉大中國夢的生動篇章。

　　王  暉：你說的這些作品的確可以代表2013年報告文學對于中國夢這一宏大主題的形象詮釋。我想，無論羅陽還是吳棟材，甚至是王宏甲、劉建合寫的《農民——中國一戶農民的百年歷史》中的茂德公家族，都表現了“中國夢——我的夢”這一鮮明特征，將個人榮辱與國家興亡緊密結合起來，這正是“國家好，民族好，大家才會好”的體現。

　　此外，2013年一些作品對于中國水生態的關注，也在另一個層面上呼應著“夢”之主題。裔兆宏在《美麗中國樣本》中對南水北調工程的關注、秦嶺書寫農村飲水安全工程建設的《在水一方》等都是如此。陳啟文發表于2013年的《呼倫貝爾的憂傷》和《湘江，誰為你哭泣》，選自他直面水危機和水利問題的長篇報告文學《命脈》，敢于“碰硬”是陳啟文非虛構寫作的鮮明印記，而如何“碰硬”，或者說怎樣表述這些“硬題材”，則既是方法問題，也是“立場問題”。陳啟文似乎并不是一個樂于“命題作文”和“歌舞升平”的人，他更像是一個“獨行俠”。對中國水利和水情的憂思與追問，是陳啟文這部作品的主旋律。某種意義上說，這是一部“問題報告文學”。令人欣慰的是，作者沒有止步于對“問題”的揭露，也沒有表現出悲觀與絕望，而是在揭示真相、正視事實的同時，寫出了信心和希望。

　　丁曉原：報告文學大寫中國夢的時代主題，正體現了這一文體獨特的現實價值。時代生活豐富多樣，人民譜寫中國夢的偉大事業波瀾壯闊。2013年，報告文學多方位地展示中國夢的多姿多彩。傅寧軍繼《大學生村官》后推出《淬火青春——大學生從軍報告》，部隊是熔爐，飛揚的青春可在這里淬火。作品以獨特的視角，攝照了部隊新人新的風采、新的業績，以強軍夢實現中國夢。李玲修的《乒乓中國夢——走近蔡振華團隊》以銀球之夢闡釋中國之夢，作品由“丟杯”而“奪杯”再“保杯”設置結構，全篇28章、40多萬字，不僅寫出了中國乒乓夢之隊30多年的夢想史、拼搏史和光榮史，也生動凸顯了團結拼搏、振興中華的中國體育精神，這種精神是中國脊梁，是實現中國夢的民族精神。張文寶的《水晶時代》選取江蘇東海縣水晶致富故事，雖為一地一事的報告，但其旨甚大，既是具體的東海農民到非洲艱辛淘水晶的故事，也是宏大的中國農民史詩的一部分。作品以普通農民的創造之美，“給全國農民一個‘中國夢’”。中國夢與美國夢有相通之處，張文寶的敘事，以中國故事印證了詹姆斯·特拉斯洛·亞當斯在《美國史詩》中所指說的，“美國夢絕不僅僅是汽車和高收入，而更多的在于每一個男人和女人，都可以憑自己的能力實現最高的社會地位和認可，不論他們出生時的富裕狀況和家庭地位。” 《水晶時代》讓讀者真切地感知，每一個勤勞智慧的中國普通人實現夢想的可能與現實。

　　王  暉：談到多方位展示“中國夢”，傅寧軍的《此岸，彼岸》、張雅文的《百年鐘聲——香港沉思錄》都是在另一個維度上書寫祖國統一、中華復興的中國夢。《百年鐘聲——香港沉思錄》重點書寫香港回歸16年來的發展與變化，關注香港社會的民生、醫療、文化、媒體、教育、廉政、商界精英、駐港部隊等現狀，真實地寫出了香港的昨天和今天，并發掘出香港百年夢圓、中華世紀復興的深遠意義。《百年鐘聲——香港沉思錄》是近年來一部全方位描述香港現狀的報告文學，它與理由出版于1987年香港回歸前的報告文學《香港心態錄》形成了一個非常有意思的鏈接。如果我們將兩部作品作對比閱讀，就會尋找到香港回歸前后壯闊而形象的社會變遷史。因此，在文學價值之外，這部作品的文獻價值也是顯而易見的。

　　中國故事：回到非虛構性敘事本體

　　丁曉原：2013年，報告文學的變體是顯見的。這種變體既與它存在的社會語境、文化生態直接相關，又與文體自身的體性不可分割。在很長時間里，報告文學的存在價值是以其足夠的新聞性為前提的，題材的初始性、敘寫的揭秘性、主題的批判性常常造就了作品的轟動效應。而在全媒體、自媒體的時代，報告文學文體原有的新聞優勢已不復存在；新的接受主體也不再適應過去作者以政論解析對象的被動閱讀制式，而喜歡從作品的客觀敘說中獲得自己的感悟，主動地思考敘事中的意義。不過，這并不意味著報告文學不需要新聞性、報告文學要祛思想性，而是表示著報告文學的新聞性需要挖掘蘊含在日常生活之中的“軟性”新聞要素，在深化、細化對象中講述具有意味的故事，給予讀者新的信息；表示報告文學作者需要更多地思考文體本身的意義，在強化故事敘事中展示文體獨特的價值。

　　從文體的本體看，報告文學無疑是一種敘事文學樣式，它與小說的重要區別在于，小說是虛構性敘事，而報告文學是非虛構性敘事。因此，在沒有了新聞性優勢和外顯的思想性闡釋后，報告文學更需要回到非虛構性敘事的本位。可喜的是，現在許多報告文學作家順應了文體的新變，致力于講述真實的中國故事，以故事的魅力召喚讀者的閱讀。“頂尖的非虛構作家都是奇聞趣事的寫作高手。在他們的故事中，小的敘事弧線使故事變得更加有趣，無情地牽扯著讀者的心。奇聞趣事對于作者表現人物特別具有說服力。”(杰克·哈特《故事技巧——敘事性非虛構文學寫作指南》)傅寧軍擅長于非虛構故事敘說，他的《此岸，彼岸》題旨關涉兩岸關系，由讀者耳熟能詳的金門炮戰牽出故事，但作者跳出了此類寫作的模式，從寫作思維上變意識形態敘事為生活敘事、人性敘事；其次，在敘事的設置上，將金門炮戰作為故事的重要發端，從宏大歷史的皺褶中打撈出有滋有味的“奇聞趣事”，并且盡顯故事中的細節，由細節凸顯歷史運衍中的戲劇性和傳奇性：曾經炮戰的雙方后來通商聯姻一家親，原為向對方進行宣傳戰的播音員日后有了特殊的會面，臺灣的許冰瑩在退休之后，來廈門大學學習中醫學，“成為全校最年長的本科學生”。

　　2013年是毛澤東誕辰120周年，與此相關的寫作有丁曉平的《毛澤東的鄉情世界》、馬娜的《滴血的乳汁》和余艷的《板倉絕唱——楊開慧手稿還原毛澤東愛情》等。《滴血的乳汁》敘寫的主角是蘇區哺育紅軍后代的奶媽，其實她們也是共和國的“奶媽”。《板倉絕唱——楊開慧手稿還原毛澤東愛情》的敘事是別致的，作品以新發現的楊開慧板倉手稿為敘事的基點和主線，板倉手稿其實是手稿主人的心靈手稿，其執著凄美的情愛令人動容致敬。《滴血的乳汁》和《板倉絕唱》的成功，在于作者能通過內化敘事對象的遺存，真切地還原漸行漸遠的歷史現場、人物的心靈世界，以新的敘事維度和歷史細節的導入，撰寫富有故事性的篇章，使讀者在緬懷歷史中升騰起景仰歷史的深情。

　　王  暉：你說的報告文學這樣一種新的動向，無疑是值得關注的。相對于小說等虛構文體，報告文學的藝術表達是別樣的，它是一種植根于真實事件或人物、或問題的非虛構敘述。這種敘述隨時代發展而變化。在面臨互聯網、衛星電視等巨大沖擊的情形下，為適應文體生存，報告文學的自我調試就在所難免。你所提及的2013年報告文學作家在這一方面的努力，應該被敏感的讀者關注到了。

　　用非虛構的方式講述“中國故事”無疑應當成為當下報告文學作家的“頭等大事”。談到什么是“中國故事”，我認同李云雷的觀點，他認為這是“凝聚了中國人共同經驗與情感的故事，在其中可以看到我們這個民族的特性、命運與希望。而在文學上，則主要是指站在中國的立場上所講述的故事”，作為“中國故事”的非虛構敘事樣本，我以為2013年里出現了不少，譬如你所提及的幾部作品。此外，黃濟人詳盡描述原國民黨將領大陸新生始末的“完全本”《將軍決戰豈止在戰場》，傅寧軍的《悲鴻生命——徐悲鴻的生前死后》也是如此。《江邊中國》作為一部形象化的新農村史記，在講述“中國故事”上有著特殊意義，這既體現在它獨特的敘述倫理和敘述視野，也表現在它獨特的敘述藝術上。在作品中，我們可以體會到濃郁而強烈的田野調查和親歷性，而這正是報告文學有別于其他虛構文體的重要質素。洋洋幾十萬字的篇幅，并沒有使閱讀產生枯燥、厭倦之感，而是讓人興味盎然，原因就在于它的細節豐富、人物豐滿、線索分明、敘述語言和非敘事性話語個性鮮明。作品講述的是中國波瀾壯闊巨變中一個村的“史記”，而這種宏大歷史的敘述靠的是生動細節的支撐。

　　短制報告文學也有可圈可點之處。作為編輯和記者的王國平寫出了《一枚鋪路的石子》，一方面比較充分地顯示出記者型報告文學的優長，不僅為我們再現了一個具有強烈新聞感的人物，更重要的是，為我們塑造了一個引領時代精神高度的英雄。這一方面得益于作者的深入采訪，另一方面也得益于作者的藝術感悟力和表現力。在當今多媒體盛行的時代，報告文學僅止于真實性、新聞性和現實性是遠遠不夠的。這篇作品更為難能可貴的是它的結構和語言的靈動、簡潔、詩意蘊藉，情感性和可讀性強。何建明的《心聲》、李春雷的《我的中國夢》、李青松描述廣東東莞“莞香文化”的《牙香街》等也為2013年的短篇報告文學增光添彩。

　　老作者、新面孔和跨界寫作

　　丁曉原：在新世紀初的10年間，支撐報告文學江山的基本上是從20世紀八九十年代出道的跨世紀作者，很少有“70后”作家走到報告文學的前臺，這從一個方面表明了報告文學可持續發展的乏力。現在，這樣的局面正在得到改變。一方面，何建明、李鳴生、王宏甲、黃傳會、徐剛、蔣巍、一合、傅寧軍、李玲修、張雅文、李迪、李青松、陳歆耕等本年度繼續寫作報告文學，依然成為推動這一文體發展的核心力量，另一方面，報告文學界新的面孔不斷出現。數年前，湖南作家阮梅以《世紀之痛：中國農村留守兒童調查》開始進入報告文學界，之后與孫云曉合作長篇作品《拿什么來愛你，我的孩子——當代未成年人心理危機調查》，2013年，她與吳素梅合作出版《拆遷報告：從北下街和諧拆遷說開去》。這部作品直面中國之痛，在“拆遷報告”中凸顯現實的多種景態，反映了作者敢于介入現實的可貴品格。此外，你剛才所提到的青年作者王國平以《一枚鋪路的石子》突入報告文學的寫作方陣，作品進入2013年中國報告文學排行榜，作者也因之成為被界內關注的新人。《一枚鋪路的石子》所寫是踐行黨的群眾路線的好干部蘭輝的模范事跡，作者在報告先進人物時，充分注意將人物的先進性與其多樣性結合起來，多角度富有表現力地展示了作為“圓形人物”的蘭輝可敬可親可愛的鮮明形象，是一篇感染力很強的精短作品。令人欣喜的是，2013年報告文學新人輩出，除了王國平外，丁燕和馬娜也是“70后”作家。丁燕的《工廠女孩》是其身份置換后親歷親驗的記錄，作品真實本色地攝照工廠女孩這些普通的人物的日常生活和精神世界，呈現出現實人生的另一種色調。《中國在梁莊》和《出梁莊記》的作者梁鴻是“70后”文學評論家，也是《人民文學》倡導的“非虛構”寫作的代表性作家，她用“第三只眼睛”觀照中國現代化進程中的農村問題，崛起與凋敝的強烈反差凸顯了社會現實，給讀者帶來許多思考。《出梁莊記》列入“《亞洲周刊》年度十大好書”、“新浪年度十大好書”和2013年度“光明書榜”，讀者的認可充分說明了這部作品的價值。梁鴻、丁燕、馬娜等一批年輕作者高起點地投入報告文學的寫作，這正是報告文學文體希望之所在。

　　另外，跨界寫作成為2013年報告文學的一大亮點。由報告文學作者的構成看，其中原為記者、散文作者的不在少數，這與報告文學文體與新聞、散文的天然關聯有關，而由小說轉為報告文學卻不是常態。觀之近年的情況，跨界寫作已成為常見的現象。小說家喬葉有非虛構《拆樓記》和《蓋樓記》，早年從事小說創作的陳啟文近年將主要精力用于報告文學寫作，《共和國糧食報告》《命脈——中國水利調查》等作品獲得廣泛的好評，使人記住了作為報告文學作家的陳啟文。2013年，小說家阿來、林那北加盟報告文學特別引人注目。阿來的《瞻對：兩百年康巴傳奇》和林那北的《宣傳隊》都發表于《人民文學》的“非虛構”專欄。阿來以小說名世，而《瞻對：兩百年康巴傳奇》則是一部歷史紀實作品，在小說與紀實之間，阿來選擇了非虛構，“真實的史料是如此豐富而精彩，遠遠超過作家的想象程度，根本用不著我再虛構了”。林那北以小說為業，《宣傳隊》無需《瞻對：兩百年康巴傳奇》那樣深入的田野調查和史料研讀，作者提取的是個人生活經驗。“宣傳隊”可謂“文革”的一個典型符號，作品以此為題，再現了“文革”特殊的文化生態，也寫出了個人精神史的一節。

　　王  暉：我理解“新面孔”一方面主要是指以“70后”為主體的青年作家，另一方面也可以是新近“露臉”的那些不再年輕的寫作者，前者如粱鴻等，已初成氣候，后者有江蘇作家周國忠等。周國忠的《弟弟最后的日子》以至親生死為描述對象，以其“真的寫作”、“寬的寫作”和“慢的寫作”撼動人心，為非虛構的親情書寫增輝添彩。跨界非虛構寫作，除了你上面提及的那些作家外，2013年，池莉出版了她講述與女兒24年共同成長經歷的《立》，這部作品與她的《怎么愛你也不夠》和《來吧孩子》構成其“成長”系列三部曲，此外還有畢飛宇追憶自己青少年時光的《往日的事》等。小說家跨界進行非虛構寫作成為近年來的突出現象，較早前就有楊顯惠的《定西孤兒院紀事》《夾邊溝記事》和《甘南紀事》等“命運三部曲”問世。2013年報告文學的老作者、新面孔和跨界寫作的現象給我們以力量，這使得我們對報告文學的現實充滿信心，對報告文學的未來滿懷期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