短篇小說安靜前行

　　與長篇小說在2013年的“集體爆發”不同，短篇小說創作在安安靜靜地前行著，作家在探索性、突破性、原創性等方面仍有不小的上升空間。如今，各種新的現實問題接踵而來，作家在把握題材的選擇上可謂豐富多樣，如何在文體自身的調整、變革上做文章，如何繼續開掘探索新的題材領域，如何與世界短篇小說的繁榮快速“接軌”，依舊是國內作家亟待解決的重要課題。

　　總的來看，2013年的短篇小說創作主流是：聚焦社會熱點，描摹時代畫卷；突出婚姻家庭，探究人性細微；嘆詠鄉村世界，記錄底層聲音；發掘題材多樣，豐富民族特色。這一年，老中青三代作家在短篇小說創作方面足夠重視，相繼涌現出一批頗有影響的精品力作。特別是“80后”、“90后”等年輕一代作家的異軍突起，成為2013年短篇小說創作領域一抹耀眼的亮色。

　　城市題材日漸突出

　　隨著國家城市化進程的提速，城市的發展變化日新月異。與此同時，人口膨脹、房價飛漲、交通擁堵、就醫難、入學難等各類現實問題隨之產生。這種情況下，文學創作領域的城市題材熱也在逐步升溫，這就要求我們的作家需要對現代社會和城市生活具備審視、反思和批判的創作態度，才能有效地捕捉現實，透過現象挖掘本質，寫出好的作品。從2013年的短篇作品中，我們可以清晰地看到這一點。

　　畢飛宇的《大雨如注》是一部反映教育問題的作品。作家在情節設置方面回避了較為常見的學校教育，而把關注重心放在家庭和社會教育上。小說中，底層市民大姚夫婦“望女成鳳”心切，不斷安排、干預著女兒姚子涵的生活。米歇爾的出現，象征著一種西方文化的強勢輸入。在她的引領下，姚子涵在大雨中用近乎瘋狂的舉動表現出了一個孩子天真本性的回歸。

　　范小青的《夢幻快遞》通過一個找不到的“快件”，表現了人性深層的迷失和荒謬。作家從日常生活出發，以小見大，深刻闡釋了對人的生存處境的思考。

　　小岸的《失父記》寫的是底層小人物的悲哀。主人公韓寶軍是一名澡堂的搓澡工，為了給父親治病，父子玩起了“躲貓貓”，最后以父親的出走而告終。小說讓我們看到了濃濃的父愛和赤子之情，看到了因貧寒陷入困窘但不喪失人生希望的積極元素。

　　胡學文的《我們的病》是一篇很有意味的小說。“我”是一名出租車司機，這天因聽到一對男女乘客吵架而想到了自己的家事。小說深刻揭露了生活中人的病態，進而聯系到社會的扭曲，生活的變形，以找不到的“北斗路”暗喻北斗星，從而呼喚溫暖親情、愛情的回歸，發人深省。

　　蔣一談的《林蔭大道》寫兩個年輕人一次偶然入住豪華別墅的經歷，展現了當下青年的生存和精神窘境。他們正值最好年華，又受過良好教育，本該有強大的精神世界，但前所未見的物質世界沖擊著他們的心靈，險些讓自己多年歷練形成的人生觀發生崩塌。小說提出了一個物化時代知識分子的精神困境與重建“精神家園”的問題，這是城市文學值得深入挖掘和拓展的重要主題。

　　鄧一光的《軌道八號線》寫的是4個年輕打工者的故事。與以往從生活、物質角度來寫打工者不同，這部小說將關注的重點伸向了底層群體不為人知的內心深處，反映了整個群體孤獨、窘迫的現狀。在鄧一光筆下，他們的內心是一把火——青春之火，欲望之火，甚至毀滅之火，隨時會因生存環境的惡化而燃燒。

　　徐則臣的《六耳獼猴》借主人公馮年夢見自己變成了一只六耳獼猴，身上拴著鐵鏈，在大眾面前表演雜耍，反映出小人物艱辛、無奈、無望的現狀。小說以虛實相間的筆法賦予了故事多重闡釋的空間，表達了對底層人物強烈的人文關懷，深具現實意味。

　　此外，以城市題材、底層文學反映現實生活的短篇佳作還有南翔的《老桂家的魚》、王祥夫的《積木》、艾克拜爾·米吉提的《前三門四號樓》、葉兆言的《再痛也沒關》、徐坤的《地球好身影》等。這些小說特色鮮明、立意豐厚，無論是描摹時代的風云流變，還是展現各個階層的生存鏡像，無一例外都飽含著強烈的悲憫情懷。

　　人性、情感的深層挖掘

　　在2013年，更多的作家試圖將筆觸深入到各階層的精神情感領域，對人的欲望、情感、精神等進行深層挖掘，涌現出了不少優秀之作。

　　鐵凝的《火鍋子》通過描寫一對相親相愛的老夫妻極為平常的一天生活，展現了他們廝守一生、相扶相攜的愛情態度。小說中，兩個暮年老人圍坐在火鍋前，互相夾菜，相敬如賓，這些細節的刻畫頗為傳神，也給當下的浮躁愛情做出了典范。

　　蘇童的《她的名字》是一篇很值得玩味的小說。名字本是“自我”的一個記號，在主人公段福妹那里，卻成了影響其一生的“魔咒”。從“段嫣”到“段菲菲”再到“段瑞漪”，最后重新回歸本名，“名字”的魔力經久未散，左右著主人公的心智和命運。福妹與名字的抗爭，更是對命運的一種抗爭，在蘇童舉重若輕的文筆下，我們感受到了人的渺小和無奈。

　　冉正萬的《路神》是一部多元素融合的作品。小說寫了空巢老人的內心世界，寫了“請神”這一民族習俗和當下社會的拜金現實，是一部呼喚親情、莫忘故土的心靈告白。小說的主題提醒我們：當傳統不再，金錢變成了惟一信仰，還有多少人會回望和思索生命最初所追隨的軌跡？

　　裘山山的《寒露寒》記敘了兩個曾經是情敵的老同學，時隔30年后再相聚的故事。作品沒有復雜的情節，寥寥幾筆就把中年人那種謹慎、不安和見面時不勝唏噓的復雜心態刻畫得真實感人。作者以其獨到的筆觸呈現了人世無常與歲月無情，也表達了人性之于命運的曠達與寬厚，流動著溫暖的人文關懷。

　　魯敏的《小流放》寫現代人的生存困境，利用心理刻畫將自我懸置，隱約流露出對時代的拒絕和反思。穆先生和妻子為了讓兒子更好地迎接中考，在離學校最近的小區租了一套一居室。此后，生活條件的絕大反差讓穆先生如同墜入空洞，他開始靠打聽、揣測以前的租戶打發時間，甚至以冒充別人的身份取樂。小說側面表現了現實環境擠壓下人的心靈所承受的重負。

　　艾偉的《整個宇宙在和我說話》借一個雙目失明的孩子，闡釋了心靈想象空間的無限大以及宇宙意識超越生命個體經驗的奧妙。小說深刻指出了當下人精神、情感空間的狹窄逼仄，無法走出大眾經驗心理的束綁。

　　金仁順的《噴泉》寫的是礦工的故事。小說沒有正面寫礦工張龍和老安的艱辛生活及工作的危險性，而是通過他們與吳愛云的情感糾葛展現了底層人波瀾起伏的內心世界。小說的情節設置頗為精巧，筆法大開大合。

　　姚鄂梅的《一次出軌》寫了主人公朱方元因和保姆一次偶然的出軌而引發的家庭危機。小說在人物心理的刻畫方面是充分的，反映了當下人因環境影響致使人性壓抑難以解放的普遍現象，借“出軌”這個話題探討了家庭生活和諧的重要性。

　　在對人性情感的深層挖掘方面，好作品還有不少，如李治邦的《給我一個理由》、薛憶溈的《劇作家》、陳年的《九層塔》、柳營的《對偶》、何玉茹的《我們的小姨》等，把這些作品糅合在一起，可堪稱一本研究當代中國人人性情感的奇書。

　　農村題材及其他：沉默中的求索

　　與近年來時興的城市題材熱相比，短篇小說在鄉村題材的發展顯得略為緩慢。作品數量雖然不少，但那些令人耳目一新、具有思想力度的精品還有待挖掘。這一方面固然和時代發展有較大關系，另一方面，恐怕也和之前的農村題材開掘過度，以致作家創作熱情不高有關。2013年，比較出色的農村題材作品有賈平凹的《倒流河》、曉蘇的《酒瘋子》、東西的《蹲下時看到了什么》等。

　　賈平凹的《倒流河》記錄了西北地區部分農民為了改變貧窮而冒險下礦井挖煤的生存現實，表現了當下農民現實的人性和生存意識的變化。從文本象征意義上來說，“倒流河”這個意象更像是賈平凹對農村社會現狀的一種暗喻，鞭撻了那些為錢鋌而走險、道德淪喪的社會現象，呼吁淳樸善良的民風回歸，這也是小說想要表達的積極意義。

　　曉蘇的《酒瘋子》是今年農村題材的又一力作。主人公袁作文發現自己的女人與村長茍合，而他卻被村長趕出門來。袁作文除了借酒消愁、身心狂躁之外，似乎沒有別的選擇。作品著力塑造遭遇物質、精神雙重困境的小人物形象，深刻展現了農村的現實圖景。

　　東西的《蹲下時看到了什么》寫出了“習慣”給人的生活帶來的困擾。“習慣”作為情節發展和人物行為的一切動力，遮掩了“人的再度動物化和符號化”；小說中人物的出場更多具有漫畫的特點，作者以鄉村趣聞的形式，以冷靜、理性、富有張力的語言，為我們擺出了一道人性難題，凸顯了洞察世事后的明凈與寧靜。此外，殘雪的《外地人》、周建達的《自留地》、王忠保的《安魂》也都是今年不錯的農村題材小說。

　　除了農村題材，部分作家在民族題材方面也有涉獵。了一容的《我的頌乃提》以寫男孩伊斯哈格舉行成人禮的故事，詳細描述了伊斯蘭的民族習俗“割禮”及其地域環境和文化特征，并以伊斯哈格成長的心路，深刻展現了伊斯蘭民族吃苦耐勞、磊落寬容、勇敢機智的優良品質。小說通篇閃爍著圣潔美好的光彩，對當下社會的成人禮過于注重“形式”，而輕視“核心”的現狀進行了理性而深刻的反思。葉舟的《我的帳篷里有平安》寫得跳動灑脫，輕松自如，有武俠小說之風范。小說通過描寫兩個身份懸殊人物行為的強烈反差，將小說主題直指當下現實：有的人生來富貴，卻耽于玩樂；而大多數真正有才干有信仰的平凡人，是否應該得到更多的關注和空間？

　　“80后”已成氣候  “90后”初登場

　　在2013年各大文學期刊的版面上，“80后”作家的作品占到相當篇幅，而且亮點頗多，他們的成長正為日后文學的繁榮發展做著不斷的貢獻積累，理應得到更多的尊重和認可。

　　蔡東的《無岸》以“45歲這年的一個晚上，柳萍宣告自己的人生失敗”為開頭，將一個正經歷人生各種危機的中年女人刻畫得淋漓盡致，女兒的未老先衰，丈夫的“受辱訓練”等，又從一個側面反映了中國式的生存經驗和競爭法則，宣泄了主人公一家作為小人物的悲哀。

　　陳再見的《微塵》寫出了底層小人物的無助與掙扎。文學青年“我”離鄉打工、窮困潦倒，父親的突然離世，讓我在一場荒誕而辛酸的鄉村葬禮中，看清了“我”、羅一槍以及詩人朋友各自的命運。小說的心理描寫極為細膩，側面揭示了現代都市的咄咄逼人和鄉村發展進程中的畸形現狀，具有深刻的現實意義。

　　孫頻的《殺生三種》與其以往的小說主題相比有所突破，在這篇小說里，她探討的是個人與文明的關系。小說將3個人與一條蛇聯系在一起，從而產生了環環相扣的3種謀殺方法，讓人在驚心動魄中不免唏噓與思考：到底是先有病態的個人，然后有病態的社會、文化與文明，還是病態的社會、文化與文明造就了病態的人？

　　林森的小說著力描寫轉型期的社會激變、人生起伏與民俗變異，展現現代思潮、物質變化與傳統文化的沖突。他的《有幾條路飛往木橋》以第一人稱展開家族敘事，在轉型的文化與社會環境中，關照了一家四口的思想交鋒與人生困境。

　　呂魁的作品多數關注“80后”卑微的夢想、岌岌可危的當下境遇，心懷憐憫同情，卻不悲觀頹廢，對美好未來充滿希望。他的小說《朝九晚不歸》敘事節制，角度新穎。作品通過對馬山這個都市白領一天生活的細致描寫，寫出了年輕人在大城市打拼奮斗的不易。

　　李唐出生于1991年，已表現出不俗的文學才華。他的小說《斯德哥爾摩》以先鋒的筆法寫出了現代人內心無所依托的精神困境，流露出濃郁的卡夫卡氣息。

　　2013年算得上青年作家在短篇小說領域集中爆發的一年，除了上面提到的幾部作品外，還有甫躍輝的《飼鼠》、彭揚的《皮囊》、王小忠的《小鎮上的銀匠》等。這些作品在文學探索上各具特色，各有氣韻，展現了青年作家的青春風采和創作實績，也為當下文壇注入了一股全新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