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化進程與打工文學

　　關于打工文學有很多爭議。這些爭議最主要的是來自命名的，即“打工文學”這一概念是否具有科學性。討論“打工文學”不能不談“農民工”這個稱謂或者概念，因為不管作者的身份如何，我們所說的“打工文學”的內容、題材都涉及“打工”、“務工”，這一點恐怕沒有異議，而打工、務工的主體是“農民工”。

　　但“農民工”這個概念在字面上就是矛盾的。是“農民”？不是。是“工人”？也不是。這個概念用來指稱，那些在戶籍上仍然是農業戶口，但大多數時間在城市從事非農業生產，或者在工廠、企業從事生產的農民。據統計，可以納入這個群體的人口數目前接近3億。

　　近幾年，圍繞天生就有矛盾的“農民工”稱謂不斷引發爭議。從政府官員、學者、政協委員、人大代表到“農民工”自己，都以不同的方式，對這一稱謂提出異議。一種觀點認為，“農民工”這個稱謂帶有身份歧視，呼吁取消農民工這個稱呼。持這一看法的人認為，農村勞動力轉移到城市當了工人，他就是工人，而且與其他工人一樣，都是合同工、臨時工。農民當了工人還稱其為農民工就不合理，工人就是工人，怎么能叫農民工人呢。因此，可以直接稱呼農民工為水泥工、電工、建筑工，等等，也就是按照他們從事職業的種類和系列來稱呼他們。有的地方把農民工叫外來青工、外來務工人員、進城務工人員。一種看法是，農民工這個稱呼沒有歧視意味。這些人認為，農民工是我國特有的城鄉二元體制的產物，也是我國在特殊的歷史時期出現的一個特殊的社會群體。可以說“農民工”三個字準確概括了這個群體的身份特征，“農民”指的是身份，“工”則是謀生的手段，沒有什么褒貶含義。在這對立的兩極之間，還有一種觀點，既認為這個稱呼不妥，也認為沒有更合適的稱呼可以取代。但同時，他們承認，農民工在現實生活中的確受到了不公平的待遇。比如，農民工在住房、醫療、教育等方面沒能和城市居民享受同等的待遇；比如，農民工從事的是最苦最臟最累的工作，卻同工不同酬、同傷不同賠等。“農民工”成了低收入、低福利、低保障、低權益的社會底層的代稱。因此，“農民工”這一稱謂的背后隱含著不公平。

　　盡管如此，我認為，在一般意義上使用“農民工”這個概念是合理的。如同上述有的人士認為，這個概念本身沒有歧視的含義，相反準確概括了這一龐大社會群體的現狀。“農民工”是中國城市化進程中的必然產物和客觀現象，這一現象植根于中國的城鄉二元化。也就是說，一天不完成城鄉一體化，農民工這一社會群體、這一現象依然會存在。

　　回顧全球現代化的歷程，18世紀從英國發端的工業革命，開啟了西方城市化的進程。在第一次產業革命的推動下，1851年英國的城市化水平超過了50%，率先進入城市化階段。到1950年，經過200多年的發展，英國達到了79%的城市化水平。19世紀40年代到20世紀50年代，第二次產業革命在美、德、法等主要資本主義國家興起，西方國家的城市化進程明顯加速，美國當時的城市化水平為 64.2%，德國為64.7%，加拿大為60.9%，法國為55.2%，瑞典為65.7%。也就是說，城市化進程不是一蹴而就的。我們經過30年的發展，有關專家估計目前的城市化率是47%，顯然這是一個突飛猛進的過程。按照這個速度，達到60%的城市化水平，至少也還需要20到30年。換一句話說，要實現中國幾億農民工在基本社會保障制度、就業制度、勞動福利、工資報酬、子女就學等方面享受與城鎮居民同等的待遇，實現一體化，還有漫長的道路要走。農民工這一現象在相當長的時期內依然會存在。

　　在這一背景下來看打工文學，我們就有了比較寬闊的視野和胸懷。一個幾億人的社會群體的半個多世紀的歷史，難道文學不應該關注嗎？顯然人們不會反對。人們難以接受的，或者說有疑惑的，是在文學的世界里出現了一個“打工文學”的分類，用另外一種方式表達這一疑惑，就是“打工文學”何以成立。對比一下“知青文學”的情形。“知青”作為一個特殊的社會現象在中國的現代歷史中，持續過接近30年的時間長度(當然，其社會影響遠遠超出這一時間長度)，而農民工現象在當代的歷史進程中注定將要持續更長的時間跨度，其社會影響也不言而喻。既然知青文學是可以接受的，打工文學何以不能接受？或許有人會以作者身份來質疑，畢竟從事知青文學的絕大多數作者是知青群體，而農民工這個龐大群體還沒有自己的代言人。但我們顯然不能僅僅用作者的社會類別和階層來界定文學現象。一個數量足夠大的人群，在中國現代化歷史中作出巨大貢獻的人群，在城市化進程中將要持續超過半個世紀的社會現象，他們的生活、生存、夢想、奮斗、痛苦、歡樂，一句話，他們的精神世界和精神生活，既是文學無法漠視和拒絕的，也是全社會應該關注和關心的。

　　從這個意義上講，以關注幾億農民工的打工生涯和生活、反映和豐富他們的精神世界為己任的打工文學，就是可以光明正大成立的，無論他們的作者是打工者自己還是職業的作家。因為這是當代中國精神生活史的一個重要部分，是中國城市化進程的重要部分。從這個角度看，把打工文學稱之為“底層敘事”，看似是美化了這一文學現象，讓這一文學現象變得更文學，而實質上，這一概念更有歧視之嫌。打工者也好，老板也好，官員也好，在制度和法律上理應平等，誰是底層？誰是貴族？這一區分恰好違背了社會發展的邏輯。城市化的最終目的是讓每個人享受同等的市民或國民待遇。

　　近幾年來，文學界已經注意到，在打工者中間，涌現了不少優秀的作家和作品。相信這一趨勢必將以更加飽滿的熱情發展下去，畢竟每一個打工者都有自己的夢想和抒發內心的渴望。在文學界，一些職業作家和非職業作家，也寫出了優秀的反映打工生活、打工題材的作品。值得注意的是，在所謂“底層敘事”的號召下，不少作品把關注的焦點還局限于打工的艱辛和苦難這一點上，而不是更寬廣地關注到一個社會群體的豐富性和復雜性。

　　但同時，我們也讀到不少優秀的、視野寬廣的作品。這里僅舉幾個例子。一個是山西作家蔣韻的《麥穗金黃》。在這個小說中，一個農村小姑娘在城市里租了一個門面當上了理發師，過著平淡無奇的生活。有一天打烊的時候來了個小青年要理發，要做一個像麥穗一樣昂揚、金黃的發型，原來他要相親。不久之后，又來了一位小伙子，請小姑娘出店理發，小姑娘開始拒絕，后來小伙子解釋，是給自己的朋友理發，他曾經在這里做過一個發型，但遭遇車禍死了。就這樣，小姑娘兩次給同一個打工青年理發，一次是小伙子為了見女友，一次是小伙子遇到車禍身亡。每一次，小姑娘都做的極其認真，她要讓小伙子從發型上獲得精神、獲得自信、獲得滿足。小伙子從麥穗一樣金黃的發型中獲得的興奮、信心、向往以及理發師為死后的小伙子再次打理出麥穗一樣的發型，既讓人心痛，也讓人慰藉。心痛，是因為他們生活不易、又很容易滿足、且仍懷理想，欣慰的是他們能按他們這一代人的方式相互對待、支撐并呈現出一種可貴的樸實與堅持。這是我在30年來關于打工或城市務工生活中讀到的極其少見的作品。作品沒有寫打工生活的艱難、挫折、苦悶……但讓每一個人看到了希望，感受到了溫暖。宋劍挺的《麻錢》也是值得一提的作品。它寫到了苦難，討薪的苦難。三對夫妻在一個磚廠打工，運送磚坯，把曬干的磚坯裝窯，把燒好的磚運出磚窯，不分白天黑夜，一個月僅能得到幾百元報酬。但這僅僅的幾百元，整數只能用古老的銅板代替，只有零錢可以以現金的方式兌現。盡管每個月他們都祈求老板把銅板換成現金，但直到年關將近，手中捏著的仍然是銅板。作品把磚廠超負荷的勞動與惡劣的勞動環境對照起來，并力圖展示在這一環境下打工者的生存策略與人生理想。三對夫妻共睡一個炕，尷尬的夫妻生活，惡劣的飲食，低廉的報酬……即使如此，樸實的農民工每個月都在計算他們離各自的目標還有多遠。購買一個彩電、把茅草房改造成磚瓦房、買一輛電三輪，這就是三對夫妻分別的理想。作品的這一交叉敘述，豐富了討薪題材的內涵，立體描述了農民工的生存境遇。正因為作品不僅僅是關注農民工的討薪歷程和打工艱難，這部作品才具有了如此的超越性。

　　另外一部值得一說的作品是山東作家東紫的《好日子就要來了》。農村女孩王小丫為了在都市找到立足之地，先后買過三個假文憑，從端盤子、打小工發展到自己開店，經濟上一步一步擺脫貧困，但她希望做一個真正的城市人。她想到了通過婚姻來搭建進入都市生活的橋梁，于是走進了婚姻介紹所。都市男青年王安南出身知識分子家庭，母親自命不凡、清高獨斷、說話刻薄。作為大學教師的王安南一直沒有得到晉升、沒有分到住房，但他沒有特別高的追求，只想找一個讓自己幸福的老婆。在母親的逼迫下，他也走進了婚姻介紹所。王小丫與王安南從迅速認識到戀愛、結婚。但一個偵破假文憑的案件，把王小丫的過去暴露了。王小丫多年的人生努力以及未來理想瞬間面臨付之東流的危機。作品把一個農村女孩的苦心經營和脫胎換骨敘述得極富質感，沒有渲染農村或者底層的苦難，而是盡量展現王小丫追求城市生活并用智慧和勤奮去實現理想的一面。王小丫需要文憑不是因為她沒有能力，事實證明她有極大的創造力，而是社會需要文憑，是王安南母親這樣的瞧不起農村的知識女性需要文憑。王小丫的人生告訴我們，盡管中國城市化的速度異乎尋常，但農民真正被城市接納還有很多阻力，這種阻力既有體制的，也有文化和心理的。《好日子就要來了》再次證明了，農民工要獲得市民待遇、獲得城市的接受是一個復雜而艱巨的過程。

　　農民工不是改變稱謂就可以消失的現象，它需要在城市化的過程中，從戶籍管理開始，直到再沒有由戶籍規定的待遇區別，直到每一個人的身份都是國民，都享受同等的待遇。打工文學也不是底層敘事可以概括的。打工文學面對的是整個中國城市化過程。這是一個復雜而博大的世界，作家既可以大有作為，也應該有所作為。無論是打工者自己書寫自己，還是職業、業余作家來書寫，打工群體、打工生活、打工世界，必將是中國現代化歷史中極為鮮明的一部分，是值得大書特書的一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