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市文化與文學研究的新拓展

　　在都市文化與文學的研究熱潮中，上海師范大學都市文化研究中心楊劍龍及其研究團隊向來以敏銳的學術觸角、開闊的學術視野和卓著的學術成就為學界同仁稱道，新近由上海文化出版社推出的“上海文化與上海文學研究叢書”，正是他們一次整體性的拓展與展示。叢書共八部，為《都市上海的發展與上海文化的嬗變》(楊劍龍等)、《上海文學與二十世紀中國文學》(楊劍龍等)、《文學巨匠魯迅與上海文化》(梁偉峰)、《上海市民文化與現代通俗小說》(張登林)、《清末民初長篇小說上海敘事研究》(吳智斌)、《世界潮流中的海派文化與海派小說》(林雪飛)、《上海出版業與三十年代上海文學》(冉彬)、《上海文化與上海唯美主義文學思潮》(趙鵬)。

　　近年來，沿著文化研究的路徑，借助文學想象的方式，已成為都市研究的一種有效方式。楊劍龍等沿著文化研究的路徑介入都市上海，與一般經由文學拓展至文化研究不同的是，“上海文化與上海文學研究叢書”主要運用“清明上河圖式”的軸卷結構，以都市為軸心，以文化為經緯，從通俗文學、海派小說、清末民初長篇小說、唯美主義文學、自由主義文學、左翼文學等方面扇形展開上海文學圖卷，在文化與文學的互動中，拓展文學研究的疆域，深化都市文化研究的內涵，豐盈都市文學研究的血脈。

　　在中國20世紀文學發展進程中，上海無疑有著舉足輕重的作用。“五四”落潮以后，上海逐漸取代北京成為中國新文化新文學運動的中心，這主要得益于上海在政治、經濟和文化等領域的特殊地位和作用。上海文化不僅制約和影響著上海文學的發展與繁榮，而且對于20世紀中國文學的發展也產生著重要的影響。叢書以十分開闊的學術視閾，從歷史傳承和現代嬗變中梳理分析上海都市文化語境的形成與特質，在東西文化語境中和20世紀中國文學版圖上深入探究。

　　學術研究向來既重“宏通”，尤貴“專精”。通觀“叢書”，著者在充分吸收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礎上，開拓創新，在諸多方面豐富發展了上海文學的研究，填補了某些研究領域的空白。首先，精心擇取最重要的“點”，“入乎其內”深入肯綮。譬如，關于自由主義文學、現代派文學、唯美主義文學、左翼思潮、通俗小說及上海時期的魯迅等重要方面深入探討。其次，在“入乎其內”時，善于做到“出乎其外”，不僅重視都市文化與文學的互動關聯，而且尤其關注上海文學與20世紀中國文學的關系。譬如，從文學翻譯、文學出版、文學運動、文學消費等方面探究上海文學之于20世紀中國文學的意義。第三，在處理好“宏通”與“專精”的基礎上，努力做到論從史出、言必有據。譬如，在梳理“都市上海的發展和上海文化的嬗變”時，著者在考察吳越傳統、西方移民、左翼革命、孤島事變等的基礎上，分析租界文化、通俗文化、左翼文化、孤島文化、消費文化和后現代文化等不同文化層面，從而得出結論：上海在歷史的傳承與現代的嬗變中形成了獨特的文化性格，其中包括海納百川的開放性，融會貫通的多元性，精致卓越的商業性。在探析上海市民文化與現代通俗小說關系時，著者在考察文化史與文學史視域中市民文化與通俗小說的緣起流變的基礎上，分析“言情”、“武俠”、“偵探”等通俗小說的敘事特征和審美接受，認為：市民文化孕育了言情、武俠、偵探等各種類型的通俗小說，通俗小說中與蘊含了諸多市民文化因子，通俗小說的娛樂性和消費性使其對現實采取了妥協與回避的態度，在藝術形式上繼承的多、創新的少。在探究魯迅與上海文化關系時，著者把魯迅置于租界文化、海派文化和左翼文化三種亞文化交互中，考察都市上海之于魯迅的影響以及魯迅視野中的上海文化，最終得出結論：上海對于魯迅其實是一個宿命，魯迅后期的生命存在與文化成就，離開上海這塊土地，是無法有效進行和完成的，魯迅嫌惡上海又依賴上海，是其糾纏于理想與現實、理智與情感之間，無法擺脫困窘境遇的真實反映。叢書中的這些論述和識見無不體現出著者厚實的理論涵養、豐富的專業知識、嚴謹的研究態度和開拓創新的學術精神。

　　該叢書的每位著者無不以大量的第一手材料作為立論的基礎，細讀文本，還原歷史，充分吸收前人的研究成果，深入細致地進行文本分析、史實考證和理論概括，通過橫向和縱向比較、個案和整體研究、感性體悟和理性思索相結合，綜合運用文藝學、歷史學、社會學等多種學科的知識和方法，努力做到論從史出，材料翔實，引證豐富，分析細致，論見精到。無論是在整體規模上，還是在縱深拓展方面，八卷本的“上海文化與上海文學研究叢書”都應該是都市文化與文學研究領域的重要收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