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文學期待“歸來者”帶來生機

　　不管你是否看得慣，這幾天，電影《小時代》就那么熱熱鬧鬧地成為了人們議論的話題。在業界幾乎壓倒性對影片給出差評的同時，《小時代》也能得到一部分青少年觀眾的力挺，時尚、養眼、夢幻是他們評價這部電影的關鍵詞。“紙醉金迷怎么了，做夢怎么了，這就是我理想中的城市啊”，一位網友這樣反擊人們對影片“惡趣味”的指責。城市“的確如此”嗎？相信每個生活在城市的人都會作出自己的判斷。改革開放以來，城市化進程改變了之前中國人對生活軌跡的預判，變化就像一座座摩天大樓一樣說不準哪天就拔地而起，與之相伴而生的自然也有始料未及的困境與疑惑。它們有的成為文藝作品的一部分，有的卻仍然被忽視或者放棄。如今，真正生活在城市里的一代人正日漸成熟，或許我們可以期待，他們日后能為城市文學帶來新的生機，創作出真正具有城市感和現代感的文學作品。

　　在不久前舉行的第二屆上海青年作家創作會議上，主辦方以“故事鉤沉與城市史詩”、“上海故事與女性視角”、“重構城市傳奇”、“歸來：我們的世界與上海”為議題，邀請在滬作家、學者進行了4場對談。無論從歷史還是現實來看，上海都可以被視為中國城市發展的一個觀察樣本，而對上海的書寫從來都是城市文學的重要構成，因此，探討上海城市文學的書寫經驗，會為更大范圍內的城市文學創作帶來啟示和思考。

　　接近城市的復雜“真相”

　　今天的城市是什么樣的？卡爾維諾在《看不見的城市里》中提到，有關于烏托邦的城市和關于地獄的城市，它們就像一個硬幣的兩面，都應該成為城市文學的書寫對象，因為它們都是城市經驗的重要構成。文學中的城市是什么樣的？詹姆斯·喬伊斯的都柏林、約翰·厄普代克的賓夕法尼亞州、奧爾罕·帕慕克的伊斯坦布爾……它們是復雜的、現代的、有“性格”的，并與地理意義上的城市相互對照、呼應，成為讀者心靈的城市、經驗的城市。

　　2012年，作家陳丹燕敲下了《和平飯店》的最后一個句號，這部作品是她對上海的又一次書寫和貼近。她覺得，上海就像是一部偵探小說，而自己就在一次次有趣的發現中不斷接近這個城市的真相。“你總覺得快要發現真相了，而真相卻總是那么撲朔迷離。我想找到更多的東西，我想知道我能找到多少。”可能有人會說，這有什么難的，誰都知道上海是什么樣的。那么，你真的知道上海是什么樣的嗎？

　　事實上，關于上海的城市書寫要關注的不單是外灘、洋房、咖啡館、淮海路、小資、洋氣這些地標和符號，它要深究的是一座城市的精神以及生活在其中的人的精神。就像孫甘露說的，“真正的上海比我們在作品里描述的要豐富得多，這個時代、這個城市，人的精神活動都是那么復雜微妙，雖然說起來好像人所共知，但真正涉及到這個城市的精神，卻又沒幾個人能說得明白。”每一座城市有它自己的性格，這種性格抽象來看是可以超越時間和空間的。寫作者的身份讓作家以敏銳的目光和文化視角進入、表達城市經驗，他們看到了賣菜大嬸日復一日的勞動，但寫下的絕不只是這種機械的重復。

　　避免同質化、符號化書寫

　　從某個角度來看，城市經驗總是具有相似性。比如從現實來看，大家關注的民生熱點幾乎一致。而從作品來看，城市書寫大致體現為兩種路數，一種是把城市視為充滿誘惑的“惡之花”，在批判的同時唱響田園牧歌；另一種是耽溺于描摹城市生活的細節片段，經常一不小心就寫碎了。這就使得城市書寫很容易走向同質化，如果把作品的地名隱去，讀者可能很難分清這一個和那一個有什么分別。

　　文學作品需要細節的支撐，但要是寫得太零碎，就變成了“一地雞毛”。一些作家致力于書寫轉型時代生活在城市里的人的生存境遇，他們對小人物的塑造以及對底層生活的描摹為城市文學注入了活力，但的確容易顯得凌亂細碎。擅寫上海普通市民的作家滕肖瀾覺得，因為自己喜歡從普通百姓的生活切入，一不小心就容易寫碎了，很難拔高，“作家尤其是年輕作家還是要盡量對自己的寫作視角形成突破，改變城市小說碎碎念的感覺。”

　　相對于“碎”，另一個屢遭詬病的是符號化書寫。城市永遠是霓虹閃爍、紙醉金迷的鋼筋水泥叢林。欲望永不止息，混亂甚囂塵上，小人物艱難掙扎逃不脫悲劇命運，特權階層眾星拱月、一呼百應。人物、情節在不同的情景中排列組合，讀者記住的盡是穿亞麻襯衫的男人和不停更換名牌手提包的女人。城市的確有許許多多符號，但城市文學不能用符號來堆砌。

　　“歸來者”或為城市文學帶來新生

　　時間來到21世紀的第二個10年，在城市中長大的一代人正逐漸走向成熟，他們沒有缺衣少食的生存體驗，在各種各樣的誘惑中長大。他們熟悉城市里的人和事，在這里形成自己的人生觀和價值觀，通過互聯網成為真正的世界公民。成年之后，他們有的到另一個國家、另一座城市求學、工作，有的雖未離開故鄉卻受到來自其他國家和地區文化的沖擊和影響。這樣的經歷讓他們在重新審視城市生活時具有新的視角和更廣闊的視野，當他們再度書寫自己過去生活過的城市時，其作品就帶有了“歸來者”的新鮮色彩。

　　作家徐敏霞大學畢業后選擇到寧夏西海固支教，再回到上海，她開始用一種“低的姿態”去看待生活和周圍的人。以前總覺得什么都看不慣，現在覺得很多事情都情有可原。“因為上海是我的故鄉，現在再回過頭來看上海，目光已經完全變了。”在上海時她認為這里是文化的中心，但到了寧夏后才發覺，“當地認字的人都在看《人民日報》，我們常翻的都是都市報，所以很難說到底哪種文化更高或者更低”。

　　作家周嘉寧碩士畢業后到北京待了3年，之后她又回到上海寫作。“走來走去”改變了她的許多看法，她說：“我的整個寫作發生了變化，我的生活狀態也發生了變化。我開始清楚自己到底是個什么樣的人，清楚自己想要的是什么。”在異地生活讓她體會到什么是孤獨，而在這之前有個外地朋友告訴她覺得孤獨時，她的回答是：“我們對你這么好，你怎么還孤獨？”

　　曾到臺灣作交換生的作家張怡微在當地采訪了許多文藝界人士，他們的經歷帶給她很多觸動。如今，在面對一些社會現實問題時，她意識到自己可以用文學化的方式為城市留下一些記憶。“我們沒法決定一件事情發生還是不發生，但可以在事情發生時做城市的一雙眼睛，把這些誠懇地記錄下來，讓別人在文學作品里發現今天的一切。”

　　距離可以產生很多東西，“離開——歸來”的經歷讓這一代作家對城市和文學有了新的認識和理解。上世紀初，魯迅曾把那些人在北平、書寫故土的鄉土文學概括為“僑寓文學”，這類鄉土小說因為作家與故土距離的拉開而具有了新的意義和趣味。如今，新一代的作家也在這種拉開距離的審視中獲得了更廣闊的視野和多元的視角，他們對城市和“城中人”的審視也必然會有所不同。一方面是對城市經驗似乎已“爛熟于心”，一方面是“相隔甚遠”的思考和發現，或許，這些新一代的“歸來者”們能為城市文學的書寫帶來新的生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