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次講習會上,有人問:“參觀書法展覽,怎樣的作品最引起你的注意?”
我當即回答:有個性又有啟發性的作品,最有吸引力。
說實在的,這樣的作品不可能很多。馬世曉的草書,早已在我的觀賞經驗中占有位置。我們20年前相識,便有了共同語言,他在此前后的作品,已經奠定了后來的面貌,具備了向狂草飛躍的形勢。
音樂和書法,前者訴諸聽覺,后者訴諸視覺。就感官接受來說,具有純粹的審美性質。所以前人頗多將音樂與書法并提。豐子愷曾說,“書法與音樂在一切藝術中占有最高的地位。” 梁啟超則認為,“如果說能夠表現個性,這就是最高的美術,那么各種美術,以寫字為最高。”
今年72歲的馬世曉,當其青少年時代,在音樂與書法之間,是哪一門藝術讓他更早地顯露天賦?這個問題可能難以回答,但也許不很重要。重要的是他較早開發了藝術的敏悟力,熱愛音樂也熱愛書法,曾報考中央音樂學院未能如愿,而從二胡、琵琶、鋼琴等多種樂器獲得的美感經驗滲透到深層意識,卻對他后來在書法上的創作起了非同尋常的作用。在這一點上,我與世曉有類似體驗。我在少年時代也愛好音樂,雖然沒有像他那樣想進入專業。以我的體會,無論學得多少、水平高低,倘若抱著真誠的、專心致志的精神去做,“潛通”的素質是可以培養的,當然不否定各人天賦有別。
音樂在時間里流動,書法在空間中展開;時間流動里有空間,空間展開中有時間。馬世曉怎樣把樂感運用到草書之中?我想最重要的是情感的相通。而由音符的組合“轉換”到線條的構成,既有共通性又要掌握藝術的特殊性。
節奏感是運動著的生命特別是高級有機體的重要特征。有節奏感,必然有虛實。而虛與實作為一對美學范疇,比之自然狀態里的虛實又有了進一步的意義。傳統藝術中的“虛”十分重要。戲劇、詩歌、音樂、繪畫等都以“虛”為高境界。虛實相生,“實”是基礎,有了“虛”,便生發出意境,產生象外之旨、言外之意。“虛”也是在高速運動中發現的一個特征。攝影家以常用的時速拍攝靜物與動態的物象,后者會出現虛的影象。但傳統藝術中的“虛”更屬于一種長期形成的審美境界,積淀為民族審美心理素質的重要元素。
在節奏的運行中能“虛”、善“虛”,是馬世曉草書的一大特點也是一大長處。做到這一點很不容易,要散懷抱,能“收”更能“放”;能“靜”更能“動”。馬世曉草書中的“虛”,是在大運動量的揮灑中實現的。他那忽上忽下,欲上先下;忽左忽右,欲左先右;亦收亦放,欲收先放的線條運行,使人聯想到韓愈論張旭的所謂“變動猶鬼神”。“鬼神”無定形,無常態,不可捉摸。從張旭的《千字文》可以窺識。“鬼神”,我意會還內涵著神秘感。宇宙中充滿著未為人知的事物。神秘感引人遐思,它不是反理性的,倒是超越理性,以此擴充我們對狂草的認識,我想會有積極的意味。
“真以點畫為形質,使轉為情性;草以點畫為情性,使轉為形質。”孫過庭的經典論述,把真草二體的點畫、使轉與形質、情性來了一個顛倒。前一句說“真”,靜態,由“使轉”獲得動感、神韻。后一句說“草”,動態,而動感、神韻卻從“點畫”生發。需要說明,真草二體的動靜以及使轉、形質的關系是相對的。真書的點畫中有一波三折,豈不有動感?草書的使轉有間歇、停頓,豈不有靜態?而“使轉為形質”一語的真諦,在于說明草書特別是狂草,自始至終連綿不斷的運行,以至在真書中為“形”的主要特征的“點畫”,到草書讓給了“使轉”,“使轉”成了草書形質的主要特征。而“點畫”因其在草書中常表現為短促、急速,或有時大幅度的拖長,上升為“情性”。與真書相比,草書中的點畫既由靜態進入動態,還要體現創作者個性與藝術的神韻,因而具有更大的難度。
我以為,單是對孫過庭上述兩句話的分析,也可以識得草書在美學上具有更高的價值。
馬世曉的草書敢“狂”,能“狂”,有個性,要克服許多思想障礙,單是這一點就不容易。他是性情中人。他自稱“性情大于功力”,意在自勵在功力方面繼續上進。以我的理解,“功力”與“性情”,是相互轉化的一對矛盾。從草書形哀樂、達情性的特質來說,“大于功力”應是具有普遍性的規律,“性情”比之“功力”,前者處于主導地位。所以馬世曉所說,恰好是他在實踐中得來的對草書的認識。這么說,決非貶低功力的重要性。馮班的《鈍吟書要》說:“雖狂如旭素,咸臻神妙。古人醉時作狂草,細看無一失筆,平日功夫細也。”我們完全可以說,正因為狂草把神韻的重要性上升到最高,所以功力也要有相應的極深厚的基礎。
至此,我們會立即想到對于真書作為基本功的重要性的警告,幾乎無可非議也無可辯駁。但是我想提醒一點:既然草書有其自身特點,那么說到功力的時候怎能忘記草書功力的特殊性?事實是,從線條運行到章法、結體,并非學好了真、行書體便能“水到渠成”地寫好草書。
常言:唐人尚法。這個“法”字,不僅指真書,或以為真書便足以涵蓋“法”。唐代張旭、懷素,上承張芝、王羲之,為草書特別是狂草奠定了法則,為后人開辟了廣闊道路。(沈 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