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構歷史的碎片

　　認識藝術家戚彧多年，我常常為他在商業(yè)上的設計才華所驚嘆，為他沒能在藝術創(chuàng)作上馳騁才情而惋惜。所幸的是，戚彧畢竟沒有完全為銅臭所污染，而是在多年的藝術摸索中，終于在近些年創(chuàng)作出一系列令人耳目一新的“皈元”瓷符綜合裝置作品。

　　戚彧的瓷符作品創(chuàng)作不是遵循陶瓷藝術已有的存在方式，而是把陶瓷元素從傳統(tǒng)陶瓷藝術的有機構成里獨立出來，并以碎裂的符號形式重構一個充滿生機的嶄新世界。也就是說，這種藝術創(chuàng)作不是修復舊的世界即修補老例，而是創(chuàng)造新的世界；不是陶瓷瓷片的圖案拼接，而是有所指向并自然渾成的藝術創(chuàng)造。

　　戚彧生活和成長在父輩耀眼的光環(huán)中，這既為他的藝術創(chuàng)作打下了堅實的基礎，也必然成為他藝術創(chuàng)新的包袱。重蹈老路似乎難以走出前人的光環(huán)，而另辟蹊徑則似乎要承擔一定的風險。后人完全擺脫前人的光環(huán)是不可能的，但承前啟后繼往開來往往不過是對前人所開辟的道路的修修補補，難以完全超越前人。尤其在這個創(chuàng)造的時代，如果一個有抱負的藝術家不能超越前人，就不可能開拓新的藝術境界。在“繼承維新”和“集成創(chuàng)新”的焦慮中，戚彧沒有墨守成規(guī)，沒有亦步亦趨，而是在決裂和重塑中盡力創(chuàng)造一個生生不息的嶄新世界。從泥土到燒制成瓷，這是一個生成的過程。在這個再造的過程中，瓷龜裂成大小不一的碎片。在這成千上萬的碎片中，重組這些碎片就是一個新生的過程。戚彧在這種結構、解構和重構的過程中不但深諳“變則通”的宇宙法則，而且盡情觸摸并打開那未知世界，追求自由創(chuàng)造。

　　中國當代歷史出現(xiàn)了一種碎片化的傾向。這種歷史碎片化的傾向在一定程度上割裂了歷史的碎片和整體的聯(lián)系。不少藝術家在這種歷史的碎片化中看不到歷史的碎片和整體的聯(lián)系，而是孤立地看待這種歷史的“碎片”。而戚彧在超越和重構新的藝術世界中沒有孤立地看待這種歷史的“碎片”，而是深刻地把握了這種歷史的“碎片”和整體的聯(lián)系。這就是在戚彧所重構的藝術世界里，那些歷史的碎片沒有完全喪失獨特之處，而是以獨特的個性融入這個新的世界中。在這個新的藝術世界里，歷史不是一堆碎片，而是一個有序的整體。在這個有序的藝術整體里，那些沒有泯滅個性的歷史碎片與新的世界形成了一個打碎與重構的矛盾與張力。這種矛盾與張力既是新與舊的矛盾與沖突，也是舊與新的轉化過程。這既是對舊的世界的批判和超越，也是對新的世界的尋找與重構。當歷史碎片化時，不少藝術家往往將整個歷史看成一堆碎片，將這個世界看成為一個互不聯(lián)系的世界。在這個互不聯(lián)系的世界里，任何事物都只有空間存在，而沒有時間存在。戚彧沒有割裂時間與空間的辯證聯(lián)系，他在創(chuàng)作中不但連接了新舊兩個世界，而且呈現(xiàn)了舊的消失與新的誕生的歷史過程，具有強烈的歷史感。

　　其實，人類歷史就是在這種打碎與重構中發(fā)展的。個人自由是與這種歷史的碎片化同步的。但是，如果打碎后沒有重構，那么，這種歷史的碎片化很快就依附現(xiàn)存的霸權秩序。也就是說，個人在打碎舊世界的枷鎖后很快就喪失了個人自由。當歷史碎片化時，不少藝術家往往只關注個人命運的變化，而不關注個人所屬的共同體的根本改變。他們看不到這種個人脫離所屬的共同體而獲得的個人自由是虛假的甚至是異化的。這種個人脫離所屬共同體的浮沉并非整體歷史改變的量變積累，而是例外。因而，這種個體命運的變化不但沒有觸動不合理的現(xiàn)存秩序，反而在一定程度上強化了這種不合理的現(xiàn)存秩序。這些個人在自由選擇時放棄了社會責任。20世紀90年代以來，有些藝術家在當代歷史的碎片化中提出：“在怎么活的問題上，沒有應當怎樣不應當怎樣的模式，誰也不能強求誰。”這些藝術家強調了選擇的自由，但卻忽視了人在自由選擇時所應承擔的社會責任，即人要對自己是怎樣的人負責。的確，人可以自由選擇，但是這種自由選擇卻是有價值高下之別的。而戚彧在孤寂焦慮中的自我救贖則強調了個人自由選擇與社會責任的辯證統(tǒng)一。這條藝術創(chuàng)新道路應是中國當代藝術發(fā)展的希望所在。(熊元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