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文學理論：發現新的理論動向 更新文學批評話語

　　當代文學和當代文學研究常常涌現出新現象、新問題，已有的理論話語和批評經驗很難對其做出令人滿意的及時回應。因此，理論和批評如何認清文學的動向與走勢，如何更新話語系統，一直是近些年來文學理論和批評界所遵循的重點。2012年的理論批評基本上體現出這一發展趨勢。這一年中相繼出現的幾次重要文學事件，如紀念《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發表70周年、莫言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等，都成為理論批評的導火索，相繼掀起了批評的小高潮，論者從相關事件蔓延開去，討論了一系列的熱點文學話題。

　　新聞事件引發理論熱點

　　莫言獲得諾貝爾文學獎，引發了一系列有關中國文學話題的熱烈討論，除各報刊發表的文章外，一些文學報刊和大學還先后舉行了研討會。可以預料，因莫言獲諾獎而引發的文學話題，還在繼續發酵，一些批評文章將出現在2013年初出版的文學報刊上。

　　莫言獲獎促使批評家重估當代文學的價值。莫言是第一位用漢語寫作的中國籍作家獲得諾貝爾文學獎，人們認為這不僅是莫言個人的榮譽，也在思考它對中國文學具有什么意義，它被看成是“中國當代文學的整體成就在國際上贏得了關注”，“是‘中學西漸’過程中的一個醒目路標”。莫言獲獎也啟示人們：中國文學應該如何與世界文學對話。有批評家認為，中國文學首先要有一個與世界文學對話的平臺，還要使西方加強對中國文化的認同感，只有當中西方建立起沒有落差的文化交融平臺時，對話才能正常進行。同時，更多的批評家強調，莫言獲獎并不意味著中國文學存在的一些問題就會自行消失，借由莫言獲獎這一事件，在正確評估其對于當下文學產生何種積極意義的同時，反思這又在何種意義上凸顯了當下文學存在的重要問題。

　　同時，莫言的文學特質也得到了前所未有的關注，其中又以“暴力敘事”和“魔幻現實主義”最為突出。在討論到莫言作品中的暴力傾向時，許多批評家強調，莫言的“暴力”是根植于現實的，我們應該看到苦難、血腥、死亡背后的主體精神、主體意識以及作家所秉持的農民立場、農民本位、農民信念和農民的強悍生命力。也有批評家尖銳地指出莫言的問題，他們認為沒必要因為獲獎而刻意抬高對其的評價。而莫言與魔幻現實主義的關系不僅涉及到如何評價莫言的文學特征，更涉及到如何認識西方文學對中國當代文學的影響。大家認為，包括莫言在內的許多中國作家對于外國作家的借鑒經常不是在淺層次上，大多數成熟作家在作品中所給予的是一種反饋，這種反饋是很高層次的一種呼應，是與外國作家高層次的對話、神交。

　　2012年是《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發表70周年，除相關部門舉行了紀念性的會議外，學術界也舉行了學術研討會，這些學術研討會的最大特點就是基本擺脫了紀念性的話語程式和約束，在理論深化上做文章，它們涉及到當前文藝所面臨的問題與挑戰、《講話》精神在當代文藝和文化生活的現實意義、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的“中國化”，延安文藝與中國現當代文學等一些理論問題。

　　《講話》的歷史化過程是人們關注得比較多的角度。《講話》的傳播不僅是地域性的輻射，更是闡釋、演化、變異的意義再生產的過程，是不斷進行著的意義被深化、窄化、修正或妖魔化的過程，從不同時期對《講話》不同的建構和解讀中，可以透視出文學的命運發生的變化。《講話》在當下的價值是指引了黨在新中國成立后的文化領導權的建設。同時，進入20世紀90年代以來，大眾文化興起，文化領導權的建設出現了較為復雜的局面，如何吸收大眾審美經驗，建構起新時代下的文化領導權，是一個迫切需要思考的問題。

　　新觀點與新問題

　　孟繁華的《鄉村文明的崩潰與“50后”的終結》認為，鄉土文學造就了“50后”一代作家的輝煌，“而他們已經形成的文學觀念和隱形霸權統治了整個文壇”，但以都市文化為核心的新文明的崛起，是這個時代的表征，而“50后”作家依然書寫著他們昨天的記憶和故事，他們30年的文壇經歷，已經構建了一種隱性或未做宣告的文學意識形態，他們是當下文學秩序的維護者。在處理當下中國面臨的最具現代性問題的時候，“50后”作家無論愿望還是能力都是欠缺的。“為了推動當代中國文學的發展，有理由終結‘50后’建構的文學意識形態。”該文發表后引起爭鳴。李雪在與孟繁華商榷的文章中認為，終結“50后”就是把“50后”當成了文學發展的絆腳石，但事實上，“50后”建構的文學秩序依然具有創造力。“50后”并沒有遺忘正在崛起的都市文明。白燁部分認同孟繁華的觀點，認為“50后”在鄉土文學寫作上難以逾越，新的鄉土文學的寫作要寄望于“60后”、“70后”，這其實隱含著對孟文關于鄉村文明崩潰的判斷的否定。

　　《文藝報》自2012年年初開辟專欄，討論如何增強文學批評的有效性，中國作家網也舉行了主題為“切實增強文藝批評的有效性”的網上學術論壇。大家從不同的角度對有效性進行了深入的闡釋。當今的文學創作，在題材開拓、藝術方法借鑒等方面都不成問題，目前比較成問題的是創作的價值取向和立場。面對這種現實，文學理論需要“介入”并給文學實踐以必要的影響和引導。實證是有效性的基石，批評家不能簡單地虛構自己的結論，而需要如胡適所說的“小心求證”，在批評中，應充分地調動與文學批評對象相關的人證與物證、主證與旁證、內證與外證等各種證據，得出令人信服的結論。還有人認為，有效性批評基于審美價值的多重結構，基于對人類文明進步、對社會健康發展的信念。當下文學批評有效性喪失的一個重要原因是當代文學批評在順應市場化、商品化潮流的過程中，缺少必要的自我反思和在這個基礎上的理論重建。

　　陳曉明在《去歷史化的大敘事——90年代以來“精神中國”的文學建構》一文中提出“精神中國”的概念，他認為，20世紀90年代以來的中國文學的思想意向解構了原有的宏大歷史敘事，著眼點是小敘事，但這種小敘事又可以看成一種大敘事，因為它們對當代中國的精神文化建構起到了積極的推動作用，以其獨特的方式、從不同側面構建當代中國的精神文化價值，從整體上進行一種精神中國的文學建構，這種建構包括文化想象、日常倫理、鄉土記憶、自我經驗、靈魂叩問等問題。

　　李建軍認為，由于現代主義思潮和小說對傳統的全盤否定，帶來一個最突出的問題是“去作者化”傾向，這又必然導致小說創作在倫理層面的“去倫理化”趨勢，導致作者道德意識的淡化和倫理作用的弱化，造成作者與人物及讀者之間倫理關系的斷裂，使得20世紀的現代主義小說理論和小說創作存在流于形式而缺乏倫理建構的弊端。鑒于此，我們應糾正“去作者化”的小說理念，克服非道德化、反交流的敘事方式，以便重歸和繼承倫理現實主義的敘事傳統。

　　熱點話題持續發酵

　　一些熱點話題在2012年仍然得到理論批評界的重視。如文化自覺、中國經驗、文學想象力等。批評家們注意到一個事實：文學創作和研究自新世紀以來，呈現出與以往文學傳統不同的面貌，它沖擊和動搖了原有的文學格局，文學表達和想象世界的經驗方式也不斷被更新。當代文學的學科建設和批評方法也需要面對新的文學格局不斷更新。張炯認為，當代文學學科特點是既要建構當代文學史著作，又要追蹤文學創作的最新發展，同時還要展開多層次多視角多方法的批評。程光煒認為，中國當代文學存有諸多斷裂，當代文學需要重建整體性。而重建當代文學的整體性，不僅要關注當代文學史與民國史、北洋史、晚清史的關系，還要重建其內在的邏輯結構和關聯。

　　文學現象、文本以及文學史寫作是當代文學研究的重要內容，自上世紀80年代“重寫文學史”以來，文學史寫作一直是常議常新的話題。周曉風認為，當前文學史寫作存有危機，其表現為當代文學史寫作與當代文學發展實踐的錯位以及當代文學史寫作在理論方面的欠缺。

　　隨著海外華裔作家在內地的影響日益壯大，新移民文學逐漸成為一個引人關注的新的熱點話題。洪治綱將新移民文學放在中國當代文學的視域中來考察，認為新移民文學帶給中國當代文學的“異質性”在于：在審美內涵上，它呈現出強烈的濟世情懷、載道意愿和多元文化的混雜性等特征；在審美形式上，它體現出鮮明的寓言化傾向、敏銳的空間意識、多變的文化視角等特點。新移民文學的強勢崛起，既豐富了中國當代文學的精神資源，拓寬了中國當代作家的審美視野，也推動了中國文學不斷融入世界文學之中。樊星探討了新移民文學中的國民性問題，認為當代作家在走向世界的旅程中對于國民性的新認識顯然已經不同于“五四”先驅者的批判意識，而更富有五味雜陳的復雜意味。申霞艷通過對嚴歌苓和張翎作品的分析，討論了新移民文學中的民族想象問題，認為“他者”的文化視角使邊緣化的移民擁有多維反思的可能。

　　此外，網絡文學作為新媒體的產物，逐漸被納入到學術研究的范疇。曾有批評家感嘆，關于網絡文學的研究文章不少，但幾乎看不到一篇具體分析網絡文學文本的論文。邵燕君的一篇評論網絡小說《間客》的文章因此應該受到重視。邵燕君用“啟蒙的絕境”和“娛樂至死”來描述中國網絡文學的現實語境和國際語境，她在網絡小說中發現了延續《平凡的世界》文學傳統的作品《間客》，她認為這部小說以幻想的方式在“第二世界”重新立法，以個人英雄主義堅持啟蒙立場，在困境下堅持“個人另類選擇”的權利。王月關注到網絡寫作的產業化問題。他認為，進入21世紀，文學與媒介的關系異常緊密，文學生產的一切活動都未能離開媒介場的干預。資本對于網絡寫作者和網絡經營者的誘導，新媒體技術帶給大眾的新鮮體驗與欲求，多種合力開啟網絡寫作的產業化運作過程，影響傳統的文學生產、傳播機制，甚至震蕩整個文學生態。

　　學術爭鳴愈加深化

　　《文學自由談》從2012年第2期起接連數期發表關于西部文學的討論，其起因是藏族作家嚴英秀的文章《“西部寫作”的虛妄》，通過自己的寫作經驗反思了我們應該怎樣對待西部文學。嚴英秀認為，這種評論家似乎都在期待西部作家堅持寫原汁原味的“西部文學”，但她認為：“從文學史的眼光看，從中國文學的全局觀照，‘西部作家’這樣一種提法曾經是有意義、也有意味的，但時光走到今天，我認為已經不存在這樣一個整齊劃一的‘西部作家’的群體。生活在西部的作家同樣面臨的是普遍的中國性境遇，沒有誰因為‘西部’而可以置身事外，逍遙在千年的牧歌想象中，沒有誰不被裹挾進強大而盲目的現代化洪流中，從根本上說，并不存在一個一成不變的‘西部’，‘西部’本身已面目模糊。”嚴英秀進而批評了目前仍然被人們欣賞的“西部文學”的寫作狀況：“有許多人在‘東部’陌生化的期待視野下進行著這樣取巧的寫作——在潛在的功利性美學目的、懶惰的思維、固定的套路下的寫作。”閻小鵬認為，不能因為西部社會的巨大變化，就否定“西部文學”的存在價值和發展可能性。他認為：“西部永存，西部寫作大有可為。西部獨特的歷史風云和文化組成，無疑是巨大的精神寶藏”，“應該直面‘西部文學’在中國文學中的真實處境，穿越被固化的‘西部文學’表層色調，超越風俗民情等題材層面，開掘‘西部文學’豐富多彩的精神價值，重視普遍性的人道、人性以及‘人類性’的諸種內涵，繪制新型的‘西部文學’圖景。”王貴祿則認為，應該將“西部文學”納入當代文學史的書寫中。他還特別肯定了西部作家新世紀以來展現出的對文學性的堅守和對文學理想的執著，認為他們有效扭轉了“偽后現代派小說”在敘事領域形成的頹風。

　　《北京文學》從2012年第1期開始，在“文化觀察”欄目中組織討論“中國新詩向何處去？”與以往詩歌問題討論不同的是，這次討論面向普通讀者，其緣起即是讀者來信表示對新詩不滿，他們由詩歌愛好者變成了詩歌的陌路人。參與討論的既有普通讀者，也有著名詩人、詩評家以及學者。劉再復坦言，他在讀到這個欄目中陳原的《詩人已經變成了詩歌的敵人》一文后，有“振聾發聵”的感受。劉再復分析了詩歌式微的原因，“一是詩人們普遍缺少思想，從而未能對人類的生存困境作出詩的回應；二是詩人們普遍庸俗化，從而未能超越世俗功利的誘惑。”討論中對當代新詩的批評不乏尖銳之聲。賈愛軍認為，當代詩歌正走在一條隔斷歷史并必將被歷史所隔斷的路上。陳原的批評直指詩人和作家的精神世界，認為他們的獨立姿態基本完全喪失。陳超最擔憂的則是“媒介語言”對詩性的蹊蹺消解，“它以‘泛詩歌’、‘類詩歌’的姿態潛入詩歌，從內部稀釋、軟化詩歌，使我們的詩歌成為可有可無的擺設或自我麻醉術。”也有論者認為應該看到當下詩歌的成績。燎原說，當下詩歌是當代詩歌史上最為正常的時期，也是最富文本成果的時期之一。李少君認為，只有到了21世紀之后，新詩才真正被廣泛接受，當代詩歌正處于一個上升狀態。草根性是其重要的現象。(賀紹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