短篇小說在我國現當代文學中占有重要位置,它在塑造人的靈魂,陶冶人的情操上,起到很大作用,是人民喜愛的文學樣式。許多名篇家喻戶曉,深印人心,許多名作里的人物變成了生活中的“共名”,在潛移默化中深刻地影響著我們的審美趣味和思維方式。就敘事文學的發展來看,短篇小說歷來都站在前沿:五四新文學運動如此,十七年文學如此,新時期文學亦復如此。然而,文變染乎世情,文體地位的消長變幻不是人的意志所能左右的。僅從文學總格局來看,自上世紀90年代后期以來,長篇小說作為“第一文體”較前顯赫了許多,覆蓋面大了,在書籍出版、網絡傳播、大眾閱讀中,占去了大得多的份額;而中短篇小說似乎只能與文學期刊相依為命,主要在文學愛好者中傳看,其影響力無形中縮減了許多。
在我看來,盡管在當今消費化、市場化、媒體化時代,短篇小說的“空間”和“平臺”明顯受限,但它仍然是活躍的、多樣的、充滿生機的。我甚至認為,盡管長篇小說聲勢奪人,體積龐大,但就文學本體而言,就思想、技術、語言、風格的錘煉而言,就引領審美意識而言,倒是中短篇小說常常走在了前面,只是我們認識和總結得不夠罷了。事實上,文體雖有大小,但在審美精神上,任何文體都是平等的;在審美的濃度上,中短篇小說是并不輸于長篇小說的。老舍先生說過:“顯然地,字數多只在計算稿費時占些便宜,而并不一定真有什么藝術價值,杜甫和李白的短詩,字數很少,卻傳誦至今,公認為民族的瑰寶,我們要求的生活和藝術的濃度不是面積,萬頃荒沙不如良田五畝。”這些話至今沒有過時,仍是閃亮的錚言。我一向認為,短篇小說最能見出一個小說家的語感、才思、情調、氣質、想象力的水準,有些硬傷和重要缺陷,在長篇寫作中或可遮蓋過去,一到短篇,便裸露無遺矣。對一個作家藝術表現力的訓練,短篇往往是最嚴酷的和最有效的。可嘆的是,現在有一種長篇小說的盲目崇拜癥,不少人以為只要會編個好故事,能觸及社會問題,暴露一番內幕,無論文本多么粗糙,敘述多么平庸,語言多么寡淡,行文多么直露,就是大作品了,有的人還以大作家自居。
所以,振興和繁榮短篇小說創作,不論對滿足讀者的精神需求,還是對文學自身的發展,都有重要的意義。第三屆蒲松齡短篇小說獎,明顯加大了評選的力度,組織者把2009至2011年3年間的短篇作了認真梳理,挑選出已有好評的短篇小說參評,在此厚實的基礎上,選出了31篇作為初評篇目,然后評委們經過認真閱讀,深入討論,最終從中評出了8篇獲獎作品。它們是:韓少功的《怒目金剛》、遲子建的《解凍》、畢飛宇的《一九七五年的春節》、艾瑪的《浮生記》、李浩的《爺爺的“債務”》、阿乙的《楊村的一則咒語》、蔣一談的《魯迅的胡子》和付秀瑩的《愛情到處流傳》。這8篇作品自然是評委們達成共識的優秀之作,而其他20多篇候選作品同樣是珠光閃閃。現在就讓我們步入這座五彩繽紛的園林看一看。
還是先從面目相對陌生的幾位新人說起。阿乙、蔣一談、艾瑪三人,寫的都是底層小人物的悲辛與奮斗,關乎生存的勇氣和詩性;可喜的是,同寫底層,他們的風格和技法卻迥然不同,阿乙是不動聲色的冷峻,蔣一談是笑中有淚的戲仿,艾瑪是體貼入微的溫情與悲憫,它們顯示了當今短篇小說藝術表現力的豐富多樣。阿乙的《楊村的一則咒語》,是對一則宿命般的咒語的破解。作者語言平樸、簡淡,卻淡而有味、樸而有勁,具有強烈的內在張力。小說是雙線交叉結構,寫了兩個家庭、兩個鄰居婦人、兩個外出打工的兒子,這讓我想起《藥》的雙線結構,但一點兒也沒有人工斧鑿的痕跡。先是為一只丟失的雞兩個老婦廝打,變成仇人。她們都在盼望打工的兒子回來,卻又互相詛咒著,發出咒語。那么等來的是什么?一個等來的是地方警察的百般刁難,兒子只好繼續出走,另一個等來的直接就是死亡。咒語居然應驗了。這里順便說說,一睡不起的國峰,是因為身體全部爛了,“器官,皮膚,骨頭都爛了”,是嚴重的鉛中毒,超負荷所致,小說另有提醒世人警惕和嚴防生態污染對生命摧殘的意義。最后是兩個老女人的和解,互相撫摸著手,在檐下對話、安慰,真是輕淡與沉重、日常與殘忍的交集。底層敘述當然并不是越悲慘越好,但真正的文學是敢于直面現實的。
蔣一談的《魯迅的胡子》居然把魯迅和足底按摩扯在一起,不無荒誕性和戲謔感。它寫一個小人物——足療師,在北京開了一家小按摩店,“他畢竟太普通了,扔在人堆里根本找不到”。但有一星探發現,他的模樣酷似魯迅,于是化妝上鏡,過了一把扮魯迅的癮。他的這副打扮、形象,使他快倒閉的小店一度復興,人們明知其假,卻蜂擁而來捏腳,偏喜歡這種山寨版的魯迅;而他,像做了一場夢,自豪地想,我沈全居然像魯迅,又體驗了另一種人生的快感,他“舍不得卸裝,卸了裝感覺就沒了”。其實,那位研究了一輩子魯迅還是個副教授的老先生,不也是底層嗎,不也在作夢嗎,他臨終之前進入幻覺,希望見到魯迅并得到肯定,足療師扮演魯迅出現且為之捏腳,滿足了他,令人啼笑皆非。其實,這作品的成功主要并不在戲仿的情節之奇,而恰在于它的平凡、它的誠懇、它的真實,它表現了在這個流行山寨版的時代里,“想過實實在在的生活”而不可得,遂一下子引起了共鳴。
《浮生記》有濃郁的南國山鄉風味,作者的敘述貼切、老到、絲絲入扣,讓我想起翠翠的邊城和蕭蕭的湘西。當得知作者是一青年女性,不免稱奇。這是一幅動人的風俗畫,里面盛滿了人性之美和對生命的沉思。礦工之子新米,在父親死于礦難之后,決定跟著父親的拜把子兄弟毛屠夫學藝。毛屠夫的深藏不露,新米的清秀俊拔,都給我們留下深刻印象。但作者顯然有更深的命意。毛屠夫說,即便是豬,也應該有個好死嘛。小說里,人與人的交流、人與豬的交流,是那樣的含著深情。作品何以《浮生記》名之?莊子曰,其生若浮,其死若休;李白曰,浮生若夢,為歡幾何,這里面有一個怎樣看待萬物眾生與生死無常的問題。想到天下蒼生,想到生生死死,悲憫之情流在筆端。
胡適先生曾說,短篇小說就是用最經濟的文學手段,描寫事實中最精彩的一段或一方面,而能使之充分滿意的文章。關于怎么叫最精彩的一段,怎么叫最經濟的文字,他有詳解,這里不便展開細說。就我們看到的這些好的短篇來看,它們在抓住最精彩的一段和用最經濟的文字表現方面,都做出了可貴的探索。李浩的《爺爺的“債務”》就提煉出了一段非常精彩的情節,使之包孕的道德文化內涵令人深思不置,慨嘆不已。事有湊巧,爺爺因為撿到了一個裝錢的布書包,里面錢不少,他好心地等到了“失主”,自以為做了好事,卻從此背上了一筆沉重的債務,陷入百口莫辯的困境。因為,失主并非真正的失主,那些錢是眾農民辛苦的積攢,真失主氣癱了、死了,于是在大海撈針般尋找假冒“失主”的過程中,爺爺一家惹上了無盡的麻煩,仿佛陷入了一個道德的無底洞,而且,撿了錢的、騙了錢的、丟了錢的,都有各自的“理由”,事情變得空前復雜,每個人都經受了極端的道德追問,三代人不同的道德觀,隨著曠日持久的追討、解謎,一一浮現出來,人性的晦暗與光亮、人的沉淪與自救,到了驚心動魄的地步。爺爺作為傳統美德的化身,有非常豐滿而富有層次的刻畫。也許有人說,作者找到了一個充滿懸念的好故事,其實,最難的是,怎樣波瀾迭起,怎樣柳暗花明,怎樣進入每一個人的靈魂。
付秀瑩的《愛情到處流傳》已為讀者所熟悉,她此后又有新作問世,筆力不減。這次的獲獎,大概是評委們認為,在謀篇的用心、細節的捕捉、語言的含蓄簡潔、詩性的釀造上,它清新可喜,仍有可稱道之處。小說的敘述角度既有5歲女孩子眼光的驚奇不解,又有成年女性對父母的思量,混合構成一種內心矛盾的視角。母親每到周末父親即將回家時禁不住內心的渴望,于是家里洋溢一片歡快、寬容的氣氛。父親后來與孤零的四嬸發生了婚外情,母親很悲傷,父親很歉疚,但一切都是怨而不怒的。實際上,在那個禁錮的年代,父親和母親有愛情,父親的“婚外情”何嘗不也含有愛的成分,即使有錯,也不特別嚴重。父親吃飯的時候,“我”從他的頭頂摘下一根麥秸屑,是個很妙的細節。我認為尋覓和保持適當的審美距離,找到最適合自己的表現角度,以及經常穿插一些包含哲理的片段,這些可以叫做“閑筆”的,使作品生色不少。一般說來,有才氣的青年作者大多像流星一閃,付秀瑩能不能走向深沉、大氣、豐厚(并無要求寫重大題材之意),能不能更有深度地、更精妙地表現今天的人及人性,也許還有長路要走。
最后讓我們看看幾位文壇健將級的名家的作品。先看遲子建的《解凍》。時間是“文革”剛結束的時候,大興安嶺一個山鄉里,小學校長蘇澤廣忽接一通知,嚇壞了,以為禍事臨頭,去了卻是開會,還看了別人看不到的參考片,于是眉飛色舞,神采飛揚地回來了;與此相連的是他的個性妻子、他的家庭生活,小夫妻之間的齟齬。家里與家外都在解凍,小說有雙重象征含義。小腰嶺的景物描寫,如油畫一般,具俄羅斯風格,烘染出那個特定的解凍年月特有的心理和氛圍。北極村童話的講述者,依然是那樣的樸素明麗,憂郁熱烈。
韓少功的《怒目金剛》,寫了一個討還尊嚴的故事。韓少功是有哲學精神和傳統文化根基的作家,作品并不是特別多,但寫得精。這個短篇越讀越有味,讀完了像打翻了五味瓶。奧秘何在?在于人物心理的緊張感,內心的翻江倒海,在于討還“那一句話”的神圣的尊嚴意義。“文革”學習時,書記老邱撒野,爆粗口,大罵遲到的隊長玉和,罵了娘,嚴重傷害了玉和。玉和執意要邱道歉,卻由于種種原因,不斷錯失,道歉未果。“不就是一句話嗎,那句話能吃,能穿,能生金子?”“列祖列宗在上,兒孫后代在下,我沒得到這一句話,我還算個人,還算我娘的兒?”最終,玉和死不瞑目,老邱趕來了,道歉了,死者欣然閉目。玉和與老邱的形象刻畫得活靈活現,韓少功采取的是幽默、反諷、不無夸張的帶點黑色幽默的筆法。
畢飛宇的《一九七五年的春節》以“文革”為背景。我感到,畢飛宇終難忘情于“文革”記憶,是個值得注意的特點,是否因為他少年的青春初萌時節印象最為深刻?他的《玉米》《平原》等等都喜歡把背景放到“文革”時期,也許在他看來,那個年代是人性表現的極致,是人生的特殊舞臺,有說不盡的韻味,值得深入開掘。這是一個精致的短篇,以壓抑、含蓄、神秘、儉省的線條,寫縣文工團下鄉演出時,機船上有一個冷傲的抽煙女人,派頭十足,原來是被剝奪了演出權的大腕——一個被廢棄的名角、一個冷凍的人。她強行給鄉下小女孩化妝,要孩子叫她媽媽,直到自編自演。她的荒蕪的才華、不甘心的苦楚以及母性的渴望,全在貌似悖謬的行為中閃現,她終于陶醉在與孩子的游戲中,失足滑入冰窟窿,那掙扎的情景像她生前的表演一樣,是絕唱。這篇是可以作為《青衣》的姐妹篇來看的。畢飛宇說,情懷比想象力更重要。
以上就是我對8篇獲獎作品的評說,它們給人琳瑯滿目之感,若加上那23篇備選作品,將是怎樣的五光十色。從這些作品來看,短篇小說創作的總體態勢還是喜人的,新人迭出,佳作不斷。當然,在這個消費化時代,仍需要大力提倡和鼓勵短篇小說創作,這對于提高我國文學的整體水平,對于敏銳而精悍地表現人民生活大有裨益。蒲松齡短篇小說獎,一個多么美好、莊重的名字。蒲松齡是偉大的世界級的短篇小說巨匠,他的資源永世長存。蒲松齡的藝術精神里最重要的是什么?我想應該是:深厚的人民性、犀利的批判性、無比瑰麗絢爛的想象力、善于刻畫人物點化萬物的藝術手腕。“子夜熒熒,燈昏欲蕊;蕭齋瑟瑟,案冷疑冰;集腋為裘,妄續幽冥之錄,浮白載筆,僅成孤憤之書”。這是多么頑強、多么孤獨、多么博大的靈魂書寫呵。我們需要好好學習蒲松齡。愿我國短篇小說創作更加欣欣向榮。(雷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