屈原：魂兮歸來(梅潔 善清)

http://www.donkey-robot.com 2016年05月11日15:31 來源：《中國作家》 梅潔 善清

　　引言

　　漢江，屈原生于斯，長于斯，仕于斯，疏于斯，放于斯，逝于斯。卻魂魄離散，漂浮于外。

　　上帝對巫陽說：“有人在下界，我想要幫助他。但他的魂魄已經離散，你占卦將靈魂還給他。”

　　巫陽回答說：“掌夢！上帝的命令實在難以遵從。”

　　掌夢？誰是掌夢？為誰掌夢？《楚辭·招魂》隱藏的千年讖語困擾著人們！直到1957年的一天，一個節符在安徽壽春出現，人們才知道與屈原同時代的楚國鄂君才是掌夢。由于節符的失落，鄂君早已魂飄魄散，怎能為屈子招魂？

　　近一個甲子年過去，考古學家們試圖破解這個被命名為《鄂君啟舟節》的神秘節符，可他們的研究始終陷入了《鄂君啟舟節》的地理迷宮。

　　迷宮，一個繁復神秘的邏輯迷宮！

　　世界上真有解不開的迷宮？一位漢江邊的學者站了出來，他反其道而行之，居然用高等數學的數論探路，通過上萬次縝密的邏輯運算，用近20年的實地考察，終于破析了神秘的《鄂君啟舟節》，找到了湘、沅、澧、洞庭等一系列古代地名的實際位置，最終解開了困惑人們2000多年的地理密碼，讓中華文化的一曲耀世經典《楚辭》綻放出更加燦爛的光華，讓中國文學的靈魂之父屈原----“魂兮歸來！”

　　第一章：  千年“側聞”

　　公元前三世紀伊始，楚國漢北走來一位窘迫的落寞者，他神思飄忽，心緒煩亂，邊走邊吟誦“滄浪之水清兮，可以濯吾纓。滄浪之水濁兮，可以濯吾足。”這是他從滄浪水邊的漁父那兒聽來的歌。

　　他叫屈原，顓頊帝的直系后裔，楚國王族，以先祖屈瑕的封地“屈”為氏。此前他是“出則接遇賓客，入則與王議圖國事”的楚國左徒，此刻他已去職為三閭大夫，來到周南(今陜南商洛一帶)管理王室昭、景、屈三大姓氏并培育其后代，他序其譜屬，率其賢良，以厲國士，做得卓有成效；“滋蘭九畹”“樹蕙百畝”，培養了一批王室宗親的青年才俊，為實現美政理想奠定了基礎。

　　千夫之諾諾，何如一士之諤諤？如此賢臣，不僅沒被稱譽，卻招致了群小的嫉妒：“眾讒人之嫉妒兮，被以不慈之偽名。”(《哀郢》)

　　苦痛，孤獨，心緒沉重，他徑自來到了漢江中上游之北。然而，當他步入這祖居之地，悲情就不期然地化為歌聲了。湯湯沔水，蒼蒼幽谷，無數先賢的腳步在前，遺風宛在，舉步可觀先輩們的足跡；在這“周南”“召南”之地，吉甫作誦，穆如清風，人心開化，處處歌吟；遍地的《詩經》吟唱吹開他心中的千千結，他深深沉浸于這古風颯颯的詩歌原鄉，在詩的夢寐中思考著，訴說著。漢北啊，大楚祖先建國立業的出發之地，篳路藍縷拓荒的第一䦆頭落下之地！先祖們從無國無家的南行中尋覓的家園，何以在秦的威逼下茍延殘喘？    

　　痛苦糾結的屈原可以出走到周邊的韓趙魏齊等任何一國也都是受歡迎的，畢竟他“屈大夫明于治亂嫻于辭令”，是治國能手啊！而且當時的世情是可以自由選擇國家的，這不，剛從楚國出走的趙國人荀卿不是仕齊又仕楚、在楚感覺不爽了又仕趙，哪里形勢不好就立馬拍屁股走人。荀卿在楚培育的杰出人才李斯，楚國誕生，眼見故國無望，不是跑到秦國效力去了？可是屈原做不到啊，“鳥飛反故鄉兮，狐死必首丘”(《哀郢》)，連飛禽走獸都有那份對故土的衷心眷顧，何況我這有思想有貞操之人？人是有情有義的萬物之靈，國就是家，與國同命是生之底線，我屈原鐵了心也要守在自己的故國！

　　然而國是日非。自懷王始，楚就江河日下，至頃襄王，更無雄楚氣象，“一戰而舉鄢郢，再戰而燒夷陵，三戰而辱王之先人。”面對國破家亡，一代忠魂屈原遂抱石懷沙，縱身漢江，去“從彭咸之所居”，結束其“皎然泥而不滓”的一生。

　　浩瀚蒼穹中一顆星辰隕落了！

　　這一天是五月初五。鄉民爭相呼喚，駕起輕舟赴救，丟下食物誘開魚龍。然而，逝者長已矣，眼淚喚不回江底英靈，國人痛兮悲兮，情牽夢縈，他們抱定屈原沉江這個不尋常的日子在心頭供奉。日后每年這個日子，他們都以奮不顧身的競舟方式，爭躍江上，把酒酹滔，拋粽江流，苦苦召喚。一年又一年，一代又一代，人們把無盡的緬懷過成了代代以襲的民俗，心酸的淚水定格成一個特殊的節慶，沿襲千年。

　　亂世無序，官方沒人為這位可歌可泣的為國盡忠者留下幾筆，他出生于何方？投江于何處？喪生于何時？都沒有史家作準確的記載，倒是民間傳聞留下了種種的信息。那么，這些信息怎么傳到文人士大夫普遍關注、舉世皆知的程度？這得要感謝晚屈原百年出生的那位境遇與屈原幾近相似的漢初著名思想家、文學家、漢文帝的年輕博士賈誼，是他的動情宣泄讓人們對屈原產生了別樣的關切，終于有了從民間到官方一致的致敬。

　　公元前170年，賈誼被貶到長沙王處做太傅經湘江，聽人們說屈原抱石投江的傳聞，便由彼及己，一種同是天涯淪落人的悲情頓時漫漶心頭，不禁聯想到自己的不幸仕途：治國良策遭受杯葛，那幫重臣欲將其逐出朝門而后快，這境遇不就是屈子當年那遭遇么？“驥垂兩耳”，“章甫薦履”，駿馬垂著兩耳拉鹽車，頭上的帽子被墊鞋底隨便作踐，有才者大多就是這樣的命啊。遂含淚筆墨，倚馬而就，寫下《吊屈原賦》。賦文中“側聞屈原兮﹐自沈汨羅”的“側聞”，即是聽民間傳說。不曾想，賈誼一賦，“側聞”遂成千年。

　　名人的眼淚是金，賈誼一番哭祭，大氣磅礴的大漢王朝被感動了！ 

　　一統天下的大漢王朝，不禁將目光投向這位前朝人杰：哦，屈原原來不是只能以香草美人編制華麗空文博君主一時之歡的“花瓶人才”，是經世致用的國器啊。其精美的文字即是杰出的治國之策，文思經綸，一字一句都有思想的分量；他那鋪張揚厲的大別于“雅頌”的辭賦奇葩，他的忠君報國的民族大義，他空前無雙的人格操守，都不勝稱譽；他的價值觀、審美觀、人生觀不正好是當朝用來教化世人的最好教材？它所蘊含的忠臣遭嫉的悲情和不因嫉妒而變節的愛國情操不正是大漢王朝鞏固政權所需要光大的精神財富？這些楚地誕生的精神產物，書楚語、作楚聲、記楚地、名楚物，很能切合出生在楚地的劉漢王族以及占天下四分之一的楚國遺民的心境，一種屬于嶄新時代的嶄新文體——漢賦，華麗誕生。

　　漢賦，大漢頓時擁有了凝聚人心、吟詠性靈的洞簫。

　　“屈平辭賦懸日月，楚王臺榭空山丘。”在漢賦花朵盛開的時代，人們依然把屈賦高高舉起，讓愛國精神彪炳寰宇。不久，賈誼因所服侍的梁懷王墜馬而逝，傷心自責，始終沉浸在抑郁寡歡中無法解脫而終，和屈原一樣懷才而去。  

　　西漢初年劉邦的侄子、鎮守江東的吳王劉濞是推廣屈賦的先行者，他召集天下娛游子弟，一起研究整理，效仿創作，使楚辭在漢文景時期就受到追捧。至漢武帝時期，武帝親自抓楚辭的整理與推行，直接安排淮南王劉安編輯《離騷經章句》，使其“大義粲然”，閱讀人眾。這是《離騷》首次被推崇到“經”的高度，成為國人膜拜的精神產品。

　　英雄相惜，境遇相匹，在賈誼逝去30多年后，又有一個懂屈原愛屈原的大才問世，即漢武帝時代的偉大史學家司馬遷，他同樣敬佩屈原的才氣和骨氣，為他的悲壯行為而落淚，尤其是研讀了屈原《離騷》《天問》《招魂》《哀郢》等最具代表性的作品后，他萬分的感慨。在龐大繁復的《史記》創作體例中，要寫的古今人才燦如星辰，寫不勝寫，何以有一點閑余考慮安插一個歷史落寞者的地位？  

　　但司馬先生見識非凡，是打造“絕唱”的巨匠，在他眼里，屈原是他史書需要的一座山峰，不可或缺。有些王侯將相也許非寫不可，但那是歷史綱目的體例使然，并非自己所敬愛，屈原才是筆端下的可意人物。所以，他決定以自己的見識為屈原立一傳，使之不缺席史位。他不顧時代的間隔和差異，將賈誼與之并寫，一個戰國一個漢朝，兩個不同朝代的人物，合立一傳，同品同質，讓后人比并而讀，心靈震撼。

　　他為寫好這二位文杰，不惜田野考察來到長沙，希望一腳踏進兩位先人的腳印，既張望到屈子行吟澤畔的背影，也觀瞻到賈生悼屈子的行跡。可惜他一無所獲，所到之處毫無屈子遺風遺跡，山似乎不是屈賦中的那些山，河也不似《楚辭》中的那些河，涓涓汨羅默默流淌，蕩蕩原野寂然空曠，司馬心里不禁發問：這就是屈子沉江處么？這就是賈生悼屈子處么？從屈原作品看屈原經歷，這地方似乎不是屈原生活過的地方啊！

　　史學家悵然！   

　　歷史的典籍沒給史學家留下什么，所見環境又大相徑庭，唯一的史證就是屈原的作品及賈誼的“側聞”了。那就姑且以此作傳吧，從作品中可以捕捉到他的心路歷程，“側聞”也許可以引來歷史的真相，就這樣執筆：“適長沙，觀屈原所自沉淵，未嘗不垂涕。”他姑且認可了賈誼的“側聞”。這應該是歷史上首次關于屈原投江地的記載，但屬于“側聞”，屬于傳說。

　　司馬遷之后，有劉向系統整理屈原作品，他是皇室宗親，是著名經學家、目錄學家、文學家，又在楚國最后的都城安徽壽春生活日久，他有足夠的資料和文學助手，協助他考訂編輯屈賦、楚辭，成全一樁承前啟后的文化功德。但由于賈誼、司馬遷兩位大師的說法在先，劉向也順其自然，稱屈原自投湘水汨羅而死。“側聞”也就這么成為“正史”被世人接受，流傳千年。

　　到東漢，一位自稱與屈原“同土共國”的著名楚辭學家、文學家王逸，同鄉之情又加之才學獨到，對屈賦的理解別有心衷，他把劉向編訂的屈原25篇作品逐字逐句作注，以經求理。對楊雄、班固等的不當評價從根本上加以糾正。他是歷史上最早的一位屈賦注解者，屈原的創作初衷他應該是理解得精準到位的，但他距屈原“沉江”業已四百年了，一切都物換星移，他也難以對屈原作品事實上作于何處、寫的何人、成于何對給出準確的答案。比如對《招魂》的理解，他就認為是屈原學生宋玉寫給屈原的，顯然錯誤。

　　但在《楚辭章句》中他特意提到屈原與他“同土共國”：“逸與屈原同土共國，悼傷之情，與凡有異。”由于是同鄉，對屈原的哀傷悲悼就與他人不一樣。那么“同土”同哪里之土？“共國”共哪個國？同土顯然是同故土，故土在哪里？《后漢書》載：“王逸，字叔師，南郡宜城人。”原來他們同是宜城人，即今湖北襄陽宜城市，也就是《楚居》上稱的楸郢。“共國”就是共楚國，王逸時代的宜城是先秦時期的楚都楸郢，楸郢也寫作湫郢，是楚國順漢江而下發展建都的十幾個都城之一。這就給后人留下了屈原出生地的基本信息----屈原生于湖北襄陽宜城。從屈原《涉江》中的“望長楸而太息兮，涕淫淫其若霰”兩句，也可看出“長楸”于屈原不同尋常的感情。大詩人李白在《擬恨賦》中寫屈原“心死舊楚，魂飛長楸。”是說屈原最后徹底對故國失去了信心，他心如死灰，亡魂從故鄉楸郢飄散。看來，李白顯然也認可這個關于屈原出生地的說法。

　　這里說說楸樹在楚國人心中的特別位置，他們認為“楸”諧音“久”，所以在國都及鄰近區域廣植，稱其為國樹，迄今漢江鄖陽五峰鄉仍存有二千年的大楸樹溝、小楸樹溝遺址，那都是早年楚國的勝跡。

　　到了北魏時期，地理學家、文學家酈道元作《水經注》，酈先生極善于引用民間說法、民間故事來解析當地山川風貌之所以如此的緣由。在《水經注·湘水》篇中，酈道元引用羅君章《湘中記》中的一段話對屈原的投江地進行了描述： “汨水又西為屈潭，即汨羅淵也。屈原懷沙自沉于此，故淵潭以屈為名。昔賈誼、史遷皆嘗經此，弭楫江波，投吊于淵。淵北有屈原廟，廟前有碑，又有江南太守程堅碑，寄在原廟。”(《水經注·卷38“湘水”》酈道元)

　　這里出現了“屈潭”，即屈原自沉的地方，“屈原廟”、廟內寄存的江南太守程堅碑。有這么一些紀念性的地上建筑，認定屈原投江地就在這里應該沒說的。不過，我們不能不看到這些證明屈原自沉于此的物證都是在賈誼、司馬遷去后才出現的，顯然是附會之作。

　　當寫到屈原出生地時，酈道元不管王逸的說法，根據自己掌握的材料予以舉證，所引用的是東晉末“博學有文章”的袁山松《宜都山川記》一文的相關說法：“(秭歸)縣東北數十里，有屈原舊田宅，雖畦堰縻漫，猶保屈田之稱也。縣北一百六十里，有屈原故宅，累石為室基，名其地曰樂平里，宅之東北六十里有女須廟，搗衣石猶存。”還寫道：“屈原有賢姊，聞原放逐，亦來歸，喻令自寬，全鄉人翼其見從，因名曰秭歸。”這是屈原逝后近700年首次有人十分肯定的指出他的出生地，比王逸表達得絕對得多也詳盡得多，完全坐實了屈原出生地在秭歸。然而，如此言之鑿鑿，極善于實地考察的大史學家司馬遷能將此漏掉？怎么就沒予以記載？

　　酈道元也大致感覺到了袁的說法有值得質疑的地方，所以他前面引罷該文隨之就發出異議：“余謂山松此言可謂因事而立論……”酈道元十分謹慎的疑義是有道理的，可是后世人并未留心于他的置疑，倒是盯住了他引述的袁山松的說法：秭歸就是屈原的生地。

　　在唐代還有很離奇的傳說，據沈亞之《屈原外傳》記載，說屈原放逐中邊吟誦《離騷》邊耕耘，情緒失控時常常依耒號泣于天。時楚大荒，田地干裂，寸草不生，而屈原落淚的地方卻長出青蔥茂密的稻禾，秋收后白米如玉，收成甚豐。又說他的《山鬼》篇寫成之時，四面群山呼嘯，啾啾若涕，聲聞十里外，草木莫不萎死；而《天問》創作中，觸動九天神邸，致使天慘地愁，白晝如夜者三日。屈原先是在祖地見了先王廟及公卿祠堂，那墻壁上畫的天地山川神靈琦瑋璚佹，古圣賢怪栩栩如生，遂遐思飄飄，揮筆于壁，呵而問之，即成《天問》：寫《遠游》時他采柏實和桂膏，托游仙以自適。屈原至晚年情緒益加憤懣，以至于后來披蓁茹草，混同鳥獸，不交世物……

　　說到楚地普遍于端午食粽子的風俗來歷時，其傳聞顯得更為離奇。說在東漢建武年間，端午這天，長沙有人在一個大白天忽然看見一人，自稱三閭大夫，給鄉民說：你們每年祭奠我，這樣很好，可是你們每每用竹筒貯米投于江中，米都被蛟龍所竊，我根本見不著。以后你們可以用楝樹葉將米包裹再用五色線扎縛，做成粽子，蛟龍所憚此物，你們用心投祭的食物也就不會被搶食了。眾人記其言，此后端午就依其言行事，屈子得其所愿，不再現身。于是鄉民年年如此，遂成民間包粽子的風俗。

　　東晉咸安年間還有一個傳聞，說有位吳地人叫顏玨，停舟汨羅，夜深月明，聞有人邊走邊吟屈原的作品《哀郢》中的詩句：“曾不知夏之為丘兮，熟兩東門之可蕪？”玨上前探問：你是三閭大夫嗎？未及問罷，那人忽然就不見了。該位過路君子不禁嘆道：千古騷魂抑郁而未散啊，時隔至今仍時時顯形于江潭澤畔、蒹葭白露中耳。身歿而魂縈，靈顯而神守！蘇軾讀到前面這些軼聞，遂作《屈原塔》以表達心中的慨嘆：“楚人悲屈原，千載意未歇。精魂飄何在，父老空哽咽。至今滄江上，投飯救饑渴。遺風成競渡，哀叫楚山裂。屈原古壯士，就死意甚烈。”

　　一個忠肝義膽的民族之魂，一桿空前絕后的文華大纛，關于他逝后可能有的故事，人們怎么創編都不過分，因為對他太愛了，愛得難以釋懷。

　　漢代而下，對屈子的研究是逐代倍增，幾乎所有文壇名流非名流，專事屈子研究或非研究者，乃至政壇領袖，都加入了研究的行列，大談闊論，以談屈原而增進學養和品質素養。對屈原及其作品可謂舉世同愛，普世同尊。民間一條線、學界一條線，各有各的崇敬禮拜方式，其歸結一處，都是為一種人格操守、境界理想和人生價值觀，都是為了家國情懷、政治抱負。擁抱屈原，我們方知道做人該有什么樣的標高，什么樣的底線；擁抱屈原就擁抱住了精神之柱，是非顛倒，滄海橫流，肉體不存，精神永駐！

　　大唐是詩的時代，當然也是屈原大放光芒的時代。無數的詩人談屈原、贊屈原、學屈原，以屈原為宗師，拿著屈原這位前輩的舊船票登上寫詩的客船。唐朝盛世君主李世民也在這個潮流中，他雖作詩不多，但對眾人的詩歌偶像屈原是非常崇敬的，他從氣節上對屈原頌贊道：“孑身而執節，孤直而自毀，屈原是也！”(《金鏡》李世民)。這簡單樸素的兩句話，特色鮮明的突顯了屈原極其非凡的“這一個”。唐代音樂人陳康士從民眾對屈原的喜愛之情出發，走音樂大眾化的路子，將屈原代表作《離騷》的古譜重新譜為曲子傳唱，讓詩回到音樂中，通過激越的旋律感受屈賦的深刻內涵。今人李煥之進一步將《離騷》曲創編為古箏協奏曲《汨羅江幻想曲》，糅合詩的悲愴和詩人自沉的曠世蒼涼，深化了屈原的千古遺恨和憂國感懷的不朽形象。

　　宋元明清及現當代，屈原一直是文壇上的男神，他的文章占盡風頭，無人不頂禮膜拜。大文豪蘇軾睥睨天下諸多文人而獨對屈原敬慕得五體投地，他很感慨地說：“吾文終其身企慕而不能及萬一者，唯屈子一人耳。”(蘇軾《蘇軾評楚辭》)這貌似謙虛實屬夸口的一句話，一般人是說不出口的，只有他這樣的大腕巨擘才能有如此的不傲慢的傲慢，情不自禁的源自心底的拜倒，才會放出那等大話。大儒朱熹是搞理學的，但也醉心屈賦，他著《楚辭集注》，這是王逸之后頗有影響力的研究成果。盡管多半重復前人之說，無有新意，但正是他這份辛苦，進一步擦亮了《楚辭》、特別是屈賦在文壇上的光鮮靚麗的形象，讓世人矚目所及的是“皎皎屈原，玉瑩冰鮮，舒采翡林，摛光糾川。”

　　宋文學家晁補之、洪興祖，金朝文論專家王若虛，元朝文人方回，明代詩學家胡應麟、文學家李夢陽、王世貞，清代著名學者、號稱天地大儒的王夫之，著名楚辭研究家蔣驥、戴震，近現代魯迅、郭沫若、錢穆、王國維、游國恩等大師，構成了一個相當龐大高端的研究隊列。

　　“千古獨絕之忠！”(王夫之之語)

　　“逸響偉辭，卓絕一世！”(魯迅《漢文學史綱要》

　　“屈子之忠，萬古人臣之極！”(清龔景瀚《離騷箋》)....。。

　　研究者們不惜使用極端的語言將對屈原的敬慕贊譽心情表達到極致。

　　千百年來，民族魂屈原，與日月同輝，與天地同在，盡管真正的生地死處沒有確考，只是早先那個“側聞”帶來的認可而已，但這不影響他舉世的魅力。屈原的形象始終在世人心中高高供奉，不曾蒙塵。所謂的秭歸、所謂的汨羅，那是不是屈子生來死去的原初之地，人們早已習慣了，不是也是。

　　大家依賴著“側聞”接受前人所說很以為然，以秭歸、汨羅為基準閱讀屈原作品，也成為研究屈學的基本方式。每朝每代在研究中又不斷增加其對既成觀點的認可度，致使后來者把對屈原的感情都重重的投放在屈子的人生兩個端點出生地與沉江處，悉心經營，頂禮膜拜，崇信倍增。

　　如今回首看看“側聞”的秭歸和汨羅，在代代的傾心營建中是何等的壯觀！漢武帝、唐玄宗、唐憲宗、宋光宗等皇帝都曾頒令敕造屈子紀念地，至后來，或官方或民間，或整修或增補，累累不輟。

　　在當代，文化名人及其生卒之地成為最誘人的旅游產業，最好的名勝，整修恢復他們的紀念景點，便成為各地的經濟增長點。于是，屈原的生處與死處就在前代基礎上建設得更加堂皇壯觀。秭歸的屈原祠以及相關景物始建于漢代，有袁山松、酈道元等前朝大人物的書證，這里完全有足夠的資本稱自己是屈子出生地，特別是1965年10月25日，屈原研究的當代大師郭沫若前來觀瞻，又親題“屈原故里”這四個至關重要的大字，將過去的久遠傳說進一步坐實于此，許多爭屈原出生地的地方就只能望秭興嘆了。

　　汨羅江邊的屈子祠，初建于漢代，山墻花崗石上，陰刻蘇東坡撰聯“詩筆離騷亦時用，文章爾雅稱吾宗”；中庭置屈原鍍金像，兩旁金柱上懸掛著郭沫若夫人于立群手書的郭沫若所撰對聯“集芙蓉以為裳，又樹蕙之百畝，率云霓而來輿，將往觀乎四方”；亭前有現代文學宿將茅盾和著名書法家、佛學家趙樸初題寫的“獨醒亭”匾額。

　　這一切都增進了名勝的無盡分量和真實性，疊加了它的歷史造化和強大說服力，名流一字一句就是一種認定，權威性就是可信性。如此一來，就不可避免的出現這樣的情況：名勝的存在變得有些霸道，它的歷史真偽容不得誰有所說法，聽不得誰發一點不同的聲音抑或雜音。秭歸和汨羅在某種程度上是天下人共同守候的精神家園，在學界、在普遍國人的心理定式中那是不能顛覆的歷史，誰冒大不韙提出質疑，發表一點不同聲音弄不好會帶來天下大嘩。首先從民俗感情上就過不去，從學術感情上更是過不了關。

　　屈原的奇文《天問》，問天地離分、陰陽變化、日月星辰；問神話傳說、圣賢兇頑、戰亂興衰、自然成因，這些存在屬天經地義，已不可問不必問，但這位天之驕子因心中塊壘無可排解，他不得不向天發難了：“遂古之初，誰傳道之？上下未形，何由考之？冥昭瞢暗，誰能極之？馮翼惟象，何以識之....。。”屈子一問，問得蒼天失色。

　　這是屈子給我們留下的膽識和精神。

　　歷史在艱難跌宕中進入一個世紀又一個世紀，我們在世紀的進程中，依然聽到了一個又一個受屈子靈魂之托的人們發出的質疑真音――

　　屈原真的生于秭歸、投于湖南之汨羅么？

　　屈原真的曾流放于今日之湘沅么？

　　《哀郢》《懷沙》《抽思》……是作于江南湖湘么？

　　《湘君》《湘夫人》《山鬼》是在寫神話、傳說么？

　　光艷千古的中華文學經典《楚辭》就這樣被千年誤讀、還將千年地誤讀下去么？

　　第二章：不朽的辯疑

　　這里，我們先說說受屈原靈魂之托而發出真音的王夫之。

　　王夫之生活在明末清初的湖南衡陽，是湖湘大地上首個懷疑屈原作品創作于湖湘的學者，他以無私無畏的精神，對一些傳統見解進行顛覆，為屈原研究撥開一新生面。

　　王夫之晚年隱居衡陽金蘭鄉石船山附近，因而又稱船山先生。他乃非常之人，在大清狂飆颶風直滅晚明一豆燈火的歷史大毀滅、大更替之際，他一個文弱書生居然加入到拯救大廈傾圮的行列，大義凌然，不畏不懼。像吳三桂這樣反復無常之輩投清又反清稱帝、逼他寫勸進表，他斷然拒絕，儒家的忠君愛國正統思想在他心里深固蒂固。后半生隱居石船山，沉于學術著述，病疴纏身，窮無粒米，著述連紙筆都要朋友周濟，仍日日不息，以至腕不勝硯，指不勝筆。清廷官員來訪，贈吃穿日用，拒不見，拒不受。身貧而骨硬，一腔屈原之骨之性。《楚辭通釋》也就是在這等窘境中寫成的，他“攻堅透曲，刮璞通珠，嘯谷凌虛，摶風揭日，才與性俱全于天。”(《楚辭通釋。序》張仕可)

　　他以非常之艱辛、非常之氣概、非常之才氣著成這一震古爍今、直抒己見的著作，成為屈賦研究的集大成者。

　　應該說此時，屈原及《楚辭》的研究已碩果累累，屈原這座黃金山峰邊邊角角凡所值得發現的東西，都已被前朝文人們打著燈籠找了個遍，該有所獲的都已獲取了，再在這方面用力不是枉費其力？王夫之，這位船山石一般的孤絕硬漢，其治學廣博駭人，哲學、政治、法律、軍事、歷史、文學、教育、倫理、文字、天文、歷算、佛學等等，無所不及，幾乎做盡了天下學問，《周易外傳》《張子正蒙》《尚書引義》《讀四書大全說》《老子衍》《莊子通》《思問錄》《讀通鑒論》《宋論》《黃書》《噩夢》《詩廣傳》等卷帙堆砌如山，七十余種、三百多卷的浩繁文著，已經令世人瞠目結舌，還缺那一部《楚辭通釋》增其學術之峰？難道你確實有所見識、在屈學上有話要說？

　　是的，確實有話要說！前人研究屈學至今已近兩千年，從王逸《楚辭章句》到朱熹《楚辭集注》，大師云集，見解多多，但在屈原及其《楚辭》研究的路上，仍有一些人不敢開新路，舉新證，出新說。前人多泥滯于再前之人之所見，研究之路被一代一代前人踩得板滯。“昧于斯旨，疑誤千載，不揆固陋，希達屈子之情，尚不迷于所往乎！”(《楚辭通釋·序》王夫之)基于如此之心衷而堅意動筆。

　　作為湖湘人，王夫之生活在前人傳聞的屈子流放地、投江地、作品創作地，深知這些有關屈原思想、屈賦文化現象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時異世異，漢北沅湘之地異，舊時解釋者或不審，或已具知而又相刺謬，其瞀亂有如此者....。。”屈原研究以聞傳聞不審真假，漢北、沅湘相異之遠，即使有真見也被侮為謬言，研究走到今天這個樣子，我為何不站出來敞明己見？

　　首先，歷來對屈原“忠君”與“愛國”精神的認識與評價就不夠，屈子之忠是忠于國家、忠于人民，而非忠君主一人而已的“千古獨絕之忠”，這種忠在治亂之際、家國之痛之時，更有無上的意義。其次，屈賦注解中的許多傳統觀點務必糾正。因為在他的通釋中發現，屈原有些被指作于湖南的作品，其地理位置、氣候條件、風土人情與湖南大相徑庭，倒是與漢江以北地區相像，但卻長期被誤讀，需還其本來面目。在《離騷》“評語”時他指出：“原初去位，隱居漢北。”“原雖被讒見疏，而猶未竄斥，原引身自退于漢北，避群小之慍，以觀時待變，而冀君之悟。”他是說屈原最初離開國都，一不是放逐，二不是到了湖湘，而是去了“漢北”；而在《九章》前言評注中他又重復這一看法：“原以王不見聽，退居漢北，猶有望焉，故其詞曲折低回，雖有彭咸之志，固未有決也。”在釋《九章·抽思》時再次強調：“此追述懷王不用時事。時楚尚都郢在漢南，原不用而去國，退居漢北。”

　　由此我們看到，他對過去學者們普遍認為屈原流放均在江南、所有作品或作于郢都或作于湖南的習慣說法給予了否定。作為湖湘人，從地域情感出發，他應該根本維護傳統說法，讓家鄉湖南獨自擁有這一歷史名人及其衍生的文化資源，但尊重歷史事實是作為學者的基本準則，不惟故鄉而固守誤說，他無畏無懼，發出了自己的聲音。這是學者的良知。

　　王夫之之前，非湖湘人氏黃文煥在他的《楚辭聽直》里闡釋《思美人》《抽思》時，也提出該作品是屈原在懷王時作于漢北，與湖南無關。兩位古代知識分子，懷著良知，在明末清初，幾乎同時發出真聲。

　　隨之，呼應他們學說的學者接踵而來，同為明末清初的家學淵源的文學家施潤章在他的《蠖齋詩話·蘇詩》分析《楚辭》的時寫道：“荇菜、芣苢、江永，漢廣之類是也。”這即是說這些表述事物性的詞語與《詩經。漢廣》用詞用語是一個類型，也就是說屈原這些作品語言受到了漢江流域詩歌的影響，具有漢江一帶的詩風。這是首次從作品語言風格的角度指出屈賦的非湖南色彩。

　　清朝還有一位楚辭研究專家叫夏大霖，他曾著書《屈騷心印。發凡》，他很肯定地說“《思美人》作于漢北無疑。”連《抽思》篇他也認為是屈原寫罷《思美人》之后，接著又在漢北寫的另一篇作品。

　　清初學者林云銘作《楚辭燈》，對屈原生活在漢北的歷史事實作了細致的探討――

　　“今讀是篇《抽思》，明明道出漢北不能南歸一大段，則當年懷王之遷原于遠，疑在此地。....。。漢北與上庸接壤，漢水出嶓冢山，在漢中寧強縣，上庸即石泉縣，懷王十七年為秦所取，而漢北猶屬楚，嗣秦會楚黃棘，復與楚上庸，至頃襄十九年，楚為秦敗，割上庸、漢北與秦，故《思美人》篇亦云‘指嶓冢之西隈’，以身在漢北。”

　　林云銘仔細的推究了《抽思》《思美人》創作的地點是漢北，不是長江以南的湖南，盡管劉向、司馬遷都不曾提到屈原流放漢北的事兒，但作品內容的具體所指再明確不過。這是繼王夫之以來對屈原作品創作于漢北、屈原曾生活于漢北的論述更為充分的一位。

　　清初還有位頗有影響力的注解《楚辭》的人物叫蔣驥，他的《山帶閣注楚辭》與王夫之《楚辭通釋》、戴震《屈原賦注》被譽為清代“鼎足而三”的楚辭研究成果，他的見識令我們多有心得，他根據自己的深度閱讀，從屈原作品創作的先后順序中判斷三篇詩作《抽思》《思美人》《卜居》屬于漢北作品。在《山帶閣注楚辭》中還第一次明確地提出屈原到過“鄖襄之地”，把“漢北”的籠統范圍具體化了。    

　　清朝是個屈原熱的朝代，研究隊伍盛況空前，大大小小的文人參與其中，包括皇帝，令人眼花繚亂。我們可以拉出一個近百人的長長的名單，人員的廣泛幾乎普及到稍有一點文化學養的人群。

　　民國時期楚辭研究的學者、大師、巨匠也一個接一個，王國維、梁啟超、郭沫若、錢穆等都有創建性，他們除了憑借其開闊的思想、嶄新的方法，在屈原及其作品的研究方面，取得了超越前人的卓越成就，他們還一度站到了王夫之的新觀點一邊，支持對傳統觀點的顛覆，尤其是錢穆。

　　錢穆受王夫之的啟發，經胡適先生點撥，遍考先秦諸子對屈子及《楚辭》的研究。他從地理變遷中研究屈原是否流放、屈原人生的重要階段、屈原作品所涉及的地名等前人不敢也不曾推倒重來的楚辭學關鍵問題，大膽而極富顛覆性的朝前邁了曠古一步。

　　錢穆誕生于清末，逝于20世紀90年代末，經歷了將近一個世紀的社會變遷，學養和膽識都無人企及。學界贈他“新儒家一代宗師”“最后一個國學大師”“有情懷的史家”。“東南財富地，江浙文人藪。”這話大約就是用來說出生在無錫的錢穆吧。

　　《先秦諸子系年考辨·屈原居漢北為三閭大夫考》是錢穆屈原研究中重磅炸彈式的一個學術爆料，反對者視其為寇仇，擁戴者驚嘆其千古之不朽。這篇論文到底寫了些什么？這里我們來具體了解一下。

　　他首先從屈原年譜中發現屈原有十二年生活于漢北，這十二年從懷王十八年屈原出使齊國返回至懷王三十年，他認為在漢北，屈原屬自我放逐。據此他得出結論：屈原大部分作品作于漢北，而不是湖南。他說《九章》及《九歌》中的部分作品就創作于這時期，從《九章》之一的《抽思》“有鳥自南兮，來集漢北。望南山而流涕兮，臨流水而太息。唯郢路之遼遠兮，魂一夕而九逝。曾不知路之曲直兮，南指月與列星”等詩句，很明顯的是寫屈原由漢南涉漢江已達漢北的土地上，同時還不時回頭張望南方的郢都，顯然，此間屈原居漢北。

　　從《思美人》中的“嶓冢山”“南人”所指，也可以看出此作作于漢北，“指皤冢之西隈兮，與纁黃以為期。吾且儃佪以娛憂兮，觀南人之變態。”“皤冢山”，位于今陜西秦嶺，漢水發源地，屈原所居漢北距離漢水源頭較近；“南人”指哪里人？楚人，楚國都城人。屈原在漢北，相對而言，漢南楚都的人就是南人。

　　《悲回風》同樣是漢北的作品：“浮江淮而入海兮，從子胥而自適。望大河之洲渚兮，悲申屠之抗跡。”浮長江過淮水向東入海， 追隨伍子胥自求適意。 眺望大河中的沙洲水渚， 悲傷申徒狄的高尚事跡。這里所寫的江淮、大河等水域，只有居漢北才距之較近，要在長江以南的湖南怎么理解？

　　《國殤》也是屈原居漢北的作品，漢北是秦楚交兵頻繁之地，楚兵的幾次大敗仗就在這一帶。屈原觸景傷懷，故有此作。篇中“操吳戈兮被犀甲，車錯轂兮短兵接。嚴殺盡兮棄原壄，平原忽兮路超遠。帶長劍兮挾秦弓，首身離兮心不懲”等等，全部寫陸地之戰，皆寫的丹陽北方戰事，根本就不是寫南方戰事，南方戰事應有水戰。       

　　《漁父》更是寫于漢水無疑，“世人皆濁，何不淈其泥而揚其波？ 眾人皆醉，何不哺其糟而飲其釃？”

　　“哺其糟而飲其釃”是漢江一帶做黃酒飲黃酒的習慣，即酒糟與米酒汁一起飲掉。至于文中漁父唱到的歌謠，這是距屈原來漢北三百多年前孔子來到漢水邊就聽到過的《孺子歌》。在漢水名曰滄浪這一江岸，幾乎是每一老少皆會此歌。所以，與屈原接近于同時代的孟子聽到早年孔子所聽的這首民謠很是在意，特地在《離婁上》寫了進去。

　　他還認為《九歌》也創作于漢水流域，是漢中與汝南風俗的寫照，他判斷《九歌》是《詩經》“周南”“召南”的遺風影響的結果。他認為，湖南“湘域在兩漢時，尚為蠻陬荒區，豈得先秦之世已有此美妙典則之民歌哉？”

　　進而，錢穆推測屈原投江不在湖南而在漢水。先從河流看：“羅之與湘，地望同近鄢郢，襄陽風俗，蓋有由來，安見屈原之死必在大江之南、長沙之外也哉？”《漢書·地理志》就有關于漢水流域羅河與湘水地望接近鄢郢的記載，湘水就是羅水歸入的主流河道，屈原投江應該就是投的這個“羅”水，而不是湖湘之汨羅。歷史上還有相關的史料證明漢水流域有羅水，比如《春秋》的記錄：“楚屈瑕渡鄢伐羅。”杜預在作注時指出：“襄陽宜城縣西二十里羅川城乃羅故國。”這就說明屈原時代漢江一帶確有一條羅水。

　　這些地名為什么會在戰國末期到漢朝這短短一百多年間發生變化？錢穆先生認為是朝代大更替、人員大遷徙中出現的歷史變遷現象。在秦滅楚殘酷之戰中，楚人紛紛南逃，逃到蠻夷荒蕪的江南，把家鄉的山川地名同時帶到新地。

　　由于錢穆先生觀點的提出，使得對于屈原生平的爭論，變成了對“湘、資、沅、澧”四水在戰國時期在湖南還是在漢江流域的爭論。

　　十分不幸的是，錢穆先生的這一發現，被一件“出土文物”徹底否定。錢穆先生自此失聲，原來支持錢穆先生觀點的學者也紛紛轉向，結果使屈原和《楚辭》的研究回到了傳統的老路上。

　　就在學者們對錢穆先生口誅筆伐之時，一個學者站出來了，這就是著名的地理學家石泉先生。

　　石泉，當代著名歷史地理學家，他也不是突發靈感要在古代荊楚地理研究上有所作為，幫錢先生一把，恰恰是他讀了錢穆的《先秦諸子系年表》包括《屈原居漢北為三閭大夫考》等開人視野的全新學術建樹后，對其中非凡的膽識而感佩，進而確立了古代荊楚地理的研究之志。在發表了數篇研究論文成果后，結集出版了《古代荊楚地理新探》論文集。

　　石泉先生利用他嫻熟的地理知識對《水經注》中關于“湘、資、沅、澧”四水的記載進行了剖析。認為《水經注》中記載的發生在這幾條河流上的事件實際上是發生在漢江上的事件，《水經注》記載的四水流向與湖南的四水流向不符，而記載的一些地名可在漢水流域找到。因此，石泉先生得出結論，戰國時期的四水在漢江流域，秦以后，一直存在漢水流域與湖南共存“湘、資、沅、澧”四水稱呼的局面，直到漢以后，“湘、資、沅、澧”四水才成為湖南專屬的河流。

　　石泉先生的這一觀點，不但沒有受到學術界的重視，反過來有許多學者認為石泉先生是一個固執的老頭，甚至將其觀點當成學術界的笑柄。

　　以上我們展開了自清朝至民國、新中國關于屈原研究的泱泱大觀，尤其王夫之、錢穆兩位大師突破“側聞”，顛覆常言，創立新說，是這時期最有價值的驚世之論。這是一個非常之好的拐點，屈原研究自此開始了從之前上千年的緊扣“側聞”而談，轉向了對歷史本源的撥亂反正，從迷霧猜想中的湘水之濱走到了萬里晴空下的漢北江岸，屈原研究陡轉，豁然步入一個敞亮的境地。

　　這里我們再提及一位當代青年學人黃守愚，他是三湘大地上的一個自由文化人，又一個王船山式的學界猛士。

　　他認為屈原可能根本就沒有來過湖南，自從漢代以下流傳屈原流放湖南和汨羅江自殺一事，大約是個美麗的“謬論”。所謂《九歌》是在湖湘民歌基礎上加工而成的說法也難以成立。在《楚辭》中，有許多中原文化的成分，當時的湖南地區尚處在文化蠻荒時代，是不可能“侵入”如此成熟的中原文化的。

　　黃守愚說，今日三湘四水中的“資水”(益水)在《楚辭》中并沒有提到，而傳說屈原在資水上游創作《天問》之類的見解，純屬無稽之談。如果屈原流放湖南，他從沅水逆行，抵達今天的湘西，再從湖南中部渡過資水，再赴湘水，那么他必定也提及資水。可是，《楚辭》通篇沒有提及，這是什么問題？說明屈原沒到過這一帶。漢水流域有湘山，據史料，南陽和武關之間有古道，由此溯漢水而上，可抵達湘山。《后漢書·延篤傳》記載最早的屈原廟在南陽，南陽還有屈原岡及屈原的傳說，南陽就在漢北。屈原在《離騷》中提及南去九嶷山向舜帝陳述牢騷，討個公道，許多人認為是當今湖南的九嶷山，其實不然，那時的九嶷山在漢水流域。漢水有湘妃廟，唐人羅隱有寫湘妃廟的詩足證。

　　關于“溆浦”， 就是水邊或江河交匯處，“入溆浦余儃佪兮，迷不知吾所如。”屈原坐船坐久了，深感困倦，就把船駕到水邊或河汊嘆氣去了。今日湖南“溆浦”之“溆水”，古稱“序水”。“溆浦”置縣是唐武德五年，并非屈原時代就有一個湖南“溆浦”縣。

　　黃守愚同意錢穆關于漢北地名為什么出現在湖南的理由：“屈原原本流放漢北而訛變為湖南的原因，是因為北方人南遷，把舊地名帶到了湖南，以紀念其故土，古人喜歡帶著地名遷徙。”

　　黃守愚2007年11月24日在新浪博客里寫道：“事實上，堯帝、舜帝也根本沒有來過湖南，湖南九嶷山的舜帝廟是后人附會歷史虛構的。目前為止，根本沒有先秦文獻和考古證據證明堯帝、舜帝來過湖南。”

　　無論是王夫之還是錢穆，也無論是石泉還是黃守愚，還是一代代學者仁人，為了還一個中華文化脊梁的端直，為了傳承一部中國文化的精粹，他們堅定地站在文化良知的峰巔，發出自己的聲音。

　　然而，千年的“側聞”、千年的習慣，已形成認知的固守鐵壁，不是研究者的聲音所能洞穿。爭論，質疑，苛責，怒罵……

　　“屈子，歸來吧！”蒼天、漢水呼喚了千年！然而，屈子，你還須等待！等待地下那個千年“節符”的召喚……

　　第三章：  神秘的“節符”

　　1957年4月，安徽壽縣八公山鄉一位農民發現四塊銅制如竹節般的物件，由此使得考古工作者對該地區進行了一系列的發掘考古，發現該處原是戰國末期的楚國都城，，而這些節狀物就是楚國當時陸路和水路運輸的通關文書。因為該文書是公元前323年楚懷王頒發給其子鄂君啟的，所以叫《鄂君啟節》。其中水路運輸通關文書被命名為《鄂君啟舟節》，陸路運輸通關文書被命名為《鄂君啟車節》。

　　《鄂君啟節》共出土5件，舟節2件，車節3件，合在一起則呈圓筒狀。節面文字錯金，其中《鄂君啟舟節》長31厘米，寬7.2厘米，厚0.7厘米，弧寬8厘米。從形制上看，一共有銘文9列，每列都是18字，計162字。但實際字數為165字。

　　《鄂君啟節》用銅鑄成，因形似劈開的竹節，故名“節”。這種“節”迄今為止僅此一見，因而極為珍貴。《鄂君啟節》在制作時為防奸杜偽，在鑲嵌工藝的基礎上進行了“錯金銀”再創作，故又稱《錯金鄂君啟金節》。其方法是在青銅器鑄造時鑄出腰槽，將金銀片、絲放入槽內，錘打后錯實磨平。這一工藝產生于春秋時期的楚國，應用至今。

　　《鄂君啟節》銘文挺拔秀麗，圓潤秀勁，莊嚴肅穆，是錯金銘文中的精品，是中華古老文明的呈現。《舟節》上出現了許多屈原《楚辭》上的地名，如鄂、湘、沅、澧、江，等等，因古老的金文難以辨認，留下了一些有爭議的字，比如“資”是“之”還是“滔”或別的什么？但專家們還是隱約讀出了《舟節》上遠離我們2300多年前楚國的一幅水陸圖景。船隊經過的河流、停靠的河埠，可以免稅的項目等等，鑲錯在兩千多年前的官牒上，而今依然栩栩如生。我們從中可以想象鄂君持舟節率領船隊經過條條江流、水道的情景以及廣袤的楚地上水陸繁忙的景象。

　　紛亂的戰國盡管戰火時起，合縱連橫兵爭國斗，但戰國的商業十分繁榮，史家稱那時是中國商人的春天，諸侯與商人、權力與資本，在那個時期很好的粘連在一起，相互配合著，支撐著，商人的個性得到極大的張揚。鄂君啟就是個大商家，他的大隊車船借助懷王的恩準，水陸并行，在夾縫中大發其財。

　　《鄂君啟舟節》的出現，轟動了學界。1958年1月初，在開羅訪問的中國科學院院長郭沫若先生，接到華東師大教授李平心先生的一封信，信的內容正是介紹壽縣出土的這四枚“金節”。李平心先生在信中報告了這一“值得興奮的好消息”，郭沫若看完這封信后很振奮，回國后即通過文化部文物局的協助，調看了四枚“金節”的照片和銘文的摹本，郭院長感嘆：“真是如獲至寶！”遂親自加入了研究行列。

　　1958年秋天，新建成的安徽省博物館首次展出《鄂君啟舟節》，毛澤東主席來安徽省博物館視察，他仔細端詳，對《舟節》贊嘆不已。

　　在《鄂君啟舟節》出土前，學術界對《楚辭》研究的諸多分歧，導致了學者在研究楚國歷史乃至中國歷史時的重大分歧。《鄂君啟舟節》的出土，為解決《楚辭》研究中出現的分歧提供了可能。因為《舟節》是與屈原同年代的文物，且載有“湘”“沅”“澧”等河流名稱，因此一大批著名專家學者如郭沫若、譚其驤、商承祚、黃盛璋、殷滌非等都對其進行了深入的研究。這使得《鄂君啟舟節》成了研究人數最多、研究規格最高、研究目標最明確的單件文物。

　　一篇接一篇的研究論文接踵發表，實乃泱泱大觀。僅網上研究《鄂君啟舟節》論文就有600多篇，有的是從軍事的角度進行研究，有的是從稅收的角度進行研究，有的是從交通的角度進行研究，有的是從節符的角度進行研究，但更多的是從地理的角度來進行研究。這些研究者中幾乎包括所有中國歷史考古大家。但這些文章正如石泉先生所說，都基本上是以千年習慣認定的湖南湘、資、沅、澧、鄂、江為基準地址來分析，加之對節符上表明船只航行方向的古老的動詞理解不同，推導出的結論要么悖謬，要么掉入一片“混亂”的陷阱，為此有人甚至懷疑是《鄂君啟舟節》中的邏輯表述紊亂。

　　對舟節的研究如同《楚辭》研究，存在著“湖南說”和“湖北說”兩個對立的陣營，顯然錢穆、石泉等的研究是站在“湖北說”的學術立場上，所得結論吻合屈賦漢北學說。郭沫若認同其觀點，試圖將錢穆先生所定的“湘”“資”“沅”“澧”作為基準地址對《鄂君啟舟節》進行解讀。但是，按照錢穆先生的觀點解讀出來的鄂君啟船隊的航線之間的矛盾，遠大于按現“湘、資、沅、澧” 作為基準地解讀出來的矛盾。

　　這是一條神秘的航線！

　　還有一些學者將《鄂君啟舟節》上出現的“爰陵”與屈原《哀郢》中的“陵陽”聯系起來，編制了一條新的屈原流放路線。認為：屈原從郢都(湖北江陵縣)出發，先往東南順江而下經過夏首(湖北沙市東南)、遙望龍門(郢都的東門)經由洞庭湖進入長江，然后又離開了夏浦(湖北漢口)，最后到了陵陽(據說是今安徽青陽縣南)。甚至還有學者認為，屈原到達陵陽后，經過江西一帶，翻過羅霄山脈，到達湖南，然后沿沅水到達貴州。并長期流浪沅湘流域。后因楚國的政治更加腐敗，首都郢亦為秦兵攻破，他既無力挽救楚國的危亡，又深感政治理想無法實現，遂投汨羅江而死。

　　更有一些學者根據屈原《楚辭》中的一些章句，臆斷屈原甚至到過日本和朝鮮，還有些人認為《楚辭》的作者不是屈原，有的學者干脆認為屈原這個人根本就不存在。

　　學術界出現了屈原研究的亂象。

　　最終的結果，專家們將《鄂君啟舟節》中鄂君啟船隊的航線確定為：“鄂君啟的船隊從今湖北的鄂城出發，可以航行于湖北境內的漢水流域，湖北、安徽境內的長江段，湖南至廣西境內的湘、資、沅、澧流域。”

　　隨著研究結論的固定，郭沫若等專家立場的轉向，大多數學者甚至不約而同地開始懷疑《山海經》等著作對“湘”“沅”“澧”“洞庭”記載的真實性，轉而采用現有的湖南同名河流作為基準地址來研究《鄂君啟舟節》中的地名，“湖南說”重新占了主流。

　　值此，錢穆、石泉等錚錚之音，在人們對神秘文物《鄂君啟舟節》的朗朗誤讀聲中漸漸消失了。

　　漢水滔滔漾漾，屈子的靈魂依然憂傷。他原本以為那個在祖地出現的神秘的“節符”，是上蒼冥冥的旨意。人們發現了節符、解讀了節符，他就可以回到他親愛的原鄉；他寄情千年的辭賦，也從此不再被人誤讀、誤傷。

　　然而，他沒有看到預想的結果，蒼茫大宇中，感傷了兩千年的屈子依然感傷，盼望了兩千年的屈子依然在盼望……

　　第四章：“石破天驚”的啟示

　　“屈子，歸來吧！”蒼天、漢水呼喚了千年！然而，屈子，你還須等待！等待那個解讀“節符”秘笈的人出現……

　　歷史的巧合似乎是要把屈原研究這個還歷史真相的任務繼續賦予具有挑戰精神、沒有鄉土之狹的湖南才子們，他們可以帶著對本土文化的熟悉去比照本土以外的風土人情，最有資格說哪里接近屈賦文化之根，哪里遠離了屈賦研究的本源。

　　自2004年以來，在漢江河畔生活了30多年的湖南岳陽才子凌智民，就是這么一位誕生于湖湘、帶著湖湘文化滋潤的生命情結和自己十余年的漢江田野考察、文獻研究、文物考證的嶄新成果，步入了屈原研究的領域，并一步跨入該領域的前沿。

　　凌智民從《鄂君啟舟節》這一地下新材料入手，破析并證明了戰國時的湘、資、沅、澧四水確實在漢北，洞庭在漢北，屈賦中相關的地望在漢北。總之一句，屈原沒到過湖湘；《楚辭》中被認為是神話想象的浪漫詩，其實都是紀行詩，人物、地點、事件全部與真實吻合；錢穆、石泉等前輩大師當年的說法是科學的，是符合歷史事實的……

　　凌智民的出現，使中國屈原研究迎來歷史性的新生面。

　　凌智民，1982年湖南大學計算機專業畢業的高才生，悟性超群，學養豐厚，計算機這門現代科技成果為這個天分極高的才子插上了一雙翅膀，他可以在其中縱情翱翔。

　　他曾在漢江之濱的大型國企——中國第二汽車制造廠擔任工程師，所干工作無不領先，他曾率團參加湖北省計算機運用比賽，輕松斬獲頭名；在沒有運用或很少運用計算機的20世紀八九十年代，他運用計算機編程技術使二汽的汽車銷量一舉領先，進而獲得國家大獎；在二汽工作期間，多個成果先后獲得國家計算機應用成果一等獎，湖北省企業管理成果二等獎，東風汽車公司十大科技成果獎，被破格晉升為最年輕的高級工程師，享受國家津貼；以凌智民為首的七人工程技術人員赴新加坡學習，其間因發明一項技術成果而獲獎，被外方看中挽留，但遭到了凌智民的婉拒。

　　這個在計算機技術領域有極深造詣、有超強能力的工程技術人員，原本與社會科學，尤其是屈原研究絲毫搭不上邊，何以在此爆出令無數專業人士都為之瞠目、為之驚羨的成果？

　　是屈子魂魄的千年呼喚？

　　是上蒼冥冥的旨意？

　　還是他來到這個世間原本攜帶的使命？

　　當筆者一天天了解到他生命的履歷和他鍥而不舍地探尋“節符”密碼的全過程之后，想說的第一個想法是：原本工程師的凌智民赫然成為社會學炙手可熱的專家，要感謝漢江岸邊巖崖上那塊“石破天驚”的石頭，石頭的“從天而降”、石頭砸下的悲劇、石頭帶給一個知識心靈的啟示，應該說從石頭飛落的那一刻起，就引領著凌智民走向破解《鄂君啟舟節》密碼的路上了。

　　讓我們從頭說起吧。

　　1996年，就在凌智民事業如日中天的時候，他卻決定辭職下海，開始了自己的創業歷程。他用機算機技術在十堰創辦了一家現代網絡的科貿公司，公司很快成為十堰地區科技龍頭企業。接著，他走向漢江，開始了統一鄖陽漢江砂石行業的工作。

　　移民城市十堰、鄖陽的建筑用河砂全部來自鄖陽漢江段，漢江沿岸廣袤的沙灘、優質的河砂，是天然建材也是大把金錢。在漢江150多公里的河道上，從業船只多達兩百多條，從業人員2000多人。大家各自為陣，為了爭奪金砂資源，治安事件不斷，成為政府的心病。政府幾次試圖統一，許多老板也做過嘗試，結果無功而返。許多好心人勸凌智民不要去捅這個馬蜂窩，可是凌智民硬是憑著他的智慧、能力和威信，把鄖陽漢江段所有從事砂產業的人員組織到了一起，創造了被國土資源部在全國推廣的“金沙模式”，并被《人民日報》、《湖北日報》、《中國礦業報》多次整版予以報道。

　　在十余年“經砂”生涯中，凌智民幾乎走遍了鄖縣漢江邊的村村落落，甚至幾個月幾個月地住在的老百姓家中，與漢江邊的老百姓真正交上了朋友。他為韓家洲島上房屋失火的老人免費蓋房，為一個又一個考上大學的困難學子助學，幫助村里蓋學校，幫助南水北調移民蓋房，慰問孤寡老人，慰問老黨員、老干部，捐助漢江邊的貧困戶，捐助受災群眾……不完全統計，凌智民幫助窮困百姓的義款多達2700多萬元！每年向國家繳納稅費過千萬元。漢江兩岸百姓與凌智民結下不解之緣，有時，鄰里發生矛盾、甚至一家人吵架，也要叫凌智民來評理。以至于2010年鄖縣處于南水北調移民搬遷工作最艱難時期，韓家洲移民誓死不愿離開祖祖輩輩生息的土地，縣領導不得不電話請邀凌智民前往做工作。凌智民了解到移民的訴求，與政府及時溝通解決，問題迎刃而解，島上400多移民全部安然遷徙。

　　有些人認為漢江邊的老百姓是刁民，但凌智民發現，漢江邊的老百姓不但熱情好客，而且誠實和藹。這里每一個村落的老人，都會講民間故事，都會唱山歌，都會玩鳳凰燈，都會劃龍舟。他們講的民間故事，從天地玄黃、盤古、三皇五帝，應有盡有，而且與史書記載大不相同，很多故事可以說是聞所未聞。

　　尤其是關于屈原的故事讓他驚詫不已，他們告訴凌智民：在鄖陽、鄖西交界處有兩條河，東邊的叫屈原河，西邊的叫歸鄉河。他們認定屈原河就是屈原的封地，沉子河就是屈原沉江的地方，奠子河就是屈原的歸葬地，大楸樹溝、小楸樹溝就是屈原種樹的地方；

　　說漢江中的韓家洲下游原來住著兩條鯉魚精，當年屈原在沉子河投江，母鯉魚精托著屈原的尸體想送回家，結果被一只鲇魚精一口吞了。屈原的尸體被留在了沙灘上，人們發現后將其葬在了附近的山岡，埋葬屈原的地方叫奠子河。說母鯉魚精后來變成了鯉魚洲，鲇魚精變成了韓家洲，說韓家洲是一個要拜的地方；又說要在漢江站住腳跟，一定要去拜漢江邊娥皇和女英的廟，如果船經過這個地方不祭拜，對面山上就會刮來一陣風，船就會被風打翻。說當年秦始皇經過這里，就是因為沒有祭拜，他的船差點被掀翻，秦始皇一怒之下，派人把娥皇、女英的廟拆了，把舜的墳也挖了，并且在河的對岸立下了一塊鎮風的石頭，叫令牌石。但秦始皇不但沒有禁住風，反過來沒多久就死了……

　　凌智民公司的職工，全部都來自漢江河邊，他們知道“凌總愛搜集漢江邊上的民間故事”后，就都自動地當上了義務的民間故事收集員。

　　在他們為凌智民收集的民間故事中，有屈原金雞蓼救劉秀的故事，屈原招魂的故事，屈原與山鬼的故事，屈原種花的故事，多不勝數。

　　盡管童年就在故鄉湖南岳陽鄉下放牛的凌智民早已聽說屈原在岳陽、在湘江、在汨羅的故事，但是，這個內心對平民百姓充滿平等意識、對傳統文化極其喜好并尊重的知識分子，對漢水邊如此眾多的傳說一點兒也不排斥，瞬間的質疑后便是虛心靜聽、思考、記錄……

　　就在凌智民游走于漢江兩岸，沉湎于青山綠水、萬古傳說的心馳神往中時，突然，一顆巨石砸了下來——

　　2003年端午節，漢江之濱的鄖陽隆重舉辦龍舟節，大批沙船集中到漢江一橋北端鄖陽鎮河劍山崖下，為河道騰出空間。就在此期間，鎮河劍古崖突然崩落，“轟隆”一聲巨響，小轎車大小的一塊巨石不偏不倚落到了凌智民公司停在江崖下的一只沙船上，沙船頓時被砸沉，剎那間江河兩岸的人潮都被震驚了。凌智民聞訊來到現場，立即組織人打撈，處理完一死一傷的重大事故后，凌智民登上了鎮河劍山崖。

　　仔細端詳這赭紅的山崖及其整個斷崖層面，他若有所思：這巖石色澤像是火燒過的，火燒巖石，顯然是攻克山脈所為，古人沒有炸藥，破開巖石的唯一方法只能是火攻，也就是將石燒裂，再行開掘。難道這里往古不是河道？現今的此岸與彼岸中間有山脈連接？古人在這里開通過一個河道？放眼望去，鄖陽柳陂一馬平川，難道柳陂是原來的漢江古道？旁邊有老人立即告訴他，古代大禹在這里治過水……

　　為解除困惑，凌智民將巖石取樣送往湖北地質科研部們檢驗，檢驗結果，果然是四千多年前的火燒石。這使他判斷，此處可能就是傳說的大禹治水時代留下的遺痕。

　　這一發現讓他饒有興致，他找到較早的《鄖縣志》、《武當縣志》、《水經注》《太平御覽》《路史》等典籍文獻，他企望從古人的記載中找到關于這段河道的變遷記錄。《水經注·二十八·沔水》記載：“(武當)縣西北四十里，漢水中有洲，名滄浪洲。”縣西北四十里，漢水中有洲？這不正說的是這座水中山丘么？從這里望柳陂這個河道環繞的山丘，正好在武當縣西北，水路里程四十里左右，和《水經注》所說一致。而《太平御覽》竟具體講到滄浪洲方圓“闊13里，寬4里”，柳陂島面積正好與此一致。由此他基本判定原初的滄浪洲即現在柳陂的環河孤山，上下這段河流則為滄浪水，也就是《水經注》上記載的：“導漾水東流為漢，又東為滄浪之水。”這個判斷通過文獻檢索，居然與清代著名學者楊守敬的《水經注疏》和石泉先生的《古代荊楚地理新探》標注一致。

　　這么明顯的記載為什么被忽略了呢？原來是人們不知道在公元20年到公元451年間，武當縣有400多年的遷徙史。

　　有了滄浪洲，就必定有滄浪水，凌智民來到鄖陽堵河入漢水交界處，這里自古就有一種奇觀：兩條交匯的河因其江中橫阻的一個大洲(即韓家洲)而使漢江漲水向東流、堵河漲水向西流。漲水時節，涇渭分明。這不就是滄浪水嗎？凌智民通過文獻檢索，滄浪水的位置居然與《禹貢》的敘述一致。

　　哦，滄浪之水原在漢江鄖陽段，多少年來罔顧了！他為這個發現欣喜不已。為確證起見，他將鄖陽滄浪水和全國135個名曰“滄浪”的地方進行了必要條件的論證，這些必要條件是：有無滄浪水，有無環水洲，孔子是否來此聽過歌，屈原是否來此聽過歌，文獻是否有過記載。結果大部分地方不符合這些條件，唯有鄖陽完全符合這些要素。

　　凌智民花三年時間，由“滄浪洲”而“滄浪水”而“滄浪文化”，稽古索今，追根索源，遂著成《滄浪文化探源》一書。帶著這個成果，他到湖北省社科院拜訪了副院長劉玉堂先生，請教指導。劉玉堂質疑：一個搞企業的人怎能搞這種專門學者研究的古奧文化？好在劉玉堂不以職業取人，他很認真地接過凌智民的書，細細翻閱了一遍，感到很有價值，不禁為之叫好。他立即把這個信息告知武漢、北京的研究滄浪文化的專家們。一個月后，劉玉堂又把專家們召集到華中師范大學進行座談，專家們審讀了凌智民的學術資料、聽罷他的講述后，一直認定這個新發現有價值，它不僅豐富了傳說甚多的滄浪文化，重要的是對滄浪文化本源的研究更接近了一步，《湖北日報》對此作了大篇幅的報道。

　　在滄浪文化的研究中，凌智民可謂旗開得勝，他確證了一個洲，弄清了一段河。接下來，他視野大開，一個更重要的文化發現從滄浪文化研究中牽出藤蔓來：數千年來，滄浪水由自然之水升華為人文之水，這里面有兩個重要歷史人物與之分不開，一個是孔子與滄浪水的關系，一個是屈原與滄浪水的關系。孔子毫無疑問來過名曰滄浪的這段漢水，這被記錄在《孟子·離婁上》。而屈原聽《滄浪歌》被記載在屈原的作品《漁父》之中。相隔200多年的兩位古代圣人都聽到了同一首歌，照此推理，屈原作《漁父》應是在漢江流域而不在湖南，文中提及的“湘流”也應該在屈原聽歌處附近而不應在湖南。難道“此湘流”非“彼湘流”？凌智民帶著這個問題請教有關方面專家，大家也認為凌智民的這個推理是有道理。

　　對凌智民來說考察全國的滄浪是忙里偷閑，因為從2004年起，凌智民在創辦了金砂公司的基礎上，又看準了新型建材行業的商機，在十堰市投資興建了當時全國規模最大的新型建筑材料廠。事業上的成功使得凌智民更加忙碌，就是在這種情況下，凌智民還是按計劃到全國有名的滄浪文化名勝地實地進行考察。

　　至此，對屈原研究的強烈質疑走進了一個一向“做事嚴謹”“凡事必探究竟”的知識分子心中：屈原流放地到底是湖南還是漢北？屈原經歷過的湘、資、沅、澧、鄂渚、江皋等河流江景，包括《楚辭》的注釋，現今都標注在湖南，為什么還有一些著名專家王夫之、錢穆等不以為然，認為在漢水流域？屈原投江地到底是汨羅還是漢水？現在弄清滄浪水在鄖陽，漁夫歌當然也在鄖陽，屈原也不消說在過鄖陽。難道這只能是猜想是感覺而不是真實？

　　朝霞萬朵，為綿綿青山披上晨妝；清流千里，倒影兩岸香花芳草；纖繩越過，江岸鋸齒般的古老巖痕歷歷分明；鷗鷺長鳴，可是屈大夫當初長留的歌吟？隨著一船又一船河沙上岸，凌智民一天又一天地陷入深深地沉思。巖石、河沙、漢水，千年又千年，滄桑更滄桑，“長瀨湍流”“軫石崴嵬，”屈原《抽思》大筆寫下的這等景象不就是眼前漢江里的情形？“上高巖之峭岸兮，處雌霓之標題。據青冥而攄虹兮，遂倏忽而捫天，吸湛露之浮源兮，漱凝霜之雰雰”。登上巖石高高的陡峭河岸，矗立于霓虹幻彩的高巔。依憑著青天舒展一道彩虹，伸手可以觸摸到高高的蒼天。將濃濃成團的露水吸飲，用紛紛凝結的寒霜漱口，我的高潔世人不可比肩。《悲回風》中這些環境一直被研究者視為想象，可在蒼巖危岸的漢江邊都是可以隨時見到的啊，尤其春秋時節隨時可逢；《招魂》所使用的動態語言，具有很強的模擬性，那聲聲呼喚的“魂兮歸來”，就是漢江沿岸的母親們為生病、有災的兒女招魂的事景啊....。。

　　在漢江上走得越久，越發覺《楚辭》與這條河血脈相連，有著不可分割的原生關系。但是，古來研究者都以湖南為屈賦原產地，以湖南帶有屈子色彩的地望為鐵的證據，盡管有王夫之、錢穆、石泉先生的新觀點，但缺少確切的強有力證據支撐，懷疑得多么有理都難以取得學界的認同，畢竟即成觀點已流行千年，且生成了文化遺存和不可動搖的文化實景。在普世接受的情況下，誰冒出來一個想法能被固有的理念所接受？尤其湘資沅澧這四水它實實在在就在湖南擺著，你要把它說到漢水來，這不是生來硬扯、強為之說？連錢穆、石泉都遭嗆聲，況我等一般常人？

　　對屈原漢北說的研究探索遇到障礙，這個障礙也是錢穆、黃守愚他們早已遇上的，他們的猜想加部分文獻論證，均不足以把南方的四水搬到北方來。哪里是突破點？凌智民想到了在學界被紛紜解讀并爭議不休的出土文物《鄂君啟舟節》……

　　至此，我們可不可以向江一問：漢江邊滾落的那塊4000年前的巨石，對一個智慧生命的驚醒、以及將要出現的一個驚世解讀，難道不是上蒼賦予世間的一個不得已的手段？難道不是屈子之魂在千萬里縹泊、徘徊后對一個要為其“招魂”之人的選擇？

　　第五章：   驚世解讀

　　位于北京天安門廣場東側的國家博物館莊嚴宏偉，《鄂君啟舟節》這個承載著2000多年前地理密碼的神秘文物就安放在里面，躺在它身旁的是與他一起出土的另一枚《鄂君啟車節》。

　　2005年7月的一天，一個神秘的參觀者來到了它的面前，他拿著相機從各個角度對它拍照，他用眼部緊貼展柜似乎要把它看穿。他站在它面前久久不能離去，他圍著展柜轉了一圈又一圈。

　　這個人就是凌智民。他從十堰來到北京，為的就是一睹《鄂君啟舟節》的風采，獲得《鄂君啟舟節》的第一手資料。

　　這是一個用銅鑄成、形似劈開的竹節一樣的物件，這個物件上的每一個字都用金絲鑲嵌而成，錯金的銘文閃著悠悠的光亮，深綠的銅銹已淹沒了兩千年前鄂君啟操持的手跡。

　　凌智民將《鄂君啟舟節》原件進行了仔細的拍照，回到十堰家里，他開始用電腦對翻拍的文字進行認真的加工，得到了完整的原文。

　　面對眼前這165個遠古文字，凌智民興奮也驚愕。盡管這些文字還是秦始皇尚未統一前的楚國文字，猶如甲骨文那般詭譎奇奧，酷似天書般難懂；盡管幾十年來已有無數的專家對其予以解讀過；盡管自己對古文字沒有特深的造詣，但他仍滿懷信心地決定重新解讀，他相信這里面會有屈原研究最需要的鐵證。

　　凌智民解讀節符之前，先認真閱讀半個世紀來各路專家同行的解讀，他從網上下載了600多篇有關文字，細致比較各方對節符文字的理解，發現一種現象：節符上與地名無關的文字各家翻譯意見較一致，與地名有關的文字中“鄂、湘、沅、澧”翻譯一致，理解也一致，均指湖南；節符上“爰陵、彭逆、松陽、澮江”幾個字翻譯差距較小，但理解一致；而其他15個地名或辨認，或理解分歧都較大。凌智民認為這些分歧很多并不是對字形理解的誤差所造成，完全是方法的錯誤或思想偏頗所致。如一些專家將《鄂君啟舟節》中第七列第四行“之”字譯為“耒”，就是一種比照湖南水系的想當然注譯，因為湖南的湘水上有一條叫耒的支流；將第七列第八行“之”字又譯為“資”，這分明是一種臆想，只因為該字位于“湘”和“沅”兩字中間，就想當然的譯為湖南資水的“資”。而當凌智民將這個字單獨列出來請文字專家辨認時，專家的思維因脫離了一種定向思維，沒有一個專家將這個字辨認為“資”，大部分專家認為這個字應該讀“滔”，只有一個專家認為這個字也可能是“淊”。也就是說，《鄂君啟舟節》中記載的不是“湘”“資”“沅”“澧”，而是“湘”“滔”“沅”“澧”，或“湘”“淊”“沅”“澧”。出現這種研究傾向就是將《鄂君啟舟節》中出現的地名盡量往現在湖南的“江”“鄂”“湘”“沅”“澧”地名上靠，企望在兩者之間建立起一種地理上的邏輯關系。《舟節》中還有許多字存在類似情況。

　　通過認真的梳理，凌智民取各家之長，加入自己的思考，將《鄂君啟舟節》的文字翻譯工作整理完畢。

　　凌智民發現，有的學者甚至根據《鄂君啟舟節》的地名繪出了屈原的流放路線，以進一步證實屈原的流放地和投江地在湖南而不是漢水流域。但這些文章正如石泉先生所云，都基本上是以現在湖南湘、資、沅、澧、鄂、江為基準地址來分析其他地址，但是，由于其使用的基準地名不基準，所以從《鄂君啟舟節》中解讀出的內容悖謬多多，常常不能自圓其說。凌智民還發現，由于專家對表明船只航行方向的動詞理解不同，推導出的其他地址也不盡相同。于是，學者們甚至認為《鄂君啟舟節》中的邏輯表述紊亂。

　　學界對《鄂君啟舟節》研究的不同看法和相左的結論，使凌智民更加感覺到《鄂君啟舟節》的研究還沒有終結。

　　對《鄂君啟舟節》的文字翻譯只是完成了工作的第一步，而最重要的工作就是定出鄂君啟船隊的航行線路。為了能進行有效的分析，凌智民將《鄂君啟舟節》中的文字分成了兩部分，一部分為與鄂君啟船隊航行有關的文字，另一部分則是與鄂君啟船隊無關的文字，凌智民將精力集中在與船隊有關的文字上。

　　凌智民發現這些用來表述鄂君啟船隊航線的文字很有規律：對于指明航線的文字，一定都是由一個指明航向的動詞加上河流名稱組成。凌智民將這種指明方向的動詞稱為舟行動詞。他認為，在《鄂君啟舟節》中，這些舟行動詞不是像諸家所說的邏輯混亂，而是邏輯非常清晰明了。例如“逾”一定表示船只在河流中順流而下，“徙”一定表示船只在河流中逆流而上，“內”一定表示船只進入支流后在其水道中往返。《鄂君啟舟節》的這些與航行路線有關的文字，不但邏輯嚴密，而且有可能構成一道邏輯數學題，這些水道名稱就是這道數學題中的已知數和未知數，而這些舟行動詞就是這道數學題中的運算符。要解開這道數學題，就得列出運算式，進行運算和求解。

　　凌智民通過對諸家的考證進行分析，發現諸家也在試圖通過一種邏輯關系來求《鄂君啟舟節》的解，但總認為無論什么運算，總是要有已知數，如果沒有已知數，其他未知數是求不出來的，所以大家都試圖從《鄂君啟舟節》中找到已知數。在《鄂君啟舟節》中，似乎只有“鄂、江、湘、資、沅、澧”這些地名現在還存在，可以當成已知數。而其他地名除現在不存在外，歷史書籍上也找不到。所以諸家不得不以這些已知地名作為參考地址以求出其他地名。但是求出的地名又無法符合《鄂君啟舟節》中對這些河流之間的關系的表述，所以諸家只好認為《鄂君啟舟節》的邏輯表述混亂。

　　為什么要把“鄂、湘、資、沅、澧”這些地名當成已知數呢？能不能把他們只看成一種符號，當成未知數來看待？如果把他們都當成未知數，那豈不是《鄂君啟舟節》中就沒有了已知的地名，那《舟節》是不是就無法破解了呢？針對這些問題，凌智民想到了奧數和趣味數學中的一些算題，這些算題往往只有數字之間的關系，沒有已知數。人們可以通過對這些數字間關系的分析，最終得到唯一正確的答案。

　　對于《鄂君啟舟節》這一古老的地理謎題，我們能不能把其所載的所有地名都當成未知地址，而利用這些未知地名之間的邏輯關系來找這些地名的真正位置所在呢？凌智民想到了在大學時期學到的二叉樹。

　　二叉樹是計算機科學中的一種數據結構，屬于離散數學分支，因為這種結構就像一棵倒長的樹，所以就以“樹”來命名這種結構。

　　凌智民認為，《鄂君啟舟節》所航行的水道一定是長江水道。對于這一水道，雖然水系縱橫，水網發達，但總是由主流和支流構成的。這就好像自然界中的一棵樹，是由根、頸、葉構成的。長江的入海口就像樹的根，長江的主航道就像樹的桿，常見的支流就是樹的枝葉。而鄂君啟的船隊就像在這顆樹上爬行的螞蟻，他可以在這顆樹上自由的爬行。

　　這位數學加計算機專家認為：在離散數學中，無論多么復雜的樹形結構都可以轉換成二叉樹，而鄂君啟船隊的這些航行動作就可以轉換成二叉樹中的遍歷操作。在這樣的操作中，當鄂君啟船隊這群螞蟻從枝干爬向主干時，就是《鄂君啟舟節》中的“逾”，當這群螞蟻從主干爬向枝干時，就是《鄂君啟舟節》中的“徙”，而這群螞蟻在枝干上來回爬動時就是“內”。

　　有了以上這些想法，凌智民開始繪制鄂君啟船隊的航行路線邏輯圖。在這張邏輯圖中，河道被分成了主河道、支河道、分支河道和細支河道四類。因為這張圖表述的是河道的邏輯關系，還不是高等數學中的“樹”。要把這種邏輯圖轉換成離散數學中的二叉樹還有許多工作要做，首先就是要定義“左子樹”和“右子樹”，為了統一概念，凌智民將邏輯圖中的主流定為左子樹，將支流定為右子樹。這樣，一張鄂君啟船隊航行水道的邏輯圖就被畫了出來……

　　也許，對于非理工學科出身的專家來說，對古老的《舟節》做這種研究、解讀，無疑是“天方夜譚”抑或無稽之談。但是，凌智民卻進入了他的世界，在他的這個數學王國里，他畫出了“江”的二叉樹圖，從而判斷出《鄂君啟舟節》中所說的“江”是楚人祖先生活過的丹江流經的河道。

　　2006年，凌智民的金砂公司因業務的擴展，需要添置一條大型吸砂船，他結合長江河沙禁采這一契機，認為購買長江流域現成設備比購買新設備不但要省錢，還能趁機對長江流域進行沙石行業及水道的考察。

　　凌智民制定了一條考察路線，首先沿漢江而上到達廣元，然后沿嘉陵江而下到達重慶，再沿長江而下到達荊州，從荊州驅車到達常德，從常德沿沅水到達岳陽，從岳陽沿湘水而上到達衡陽，從衡陽驅車經炎帝陵、井岡山到達吉安，從吉安沿贛江到達九江，再從九江溯長江而上轉漢江，最后溯漢江而回十堰。這次考察，可謂千萬里迢迢，雖然花費了近兩個月的時間，但卻使他加深了對長江航道的認識，對完成長江水系的繪制起到了決定性幫助。特別是漢江段，因為凌智民是坐自己購買的吸砂船回十堰的，所以對這一段的了解更加詳細。

　　這次考察，為他繪制長江水道的二叉樹奠定了基礎。

　　完成了“江”的邏輯水道的繪制，下一步的工作就是進行長江水道與鄂君啟船隊的航道的邏輯對比。鄂君啟船隊二叉樹與“江”二叉樹的出現，為《鄂君啟舟節》的解讀創造了條件，其最簡潔的求解辦法就是將諸家對《鄂君啟舟節》的解讀與鄂君啟船隊二叉樹進行邏輯比對，以找出符合邏輯的解讀，但是通過對所有解讀結果的比對，諸家對《鄂君啟舟節》的解讀正如石泉先生所說，全部都不符合《鄂君啟舟節》的邏輯關系。也就是說諸家對《鄂君啟舟節》的解讀肯定都是錯誤的……

　　寫到這里，筆者遭遇了書寫的極大困難：無論我們怎樣努力，也無論凌智民怎樣一次又一次向我們講解，我們的表述都無法抵達他神奇、繁復的計算機演算程序中。但我們最終知道，在他成千上萬次的對二叉樹的遍歷演算之后，《鄂君啟舟節》中河流與河流之間的邏輯關系明晰了起來，“湘”被框定在了丹江口以上的漢江段，“灘”這條河流被框定在漢水段的唐白河、南河之上。

　　在《鄂君啟舟節》中，除了有河流之間的邏輯關系外，還有河流與關邑之間的邏輯關系。比如“灘”是一條河流，沽是“灘”的支流，“厲”、“芑陽”、“鄴”、“鄂”均是在“灘”這一河流沿岸的關邑，他們之間構成一個集合；“湘”是另一條河流，“灅”是這條河流上的支流，“鄖陽”、“牒”、“鄙”是這一河流沿岸的關邑，他們之間構成又一個集合；而 “滔”、“沅”、“澧”、“暿”河流與關邑“木關”、“郢”構成另外一種集合。

　　對于“灘”集合，我們只要知道其中“厲”“芑陽”“鄴”“鄂”地址之一，就能確定河流“灘”的具體位置。凌智民認為，根據《鄂君啟舟節》的邏輯關系，“鄂”這個地點只可能在今南陽的南河流域或襄陽的唐白河流域，不可能是今長江以南的湖北鄂州。因此凌智民開始查閱南陽、新野、唐縣等地的地方志，但沒有發現相關的記載，在網上搜索只有鄂姓起源于南陽的條目。而《辭海》對“鄂”的解釋則是引用過去研究《鄂君啟舟節》的結果。凌智民相信自己的邏輯判斷：“鄂”一定在南陽地區。

　　2012年6月從南陽傳來消息，在南陽夏餉鋪村南水北調中線干渠工地發現大片貴族墓地，出土上萬件文物。凌智民意識到這有可能與古鄂國有關。他隨即趕到發掘現場，現場的考古工作者告訴凌智民，可能是鄂侯墓葬群，但年代還要等待鑒定。考古人員的話，給了凌智民期待。凌智民根據這一消息，初步確定《舟節》上的“鄴”應位于襄陽以北的唐白河邊，“厲”應位于新野縣境內的白河邊，“芑陽”應位于今社旗縣或唐河縣境內。

　　對于“湘”這一地址集合，其中有一個明顯的地理標志就是“鄖陽”。在過去的《鄂君啟舟節》譯文中，絕大多數學者將其翻譯成“兆陽”，認為是湖南湘江流域的兆陽，只有極少數的學者根據字的形狀，將這兩個字譯為鄖陽，但均將地址定在湖北安陸市一帶地區。因為諸家認為漢江上游的鄖陽是在漢朝以后才有的地名。但直覺告訴凌智民，這兩個字翻譯成鄖陽是對的，并且就是指現在的鄖陽地區。《水經注》就提到過鄖鄉李奇以為鄖子國一事，鄖鄉就是現在的鄖陽，而鄖子國的稱謂是秦之前，而不是在漢之后。

　　漢江的上游就是《鄂君啟舟節》中的“湘”是不是還有其他證據呢？凌智民想起了在鄖陽漢江邊五峰鄉一帶流傳的秦始皇燒湘君廟的故事。這個故事與《水經注》中所述何其相似。

　　在《水經注》湘水篇中有：“(君山)，湘君之所游處，故曰君山矣。昔秦始皇遭風于此，而問其故。博士曰：湘君入則多風。秦王乃赭其山。”

　　凌智民查閱史料，在《史記·秦始皇本紀》中找到了出處：“(自彭城)乃西南渡淮水，之衡山、南郡，浮江，至湘山祠。逢大風，幾不得渡。上問博士曰：‘湘君何神？’博士對曰：‘聞之，堯之女，舜之妻，而葬此’。于是始皇大怒，使刑徒三千人皆伐湘山樹，赭其山。上自南郡由武關還。”這段文字是對秦始皇第三次東巡的記載。時在公元前219年。

　　對于秦始皇第三次出巡所經之地，史學界多有爭論。多數學者根據《水經注》的記載，文中有“湘”，就認為秦始皇到達了湖南，但是也有少數學者認為其理不通，文中之“湘”應指漢江。湘山祠當在漢水之濱。

　　凌智民帶著問題再次來到傳說中秦始皇燒湘君廟的地方進行調查。這個地方從鄖陽城江邊乘船沿漢江而上，大約只有60公里的距離，但是要從陸路到達，就非常艱難。

　　首先擋住凌智民前行道路的是一座叫火炬嶺的高峰。這一帶曾發現過石器時代人類居住過的山洞及頭骨，據說姜子牙就在這座山上燒死了聞太師，現在聞太師墓猶在。由于這一帶是鄖陽到鄖西的必經之地，所以有一條盤山公路從嶺間山峽中通過。登上山頂，極目遠望，隱約還有幾座更高的山峰聳立在遠方，當地人將附近幾座高峰合稱為九嶷，傳說舜葬于此。順著這座高峰往南下山，在一處小溪的源頭，有一塊紅色的石壁，這就是當年秦始皇赭湘山后挖斷龍脈的地方，傳說石壁是被龍血染紅的。

　　這條小溪就是歸鄉河的源頭，順河流行20余里，西面是大楸樹溝和小楸樹溝，當地人傳說屈原曾在這個地方種下楸樹。東面叫大夫山，傳說屈原大夫曾在這座山上對天長嘆，山背面的峽谷就是屈原的封地。

　　過了長長的大楸樹溝，就到了歸鄉河口。這里四面環山，歸鄉河在南面的山縫中擠進了漢江，盤旋出一個太極圖式的河道口。從東面嵌入河道口的埡子雖然不大，但他卻是鄖陽和鄖西縣的界山余脈。傳說中的湘山祠就在河道中的埡子上，不過祠已蕩然無存，只留下了一個叫雙廟埡的地名。

　　《水經注》載：“漢水又東歷姚方，蓋舜后枝居是處，故地留姚稱也。”說的就是這個地方。為什么舜的后人要居住于此，肯定與湘山祠和舜的埋葬地有關。

　　此地西北高達海拔1832米，東南低至157米，而這個最低點就在溝口附近。這里無風三尺浪，稍有微風，就飄風暴雨。所以這一帶叫風溝口，江對面的溝口叫過風樓，過風樓的東面叫令牌石。這里就是傳說中秦始皇立碑鎮風的地方，所立石碑已不在，但高大的碑座還聳立在江邊。秦始皇在這里遇到大風，不知道是地理環境所致，認為是湘君與其作對，才做出了粗暴的舉動。

　　凌智民根據這一線索，細心地梳理了秦始皇巡視所經路線。凌智民認為：秦始皇自彭城(在今徐州市)西南行，大概在今淮南、壽縣渡過淮水，先后到達湖北的東北部(衡山郡)、南陽、襄陽一帶(南郡)。之后，溯漢江而上，到達湘山祠，轉入支流金錢河，在今鄖西縣上津關上岸，通過漫川關，由武關回咸陽。“上津”關的地名即由此沿用兩千多年至今。

　　凌智民通過對秦始皇東巡路線的分析，不但為漢江上游就是“湘”找到了佐證，也將湘君與漢江聯系了起來。

　　凌智民查閱史料，發現秦始皇不止一次經過這里。實際上，秦始皇于公元前210年再次來到漢江，在湘山祠處望祀虞舜，向湘君謝罪。其起因只因秦始皇于公元前219年毀湘君廟時落入江中的一塊玉璧重現于關東華陰，持璧者自稱水神，言：“今年祖龍死。”“于是始皇卜之，卦得游徙吉。”(《史記·秦始皇本紀》)于是，秦始皇再次出游至此。雖然秦始皇已經謝罪，但為時已晚，不到一個月，秦始皇死于游徙途中。秦始皇的這一經歷，為漢水上游就是湘水找到了證據。

　　凌智民繼續細心研讀湮滅千古的歷史。

　　他發現《戰國策·楚策》記載了莊辛與楚襄王的一段對話：“莊辛謂楚襄王曰：蔡圣侯南游乎高陂，北陵乎巫山。飲茹溪之流，食湘波之魚。左抱幼妾，右擁嬖女，與之馳騁乎高蔡之中，而不以國家為事。……”這一段話，是莊辛對頃襄王的警示之詞。

　　這個里面的蔡圣侯就是蔡侯獻舞。因息、蔡、楚國君之間的美人之爭，楚文王于公元前685年囚蔡侯獻舞，于公元前680年滅息國，所囚蔡侯于公元前675年死于楚國。至于文中提及的湘波、茹溪，居多學者認為指湖南的湘水和湖南澧水上的茹溪。《水經注》的記載也是如此。其解釋是楚文王虜蔡圣侯后，將其放逐到了湖南。但是也有學者認為，在楚文王時期，湖南還不屬于楚國的領地，楚文王不可能將其放逐于湖南。再者即使放逐在湖南，他也不可能同時飲茹溪之水食湘波之魚。因為北面沒有巫山，南面也沒有高陂，更不能馳騁乎高蔡之中。最合理的解釋是，楚文王將蔡圣侯囚禁在了郢都附近，而湘波、茹溪、巫山、高陂就在郢都附近。

　　根據《楚居》所載，楚文王那時在今湖北襄陽宜城已建立了新都，即楸郢，但最終還是遷回了大郢，即現在的河南省淅川龍城一帶。所以將蔡圣侯擄入郢，其生活地點應在漢水一帶，而決非湖南。

　　1999年在丹江口以上30公里左右的漢水之濱出土了一個墓葬。直到2012年，專家才鑒定出該墓的主人所配之劍銘文為“蔡侯鳱”。據分析，“蔡侯鳱”就是蔡圣侯。在古代國君的佩劍跟人是分不開的，生佩死葬，因此可以認定墓主人就是蔡圣侯。根據古代的葬制，蔡圣侯如果被囚在湖南，死后是絕對不會葬在丹江口的。其合理的解釋是，楚文王將蔡圣侯囚于丹江上游的漢水之濱，死后就地埋葬。凌智民認定，莊辛所說的“湘波”就是漢水的上游。

　　證明了“湘”就是漢水丹江口以上的上游，那么舟節上位于“湘”上的一條支流“灅”又在哪里呢？漢水的上游，能通航的河流眾多，均符合鄂君啟船隊二叉樹邏輯關系，因此用二叉樹邏輯來判斷是多解的。曾水、泗水、堵河、白河(不是流入唐河的白河，是今陜南的白河)、天河、金錢河都是“灅”的備選。這些河流中，哪一條是“灅”呢？這就需要尋找邏輯以外的證據。在“灅”這條河流上，有一個叫“鄙”的關邑，對“灅”的定位非常重要。

　　《史記•秦本紀》載：“百里奚亡秦走宛，楚鄙人執之”。在教科書上釋“鄙人”為“鄉下人”，也就是說，百里奚從秦國的咸陽逃往楚國的宛城(今南陽市宛城區)，被楚國的鄉下人抓住了。但從《鄂君啟舟節》上看，鄙是戰國時楚國的一個重要關口，所謂鄙人，是指鄙這個地方的人，鄙這個地方一定在咸陽到南陽的必經之道上。而不可能是諸家解釋的在湖南的郴州。

　　《史記·六國年表》載：“楚人伐我南鄙，至于上洛”，“上洛”即今陜南“商洛”。根據這兩處記載分析，“鄙”一定在漢江的北面。這就排除了曾水、泗水、堵河、白河是“灅”的可能性。剩下的可能為“灅”的河道即為流經今鄖西的天河和金錢河，從百里奚走宛的路線看，百里奚要到達宛，必須先經過金錢河，所以，“鄙”應在金錢河上。

　　在現在的金錢河旁有兩個大型古關邑遺址，這兩個遺址現在還保留完整，且名稱兩千年未變，在歷史書籍上也有記載，一個是鄖西的上津關，一個是商南的漫川關。上津關因秦始皇泛江在此上下船而得名，因此“鄙”就是漫川關的可能性很大。隨著“鄙”的確定，“灅”也隨之確定，今鄖西境內的金錢河就是“灅”。隨著“鄖陽”、“鄙”、“灅”的確定，“湘”的位置就能唯一確定，春秋戰國時的“湘”就是今丹江口以上到旬陽的漢水。

　　在《鄂君啟舟節》中，緊跟在“湘”后面的字為“滔”，自“湘”沿“江”右岸上溯，今流經陜西、湖北、河南的滔河就成了選擇對象，該河流與舟節中的“滔”同名(諸多專家都曾把“滔”譯為“資”)。從“灘”溯“江”而上，左岸的第一條可以通航的河流是淅水(又名老灌河，今河南淅川縣境內)，淅水是楚國一條重要的河流，因為可以達晉，具有非常重要的戰略地位，這條河流就是舟節中的“沅”。再沿“江”上溯，左岸可以通航的河流有淇河和武關河，淇河認定為“澧”，武關河認定為“暿”。船隊溯“灘”沿“江”而上，要在兩個關邑登記，根據邏輯判斷，舟節上的“木關”和“郢”是其登記的關邑，“木關”即現在湖北、河南、陜西三省交界的荊紫關，當代作家賈平凹曾在此完成了多部作品。“郢”乃今淅川縣境內的龍城，春秋時為楚國的始都。

　　通過以上的分析《鄂君啟舟節》所載地名就清晰了起來：“江”就是丹江流入大海所經的河道，不包含長江漢口以上段。“鄂”在今河南南陽市，而不是諸家所釋的湖北鄂州或武昌。“灘”是漢江支流唐白河(流經今南陽、襄陽)的主流，而不是諸家所釋的武漢。“沽”是匯入唐白河的白河，而不是諸家所釋的漢口到鄂城間的某一湖泊。“厲”是河南新野縣境內的古關邑，諸家對此無定論。“芑陽”是河南唐河縣境內的古關邑，而不是以往的猜測襄陽、棘陽、旬陽等地之一。“鄴”是湖北襄陽以北的古關邑，而不是以往諸家所釋的天門附近的西黃。“夏”是湖北襄陽到漢口間的漢江段，而不是以往解釋的襄陽以下的某一條漢水的支流。“邗”是襄陽到漢口間的漢江支流，諸家認為是涢水，雖然符合《鄂君啟舟節》的邏輯關系，但是凌智民認為蠻河的可能性更大。

　　“彭逆”是江西省彭澤縣境內的古關邑，諸家意見較一致； “松陽”是安徽宿松縣境內的古關邑，諸家意見較一致；“澮江”是安徽境內的青弋江，諸家意見較一致；“爰陵”是安徽宣城縣境內的古關邑，諸家意見較一致。

　　“湘”是自旬陽縣到丹江口的漢江段，不是千年誤讀的湖南湘江；“鄖陽”是鄖縣境內的古關邑，而不是千年誤讀的湖南郴州；“碟”是鄖陽境內的古關邑，而不是長沙以北；“灅”是漢江支流金錢河，不是諸家所釋湘江支流耒水；“鄙”是陜西山陽縣境內古關邑，不是諸家所釋在湖南郴州一帶；“滔”是丹江支流滔河(今河南省淅川縣境內)，不是千年誤讀的湖南的資水；“沅”是丹江支流淅水，不是千年讀的湖南沅水；“澧”是丹江支流淇河，不是千年誤讀的湖南澧水；“暿”可能是丹江支流武關河，諸家對此無定論；“木關”是今淅川境內的荊紫關，不是荊州境內的古關邑；“郢”在淅川縣境內的倉房一帶，不是紀南城。

　　舟節上鐫刻的二十四個地名與其他學者研究結果對照，結果只有四個地名符合《鄂君啟舟節》邏輯關系。

　　一個驚世的顛覆！

　　凌智民經過以上地望的確證，遂對千古“舟節”的內容解讀如下：

　　大司馬昭陽敗晉師于襄陵之歲(公元前323年)夏辰之月乙亥之日，楚懷王在茂郢游宮召大攻尹雎以懷王之命，命召集尹◎◎及尹逆及令◎為鄂君啟府賜以鑄金之節：令置辦三舟合為一組的方船50組，在一年之內建造完畢。

　　船只從南陽出發，沿白河順流而下轉向沿唐河逆流而上，在厲關和芑陽關進行登記。沿唐河，唐白河順流而下，在鄴關登記。從襄陽順漢江到武漢，可進入府河，自武漢順長江而下，在彭逆關和松陽關登記。往返于青弋江，在爰陵關登記。船只在襄陽以上的丹水流過的河道上航行，往返于丹江口以上的漢水，在碟關，鄖陽關登記。往返于金錢河，在漫川關登記。往返于滔河、淅水、淇河、武關河，溯丹水而上，在荊紫關和郢關登記。

　　各關見到該金節不得征收稅賦，不得免費提供食宿。如未見到該金節則應收稅，如載馬牛羊出入關，則由大府征收稅費，關上不得征收。

　　凌智民對一個淹埋了兩千多年神秘節符的重新解讀，洞開了一個千年歷史的秘籍，一把神奇的鑰匙從天而降，它將轟然打開一扇怎樣的歷史、文化之“天門”？

　　第六章：《水經注》引發的田園調查

　　凡是讀過屈原《楚辭》的人都知道，在屈原的作品中，洞庭、西澨、北渚、枉渚、鄂渚、“湘”、“沅”、“澧”、“江”等地名頻頻出現。漢江沿線人把河中間的小塊沙洲稱為“渚”，河邊、水邊稱為“澨”，千年如此。《楚辭》中充滿著這些地名，因為對這些地名的混淆多解，一部中華文化的經典《楚辭》已經被誤讀了兩千年！如果不把這些地名在先秦時的位置弄清楚，那我們還會將這部經典千年的誤讀下去！

　　通過《鄂君啟舟節》的解讀，湘、沅、澧、江都是漢江上的河流名。那么洞庭、西澨、北渚、枉渚、鄂渚等地名是不是也是漢江上的地名呢？

　　于是，凌智民開始了歷史的穿越和尋找。

　　古代地理名著《水經注》中記載了這些地名。《水經注·湘水》載：“馮水帶約眾流，渾成一川，謂之北渚。”這一記載將湖南省永州市境內的馮水記為北渚。“湘水左則澧水注之，世謂之武陵江。凡此四水，同注洞庭，北會大江，名之五渚。《戰國策》曰：秦與荊戰，大破之，取洞庭五渚者也。湖水廣圓五百余里，日月若出沒于其中。”這里將湘、沅、澧入洞庭湖處及洞庭湖入長江處記為五渚。

　　《水經注》接下來記寫：“《山海經》云：洞庭之山，帝之二女居焉。沅、澧之風，交瀟、湘之浦，出入多飄風暴雨。湖中有君山、編山。君山有石穴，潛通吳之包山，郭景純所謂巴陵地道者也。是山，湘君之所游處，故曰君山矣。昔秦始皇遭風于此，而問其故。博士曰：湘君出入則多風。秦王乃赭其山。”

　　無疑， 酈老先生將《山海經》中記載的洞庭山與洞庭湖和君山畫上了等號。《水經注·沅水》篇載：“辰水又逕其縣北，舊治在辰水之陽，故即名焉。《楚辭》所謂夕宿辰陽者也。”認為辰陽在湖南懷化的辰溪縣。又載“沅水又東歷小灣，謂之枉渚。渚東里許，便得枉人山。”認為枉陼在湖南常德的武陵區。

　　這些地址的定位，顯然給了《楚辭》研究定位的基準，但也成為《楚辭》研究中的詬病，即使后來的研究者陷入迷霧而不能自拔，也成為部分學者質疑湘、沅、澧水古代不在湖南的起因。

　　關于洞庭、三澨、五渚，比《水經注》更古老的書籍上均有記載，而這些記載很多都被《水經注》所引用。例如，洞庭，酈道元引用的就是《山海經》，但我們只要仔細閱讀《山海經》，就不難發現洞庭是山而不是水，洞庭山是一個山系的總稱，洞庭山系最西面的第一座大山叫篇遇山，此后一系列山系基本上是東南走向，經過六個大山，510里，才是洞庭山系的主山洞庭山。此后，又東南走向，再經過八座大山，到達洞庭山之尾榮余之山，洞庭山系共有十五座大山，跨度為二千八百里。可見洞庭山與洞庭湖是沒有任何甘系的。

　　洞庭山不但與現在的洞庭湖沒有關系，也和洞庭湖周邊區域沒有關系。現在的洞庭湖區是著名的湖鄉平原。君山是洞庭湖中的一個孤島，與《山海經》中的“洞庭之山”無法相比。如將范圍擴大，洞庭湖的北面是江漢平原，無山；其他三面分列的山系皆為東北——西南走向，與《山海經》所記洞庭諸山走向全然不合。這說明《山海經》所記洞庭山與洞庭湖周圍山系沒有關系，而與漢水流域的湘、沅、澧水有關系。

　　又如《水經注》中提到的五渚，引用的是《戰國策》中的一處文字。須不知，《戰國策》中多次提到了三澨、五渚。而通過對《戰國策》中多處文字的綜合分析，不難得出《戰國策》中提到的三澨、五渚在漢江流域。

　　洞庭、三澨、五渚在漢江流域，其具體位置在什么地方呢？為了確定這些地址的具體位置，凌智民展開了為期多年的田園調查。

　　凌智民根據《山海經》“帝之二女居之，是常游于江淵。澧、沅之風，交瀟、湘之淵，是在九江之間，出入必以飄風暴雨。”的描述，認定洞庭山一定與今名為漢水、丹水、淅水、淇河的河流有關系。根據《山海經》對山的走向的描述，認定這一山系為東南走向，凌智民的調查重點指向了十堰地區與南陽地區的界山。

　　關于五渚，凌智民通過對《戰國策》的分析，計算出其大概位置應在丹江口區域。根據《索隱》的記載，確定五渚就是五個大沙洲。根據孟浩然《送辛大之鄂渚不及》記載，五渚所在的河道可以經過樊鄧通向嵩汝，因此凌智民將調查的對象指向了丹水和唐白河。而此刻，五渚的名稱也清晰了起來，應是北渚、湍渚、中渚、枉渚、鄂渚。

　　關于三澨，凌智民通過對《禹貢》的分析，認為地點應在鄖縣的滄浪洲以下的漢江段。根據《左傳》的記載，三澨應該在宜城以上的漢江段，因此三澨的區間應位于宜城到鄖縣的漢江段。關于三澨的名字，有句澨、雍澨、薳澨之稱，也有西澨、北澨、南澨之稱。

　　搞清了這些基本信息，凌智民開始了田園調查，首先考察的地方，是洞庭山和五渚最可能存在的地方，這一帶，東面是一望無際的南陽平原，西面是高聳入云的秦巴山脈，丹水從峽谷中奔流而出，在平原與高山的邊緣向南滑過，由于丹江口水庫的修建，原來的河道被淹沒在無際的大水中。

　　凌智民經過老鄉的指引，登上了丹水西面的高峰，這座山峰名叫玉皇頂，海拔1086米，傲立在群峰之上。極目遠眺，群峰連綿，東西來朝，漢水、丹水、滔水、淇河四水盤龍匯聚。這不正是《山海經》所描繪的“沅澧之風交瀟湘之淵”嗎？老鄉告訴凌智民，這個山上還有保存完好的楚長城，山的東面就是楚國最早的國都，現在被淹在了丹江口水庫之中。在山腳下，有幾千座楚墓，河南省博物館的鎮館之寶王子午鼎就是在這一帶出土的。

　　凌智民的這一次調查，是利用工作閑余間陸續展開的，范圍包括丹江、淅川、西峽、商南、鄖西、鄖陽。雖然沒有找到洞庭三澨五渚的具體位置，但找到了北渚和西澨的位置。

　　北渚是從一位在丹江采砂的老船工那里了解到的。凌智民分析，既然北渚在淅水與丹水的交界處，那么其他四個渚就應該在北渚的南面，也就是在現在淹沒的丹江口水庫之中。

　　一次偶然的機會，凌智民與漢江集團的一位退休職工談及此事時，這位老職工幫凌智民找到了一張丹江口大壩工程施工前的實測丹江河道圖，在這張圖中，果然五個沙洲標示清楚，與船工所說的相互印證。

　　凌智民通過分析，認為五渚從北到南的排列順序應是北渚、湍渚、中渚、枉渚、鄂渚。

　　西澨是十堰市政協文史委主任潘彥文發現的。當年在對十堰市的地名進行普查時，偶然發現了地方志對西澨的記載，原來西澨就是漢江上的關門崖。由于自陜西漢中到襄陽宜城這一段漢江基本是東西流向的，所以其他兩個澨應該在西澨的下游。凌智民通過對西澨的地理特征的分析，認為南澨就是南河與漢江的交匯處，北澨就是唐白河與漢江的交匯處。

　　凌智民不但找出了《水經注》所記洞庭、五渚的錯誤，還對《水經注》錯記的原因進行了分析----

　　《水經注》的作者酈道元生活的年代(約公元470年出生，公元527年逝世)正是中國分裂為南北朝的時代，政權更迭頻繁。酈道元是河北涿州人，在北魏為官。

　　酈道元雖從少年時代起就有志于地理學的研究。他充分利用在各地做官的機會進行實地考察，其足跡只涉及今河北、河南、山東、山西、安徽、江蘇、內蒙古等地區。對于廣大的南朝地區則無緣考察。

　　根據酈道元自述，《水經注》是以《水經》、《尚書》、《地理志》為藍本，輔以《山海經》、《本紀》、《職方》，參考各地傳說而成。由于“綿古茫昧，華戎代襲，郭邑空傾，川流戕改，殊名異目，世乃不同。”(引自《水經注·原序》)所以“書策落次，難以緝綴，后人假合，多差遠意。” 我們由此也看到酈老先生對山水注解并不全部準確表示的無奈與歉意。

　　酈道元在編撰《水經注》時，為了尊重歷史，對所引用的著作所載只注不改。其著作是歷代各種地理著作和傳說的疊加，這一點在《水經注·湘水》篇、《水經注·沅水》篇、《水經注·澧水》篇中均可以找到證據。在《水經注》的其他篇目中亦可找到證據。也就是說《水經注》如果有錯，也只是對前人錯誤的記錄，這并不是酈道元本人而為之。

　　凌智民認為《水經注》錯記湘、沅、澧并不是一件壞事，因為我們并不需要通過《水經注》來理解河流的現在的情況。我們需要的是，通過《水經注》了解河流的變化及河流上發生的一些歷史事件，而《水經注》的某些錯誤恰恰為我們了解河流的變遷以及遺失了的歷史提供了寶貴的依據。

　　凌智民把《水經注》比作一個河流檔案館，酈道元就是這個檔案館的歸檔員。他的任務就是按照他那個年代對河流的稱呼將對應的河流資料裝進檔案袋中。當然，帶有湘、沅、澧標記的檔案就被裝進了相應的檔案袋中。

　　為了弄清楚這些河流檔案，我們就必須弄清楚《水經注》中這些河流檔案的來源。具體到對湘、沅、澧的記載，引用的書籍有《水經》、《漢書·地理志》、《山海經》、《史紀》、《戰國策》等，多達二十多種。

　　在這些書籍中，《尚書》、《山海經》、《禹貢》、《楚辭》為秦以前著作，《水經》為秦初之作，《漢書·地理志》、《戰國策》、《史紀》為漢代作品。其他年代不詳。

　　湘、沅、澧水在秦以前，在漢江流域，并且是楚國的發源之地。秦統一中國以后，楚國貴族遷徙到了湖南，他們以故地命名其統治的區域就不足為奇，這在《水經注·湘水》篇中就有內證，“秦滅楚，立長沙郡，即青陽之地也。秦始皇二十六年，令曰：荊王獻青陽以西。”秦始皇二十六年，是秦統一中國元年，也是秦滅楚的第3年。這時的楚國貴族還名正言順的存在于湖南，并被稱為荊王。

　　通過以上的分析，我們再來看古籍對湘、沅、澧的記載。秦以前或秦代的書籍中與湘、沅、澧有關的記載，均為對漢水流域的湘、沅、澧；秦以后書籍對湘、沅、澧有關的記載分兩種情況，一種是引用秦以前書籍的引文或人物對話，涉及湘、沅、澧的，一定是對漢水流域湘、沅、澧相關區域描述。一種是記載秦以前發生在湘、沅、澧區域的事件，那一定是發生在漢水流域湘、沅、澧上的事件。

　　對于這一點，不但酈道元不知道，就是漢代學者也不知道。所以酈道元在《水經注》中記載湘、資、沅、澧四水時，不自覺地將記載漢江流域湘、沅、澧上發生的事件與湖南湘、資、沅、澧四水上發生的事件疊加到了一起，歸檔時統統歸到了湖南湘、資、沅、澧四水這個檔案里面。

　　根據這一判斷，凌智民對歸并在湖南湘、資、沅、澧四水這個檔案袋里面的文件進行重新分類。

　　第一類：秦以前發生在湘、沅、澧水上的事件，這些事件一定發生在漢江流域。這些事件有舜歸葬處、商均歸葬處、二妃從征、帝女居君山、秦王遇風；禹治洪水、祝融冢、盤瓠負女；香茅縮酒、楚靈王得圖處、文王遷羅、司馬錯伐楚、莊辛說楚襄王；屈原沉江、屈原夕宿辰陽等。

　　第二類：秦以前就有的與湘、沅、澧有關的地名，這些地名一定是漢江流域的地名。這些地名有洞庭、五渚、北渚、枉渚、辰陽；茹水、微水、丹水；蒼梧、嶷山；羅子國、糜；三苗國、黔中郡；

　　第三類：與實際位置不符的地名，走向不符的河流。

　　湘、沅、澧水間的匯入關系混亂，湖南下雋縣與湘、沅、澧的關系不符；湘水下游描述混亂與實際不符；沅水支流無水流向不符；沅水支流辰水流向不符；沅水整體流向與實際流向不符；澧水各段流向不符等等。

　　凌智民針對以上問題，再次對漢江流域展開了田園調查，通過這次調查，凌智民得到了意想不到的收獲。

　　對于凌智民，這兩次實地考察，是其重大的文化之旅，也是21世紀的酈道元之行。凌智民，一個并不在編的自由學者對中國重大文化疑題，無私、執著地投入，其精神境地該給我們怎樣的啟示？他全身心與民眾在一起不恥下問，以及千萬里田園實地調查的研究風范，在從資料到資料、從書本到書本、從樓閣到宅居的泱泱學者中有幾人能及？

　　第七章：  重讀《楚辭》

　　“五渚”“三澨”“北姑”“洞庭”“湘”“沅”“澧”“江”....。。漢北所涉及的屈賦的地名逐漸成了體系，構成了凌智民屈原學說的詞匯系統。毫無疑問，他擁有了通釋屈賦的堅實基礎，擁有了合理解讀屈原作品的話語權。

　　以上這些結論，凌智民是用被研究對象的作品研究被研究對象，這是內證法，屬于文化人類學范疇。這種方法與二重證據法結合，學術界稱之為“三重證據法”，是一種最可靠的史學研究方法，對破解屈原研究中的疑難死結非常有效。

　　在屈原作品中，《湘君》和《湘夫人》是最富生活情趣的愛情故事。過去學者們將作品中的背景地址湘、沅定在湖南，因為地理的錯位，在解讀作品時，不但作品中的人物存在很大的爭議，作品中的人物也不知什么原因，總是愛而無因，見而不得，只能互相幻想著對方，無望地追尋、失望。在他們之間，永恒地隔著迷惘的水域。因此只能將其解釋為：屈原所寫為浪漫的愛情神話。

　　凌智民認為，之所以人們對兩篇作品有如此的認識，是人們對作品的人物所處的地點的錯誤認識所造成的。凌智民開始重讀《楚辭》。

　　在《湘君》篇中有“朝騁騖兮江皋，夕弭節兮北渚。”之句，意思是湘君很早起來在江皋這個地方乘船，很晚才到達北渚，是一天的行程。在《湘夫人》篇中有“朝馳余馬兮江皋，夕濟兮西澨。”之句，意思是湘夫人早上從江皋這個地方乘馬出發，黃昏時到達西澨。按照《水經注》的記載，北渚是湖南省永州市境內的馮水，西澨在湖北襄陽宜城上游的漢江邊，不管江皋在什么地方，在古代一天之內要到達北渚或西澨，必是不能，除非行者能騰云駕霧。所以諸多學者在解釋這兩句時，只能將江皋解釋為水邊的某個高地。

　　又在《湘君》中有“駕飛龍兮北征，邅吾道兮洞庭。”之句，這一句是寫湘君在去北渚的途中駕著一種叫飛龍的輕舟繞過洞庭向北而行。如果湘君的出發地江皋在湖南永州湘江的上游，那么她可以“駕飛龍兮北征”到達湖南永州境內的北渚，但她沒有必要跑到洞庭湖來再背道而馳。如果湘君的出發地在永州以北的湘江下游，她只有南行才能到達永州的北渚。在《湘君》中有“望涔陽兮極浦，橫大江兮揚靈。”按照原來諸家的說法，涔陽在湖南澧縣境內，那么在湘君即將到達永州北渚時怎么又能看到幾百公里外的涔陽呢？在《湘夫人》中有“九嶷繽兮并迎，靈之來兮如云。”既然湘夫人到達了漢江宜城以上的西澨，怎么又會有湖南九嶷山的人來迎接她呢？凡此種種，不能自圓其說。

　　所以有的學者認為《湘君》是湘水男神，《湘夫人》是湘水女神，《湘君》《湘夫人》是湘水男神和湘水女神互相表達思慕之情的詠唱；有的學者認為湘君是水神，湘夫人是舜之二妃；有的學者認為湘夫人是娥皇女英，湘君是舜帝；有的學者認為，湘君是娥皇，湘夫人是女英，《湘君》《湘夫人》是寫舜南巡死于蒼梧，娥皇女英南下洞庭尋夫，靈魂相會的神話故事……

　　爭論持續千年。

　　如果將湘、沅、澧、洞庭、三澨、五渚定位在了漢江流域，這兩篇作品解讀出來又是什么樣的結果呢？

　　古往今來，楚辭解讀著述近百部，凌智民認為過去學者對《湘君》、《湘夫人》的解讀都是錯誤的。作品既不是男神與女神的對詠，也不是娥皇、女英與舜的靈魂相會，而是寫的娥皇、女英迎接舜回家的真實愛情故事。作品中的湘君就是娥皇，湘夫人就是女英，“夫君”是娥皇對舜的稱呼，“公子”是女英對舜的稱呼，“帝子”和“君”均指舜。

　　作品中出現的江，不是長江，而是丹水流過的河道；作品中出現的湘，不是湖南的湘水，而是漢江丹江口以上的河道；作品中出現的沅不是湖南的沅水，而是丹江的支流淅水；作品中出現的澧，不是湖南的澧水，而是丹江的支流淇河；作品中出現的洞庭不是湖南的洞庭湖，而是丹水右岸的洞庭山；作品中出現的“中洲”不是水中的一個沙灘，而是堯的帝都；作品中出現的北渚不是湖南永州境內的馮水，而是淅水匯入丹水處的河口；作品中出現的西澨是漢水上游古均洲境內的關門崖；作品中出現的江皋不是泛指水邊的高地，而是指漢江鄖陽與鄖西交界的區域姚方。

　　《湘君》寫的是娥皇迎舜回家的故事。娥皇住在漢江邊的姚方，又到了舜要回到姚方的家的日子，娥皇在家計算著舜的預定行程。“君不行兮夷猶，蹇誰留兮中洲？”我的夫君啊你是否已在回家的途中，有誰能夠將你留在國都？這就是屈原《湘君》中的開篇詞，完全是娥皇的口氣，也許舜上次因國事繁忙而失約，所以娥皇表示出了隱隱的擔心。這種開場為以后情節的發展埋下了伏筆。雖然娥皇隱隱感到夫君有失約的可能，但是娥皇并沒有遲疑，而是趕緊梳妝打扮準備迎接夫君。緊接著，辭中就出現了“美要眇兮宜修，沛吾乘兮桂舟”之句。這里的桂舟，一定不是一般的交通工具，而是一種豪華的船只。這既能體現湘君的身份，又能體現迎接儀式的隆重，還有一層意思是舜亦將從水路回家。

　　舜要回家，其出發地一定是山西臨汾的都城(中洲)，而目的地一定是姚方(江皋)。所以舜必過黃河，至盧氏，再由淅水(沅水)乘船到達丹江(江)的交匯處(北渚)。然后順丹江(江)而下，轉過洞庭山至漢水與丹江交匯處轉入漢水(湘水)逆流而上，到達姚方(江皋)的家。所以娥皇向上天祈禱：“令沅湘兮無波，使江水兮安流！”湘、江、沅組成了一條從江皋通向山西的水道，娥皇希望這一次舜回家的水道上風平浪靜。可見娥皇對舜的一往情深和殷切期盼。

　　娥皇的船隊在迎著舜回家的水道漢江(湘)順流而下，娥皇也在想象著舜的船隊從北渚出發，正在沿著丹水(江)順流而下。這時，凌智民根據《戰國策•秦策》推算出古代船只一般情況下在漢水中的航行速度，方船順水每小時16公里，逆水每小時7公里；輕舟順水每小時21公里，逆水每小時12公里。因為娥皇和舜乘坐的都是方船級的船只，假設他們在同一時間相向而行，那么娥皇的船隊與舜的船隊就可能在7個半小時內相遇，相遇的地點在今丹江口以上31公里處的漢江上。但是娥皇的船只到達應該相會的地方后，卻不見舜的船隊，娥皇“望夫君兮未來，吹參差兮誰思？”吹起了思君曲，令船只繼續沿著漢水下行。

　　又過了2個小時，娥皇的船隊已經到了丹江口，可是還是不見舜的船隊，娥皇沒有氣餒，決心要沿著丹水北上。這時的娥皇已經意識到，要么舜沒有按期返回，要么舜經過丹朱的封地時在丹朱處逗留。娥皇的船隊已經過了近10小時的航行，即使是早上6點出發，現在也是下午4點了，要趕到北渚還有49公里的路程。所以娥皇決定由桂舟改為飛龍，即由方船改為輕舟：“駕飛龍兮北征，邅吾道兮洞庭。”娥皇的輕舟繼續北上，感覺在飛一樣的前進。“石瀨兮淺淺，飛龍兮翩翩。”一會兒船就繞過了洞庭山，“望涔陽兮極浦，橫大江兮揚靈。”涔陽就在眼前，娥皇也思緒紛飛。是不是舜變心了呢？是不是舜找借口不回來了呢？天也漸漸地黑了下來，娥皇由思念變成了傷心：“橫流涕兮潺湲，隱思君兮陫側。”旁邊的侍女也為之嘆息：“采薜荔兮水中，搴芙蓉兮木末。”娥皇明明知道繼續前行不可能見到舜，但娥皇還是決定一探究竟：“心不同兮媒勞，恩不甚兮輕絕。……交不忠兮怨長，期不信兮告余以不閑。” 表達了娥皇對舜的埋怨。

　　到達北渚時已經很晚了：“朝騁騖兮江皋，夕弭節兮北渚。”一大清早從江皋出發，至少經過了十四個小時的航行，(在古湘水中航行十小時，在丹水中乘輕舟航行四個小時，再加上耽誤的時間)最早也是晚上九點了，這時“鳥次兮屋上，水周兮堂下。”鳥兒已在屋檐之上棲息，水周已擺設在了堂中。顯然這是娥皇熟悉的地方，這個地方不是丹朱的家，就是一個驛站。

　　娥皇本來是希望在這里見到舜的，但是舜沒在這里出現。娥皇感到十分失望：“捐余玦兮江中，遺余佩兮醴浦。采芳兮杜若，將以遺兮下女。”把佩飾留在水畔，將玉環拋向了江中，將準備送給舜的杜若花留給了女伴。娥皇深感時光對自己的捉弄，久久地徘徊在沙洲之中。這就是《湘君》給我們講述的故事。從故事中我們可以看出，娥皇雖然對舜一往情深，可是舜卻由于國事繁忙失約了，這雖說不是一個愛情的悲劇，但多少有些遺憾。

　　為了這千古以來最爽心最通達的解讀，我們還是將《湘君》原文和凌式譯文寫出，望讀者分享我們心中的快樂與崇敬。

　　《湘君》原文：

　　君不行兮夷猶，蹇誰留兮中洲？

　　美要眇兮宜修，沛吾乘兮桂舟。

　　令沅湘兮無波，使江水兮安流！

　　望夫君兮未來，吹參差兮誰思？

　　駕飛龍兮北征，邅吾道兮洞庭。

　　薜荔柏兮蕙綢，蓀橈兮蘭旌。

　　望涔陽兮極浦，橫大江兮揚靈。

　　揚靈兮未極，女嬋媛兮為余太息。

　　橫流涕兮潺湲，隱思君兮陫側。

　　桂棹兮蘭枻，斫冰兮積雪。

　　采薜荔兮水中，搴芙蓉兮木末。

　　心不同兮媒勞，恩不甚兮輕絕。

　　石瀨兮淺淺，飛龍兮翩翩。

　　交不忠兮怨長，期不信兮告余以不閑。

　　朝騁騖兮江皋，夕弭節兮北渚。

　　鳥次兮屋上，水周兮堂下。

　　捐余玦兮江中，遺余佩兮醴浦。

　　采芳洲兮杜若，將以遺兮下女。

　　時不可兮再得，聊逍遙兮容與。

　　凌式譯文：

　　夫君啊你是否已踏上回家的路途。

　　有誰能夠將你留在中洲？

　　我已早早地為你打扮，

　　并乘上了迎接你的桂舟。

　　但愿沅、湘波濤不涌，

　　江水呀你也要風平浪靜。

　　夫君啊為何還不見你的蹤影，

　　吹起簫樂為誰鐘情？

　　駕起輕舟飛速往北而行，

　　輾轉間已經繞過洞庭。

　　用薜荔作簾蕙草作帳，

　　用香蓀為槳木蘭為旌。

　　眺望涔陽遙遠的水邊，

　　江水也阻隔不住飛揚的心靈。

　　飛揚的心靈無法安止，

　　多情的侍女也為我發出嘆息。

　　眼淚縱橫滾滾而下，

　　想起你啊悱惻傷神。

　　玉桂的長槳木蘭的短楫，

　　劃開水波似鑿冰堆雪。

　　水中怎能采到薜荔，

　　樹上哪有荷花采摘。

　　心不相悅媒人空勞，

　　相愛不深容易斷情。

　　清流現出淺淺的石灘，

　　飛舟輕盈地在上飄過。

　　相交不忠誠自然怨長，

　　約會不守期卻告訴我說沒空兒。

　　天沒亮我就從江皋出發，

　　到北渚已披上了滿天星辰。

　　鳥兒已在屋檐之上棲息，

　　水周已擺設在了堂下。

　　把我的玉環拋向江中，

　　把我的佩飾留在水畔。

　　把要送給心上人的鮮花杜若，

　　留給了陪侍我的下人。

　　時光流逝只能等待下次，

　　暫且放慢步子松弛心神。

　　看得出以上解讀，凌智明是怎樣顛覆了一個兩千年的誤讀！但由于是還原了文中的真實地址，一個千年文化的真相便扯下了面紗，真切而動人地出現在今天的世界！

　　再讀《湘夫人》――

　　又是一個約會的日子，這次出現的女主人不是湘君而是湘夫人。湘夫人將有什么樣的境遇呢？這就是屈原《湘夫人》要講述的女英的故事。

　　《湘夫人》的開篇與《湘君》完全不一樣，《湘君》的開篇是 “君不行兮猶夷”，不知舜啟程沒有，所有的事情都是預期。而《湘夫人》的開篇則是，“帝子降兮北渚”，也就是說湘君和湘夫人在家里已確切知道舜(帝子)到了北渚。娥皇和女英在家里盼望著舜的歸來：“目眇眇兮愁予。”這時已是秋冬交替的季節，“裊裊兮秋風，洞庭波兮木葉下。”在秋風的吹拂下，洞庭山的樹葉紛紛飄落(若是洞庭湖，水渺無際，何有樹葉飄零？)。

　　這一次女英并沒有像娥皇一樣，駕桂舟去迎接，而是在家中和娥皇一起靜靜地期盼，并準備著歡迎宴會：“登白薠兮騁望，與佳期兮夕張。”

　　這時，“鳥何萃兮蘋中，罾何為兮木上？”女英啊，你既思念公子，你又何必待在家里苦等呢？“麋何食兮庭中，蛟何為兮水裔？”山林中的麋鹿難道會被關在庭院之中，深淵里的蛟龍難道會擱淺水邊？難道你思念夫君，就只能坐在家里苦等？于是女英騎上一匹快馬，從陸路直奔夫君必經之地西澨而來：“朝馳余馬兮江皋，夕濟兮西澨。”

　　西澨在什么地方？西澨就在今丹江口市(古均洲)的關門崖鎮，這個地方是舜的船隊回江皋的必經之地。為什么女英會直奔西澨呢？女英走的是陸路，舜走的是水路，她就不怕錯過舜嗎？其實女英胸有成竹。

　　舜的船隊從北渚出發，回到江皋，順丹水(江)航行49公里，需要3個小時到達丹江口，再逆水航行60公里到達西澨，需11個多小時。

　　女英從江皋騎馬到西澨，可行的路線是漢水的北面。因為在古代湘水的南面山巒疊嶂，無法通行，而湘水的北面，是由低丘組成的谷地，可以通行。但路途蜿蜒曲折，距離有約200公里。女英騎馬到西澨需近8個小時的時間。也就是說，即使女英比舜遲出發3個小時，他們也能在西澨相遇。

　　女英到了西澨，果然見到了夫君舜的船隊，當女英看到舜的船隊時，大約已經是晚上6點多鐘，因為已是深秋季節(洞庭波兮木葉下)，夜幕即將降臨。女英在西澨岸邊高聲呼喚舜的名字，舜聽到了女英的呼喚，親自驅舟相迎，并和女英一起乘船消失在夜幕之中：“聞佳人兮召予，將騰駕兮偕逝。”

　　這是一個明月當空的夜晚，船只在古湘水(漢水)中繼續朝著江皋前行。女英靜靜地躺在舜的懷中，充滿美好的憧憬：在水中建座別致的宮室，上面用荷葉覆蓋遮掩。太陽出來了，美麗的憧憬變成了現實，女英和舜一起回到了家中。這時家里早已用香蓀抹墻紫貝裝飾中庭，廳堂上早已撒遍香椒粉。用玉桂作梁木蘭為椽，辛夷制成門楣白芷點綴房間。編織好薜荔做成了帳子，蕙草已掛上了屋檐。白玉鎮壓著座席，石蘭香繞四椽。白芷修葺的荷葉屋頂，有杜衡草纏繞周邊。匯集百草擺滿整個庭院，門廊之間香氣彌漫。

　　九嶷山的神人前來迎接，家里已聚滿了賓客。這與《湘君》中的“鳥次兮屋上，水周兮堂下。”形成鮮明對比：一個是賓客盈門，一個是冷冷清清。這里的九嶷山，并不是湖南的九嶷山，而是指姚方以北的山脈。

　　接下來，忙碌了一天的女英把夾襖投入湘水之中，把單衣留在水邊。在江水中盡情地洗浴。然后在江中的綠洲采來杜若，要把它敬獻在遠到的愛人面前。這又與娥皇將“捐余玦兮江中，遺余佩兮醴浦。采芳兮杜若，將以遺兮下女。”形成鮮明的對比。

　　最后，女英掩飾不住愉悅的心情，勇敢地投入了舜的懷抱。“時不可兮再得，聊逍遙兮容與。”這是一個完美的沒有遺憾的愛情故事。

　　現在，我們依然將屈子原文和凌式譯文寫出，以其獻給世人。

　　《湘夫人》原文：

　　帝子降兮北渚，目眇眇兮愁予。

　　裊裊兮秋風，洞庭波兮木葉下。

　　登白薠兮騁望，與佳期兮夕張。

　　鳥何萃兮蘋中，罾何為兮木上？

　　沅有芷兮澧有蘭，思公子兮未敢言

　　荒忽兮遠望，觀流水兮潺湲。

　　麋何食兮庭中，蛟何為兮水裔？

　　朝馳余馬兮江皋，夕濟兮西澨。

　　聞佳人兮召予，將騰駕兮偕逝。

　　筑室兮水中，葺之兮荷蓋。

　　蓀壁兮紫壇，播芳椒兮成堂。

　　桂棟兮蘭橑，辛夷楣兮藥房。

　　罔薜荔兮為帷，擗蕙櫋兮既張。

　　白玉兮為鎮，疏石蘭兮為芳。

　　芷葺兮荷屋，繚之兮杜衡。

　　合百草兮實庭，建芳馨兮廡門。

　　九嶷繽兮并迎，靈之來兮如云。

　　捐余袂兮江中，遺余褋兮醴浦。

　　搴汀洲兮杜若，將以遺兮遠者。

　　時不可兮驟得，聊逍遙兮容與。

　　凌式譯文：

　　夫君已經到了北渚，

　　我已憂愁滿懷望眼欲穿。

　　涼爽的秋風陣陣吹來，

　　洞庭山的落葉像波浪飄旋。

　　登上長著白薠的高地遠望，

　　連夜準備著團聚的喜宴。

　　小鳥兒不能老躲在蘋中張望，

　　漁網為何要總掛樹顛？

　　沅自有白芷澧自有幽蘭，

　　為何眷念著夫君卻不敢明言。

　　我心情恍惚緊盯著遠方，

　　見到的只是流水潺湲。

　　麋鹿怎肯飼養在庭院，

　　蛟龍難道會擱淺水邊？

　　我清早就策馬離開江皋，

　　傍晚我來到了西澨的水邊。

　　夫君聽到了我的呼喚，

　　接我上了在夜幕中航行的龍船。

　　在水中建座別致的宮室，

　　上面用荷葉覆蓋遮掩。

　　用香蓀抹墻紫貝裝飾中庭，

　　廳堂上把香椒粉撒遍。

　　用玉桂作梁木蘭為椽，

　　辛夷制成門楣白芷點綴房間。

　　編織好薜荔做個帳子，

　　再把蕙草張掛在屋檐。

　　拿來白玉鎮壓座席，

　　擺開石蘭香繞四緣。

　　白芷修葺的荷葉屋頂，

　　有杜衡草纏繞周邊。

　　匯集百草擺滿整個庭院，

　　讓門廊之間香氣彌漫。

　　九嶷山的神人前來迎接，

　　聞訊而至的賓客多如云煙。

　　把我的夾襖投入湘江之中，

　　把我的單衣留在水邊。

　　在水中的綠洲采來杜若，

　　要把它敬獻在遠到的愛人面前。

　　歡樂的時光瞬間就要來到，

　　天涯共此時莫要徘徊不前。

　　從凌智民顛覆性地解讀，我們不難看出，《湘君》和《湘夫人》原本不是一個虛無縹緲的神話，而是一個發生在具體時間、具體地點、具體人物身上的真實的愛情故事。過去人們把《湘君》和《湘夫人》當成神話故事來看待，其主要原因是諸家對故事發生的地點和人物沒有搞清楚，誤把現在位于湖南境內的湘、沅、澧水當成了古代所指的湘、沅、澧四水，辭中的故事在現實中找不到對應物，便造成了時空上的扭曲，理解上的錯誤，進而誤讀千年。

　　在解讀《湘君》、《湘夫人》兩篇作品時，凌智民給出了作品中人物的具體住址，這又有什么依據呢？

　　前面已經說到，凌智民在解讀《鄂君啟舟節》時已找到了湘山祠的位置。既然湘山祠在漢江邊的歸仙河口，那么湘君生前是不是就住在附近呢？凌智民開始查閱大量的資料。

　　《山海經》記載帝之二女住在洞庭之山，而《水經注》記載舜的住處有兩個地方，一個是姚墟，即現在的安康一帶；一個是姚方，即現在淅川縣令牌石的對面。對于這三個似乎矛盾的地點，凌智民作了如下詮釋——

　　洞庭山在丹江流域，丹朱的封地在丹水，娥皇和女英是堯的女兒，丹朱的妹妹，娥皇、女英住洞庭山是沒有問題的，這應該是未嫁給舜之前的事。娥皇和女英嫁給舜以后，他們起初的住地應該在姚墟，受封以后住到了姚方。根據故事所述行程，故事發生時湘君的住地江皋就是姚方。

　　至于舜，當娥皇、女英住在姚方的時候，舜是堯的股肱大臣，他的工作地一定在都城。堯都在什么地方？凌智民根據《禹貢》等古籍推測，堯都應該在山西的汾河流域。2015年6月18日，中國社會科學院在京舉行山西陶寺遺址發掘成果新聞發布會，一系列的考古證據鏈表明，位于山西臨汾市的陶寺遺址在年代、地理位置、規模和等級以及它所反映的文明程度等方面，都與堯都相當契合，臨汾陶寺是最早的中國都城。這一遺址發掘證明了凌智民的推測。

　　2015年12月5日，凌智民帶筆者一起到山西臨汾堯都參觀，再次用我們的腳步踐行、用我們的心去體會堯舜以及娥皇、女英當年從北方到漢水的生活圈。在堯舜的都城看莽莽華夏、遙想堯天舜日，再回想屈原對堯舜的膜拜，感覺《楚辭》屈賦是何等生動可感！我們也再次感受到凌先生這人真是非常之人，他把天地門道看得既清又澈，欽佩之心油然而生。

　　《書·舜典》載：“ 舜，生三十徵庸，三十在位。五十載，陟方乃死。”但后人由于對“陟”的歧義，認為“陟方”是天子外出巡視或謂帝王之死。這一記載被理解為舜升道，南方巡守，死于蒼梧之野而葬，進而演化成舜死于蒼梧。二妃從征，溺于湘江。最后演化成舜奪堯位，禹奪舜位，舜無立身之地，帶領家眷逃到了湖南。

　　凌智民解析，其實“陟”有登程、上路的意思，而“方”有居住地的意思，兩者合在一起就是登上回家的路程，即回家省親。“陟方乃死”是指舜回家省親時逝世。在古代，在朝為官是不能帶家屬的，這個制度一直延續到周朝，家屬都在自己的采邑，所以有大禹三顧家門而不入的故事。在朝的官員都有固定的回家探親的假期，當然舜也不例外。另外，在《史記·五帝本紀》中也記載“堯崩，三年之喪畢，舜讓辟丹朱于南河之南。”所謂南河，就是黃河自今潼關以下由西向東流的一段，而南河之南就是秦嶺及伏牛山以南，及今湖北十堰一帶。

　　舜從山西回到姚方省親，其路線必定是從都城到達黃河之南，然后逆洛河而上到達盧氏，然后，順淅水(或陸路沿淇水)而下，到達丹水。因為北渚在丹水與淅水的交匯處，不管舜走那條路線，舜都要經過北渚。

　　在《湘君》中提到的“中洲”，并不是學者們解釋的沙洲，而是舜的都城。因為在禹之前，天下分為16洲，其中中洲就是堯、舜的都城所在地。大禹治水之后，將天下分為九州，所以有禹定九州之說。

　　通過對《湘君》和《湘夫人》的正確的譯讀，不但為古湘、沅、澧水在今湖北十堰和河南南陽提供了相互印證的證據，也為娥皇、女英死于江湘之間，成為漢水之神、堯帝家族墓葬、舜帝家族墓葬的地點在十堰地區提供了間接證據。對《湘君》和《湘夫人》兩文，作為神話來翻譯和理解與作為寫實來翻譯和理解，兩者竟有天壤之別！

　　千年來我們是不是一直在誤讀？

　　《涉江》是屈原的一首紀行詩，也是一首抒情詩。過去的研究者認為屈原在流放途中，渡過長江，登上鄂渚，穿過洞庭，行走到沅水上游。在行徑辰陽、進入淑浦之后，寫下了這首詩。但詩中的地理環境、氣候條件、時空關系一直困擾著研究者。作品中有“旦余濟乎江湘，乘鄂渚而反顧兮”之句，按照傳統誤讀的說法，江指長江，湘指湖南的湘水，鄂渚指現在湖北鄂州，“濟乎江湘”就是到達了湘水與長江的匯合處，也就是現在的岳陽一帶。屈原既然是“乘舲船余上沅”，即要到湖南的沅水，安有到達岳陽一帶后再行200多公里背道而馳返回鄂州之理？作品中有“朝發枉陼兮，夕宿辰陽。”之句，按照《水經注》所載，枉陼在湖南常德的武陵區，辰陽在湖南懷化的辰溪縣，兩者間的水路有近300公里，在“船容與而不進兮，淹回水而凝滯。”的情況下是如何一天之內到達的？騰空而飛嗎？作品中有“入溆浦余儃徊兮，迷不知吾所如。深林杳以冥冥兮，猿狖之所居。山峻高以蔽日兮，下幽晦以多雨。霰雪紛其無垠兮，云霏霏而承宇。哀吾生之無樂兮，幽獨處乎山中。”之句。《水經注》中定位溆浦就是現懷化市下轄的溆浦縣，該縣地處湘西中低山丘陵區，縣境四周高中間低，進入溆水后兩岸基本是平原，根本就沒有“山峻高以蔽日”、“霰雪紛其無垠”，更無“深林杳以冥冥，猿狖之所居”之景象。

　　凌智民認為對這篇作品的理解，一定要與作者所處的地理位置緊密聯系。通過對《鄂君啟舟節》地理密碼的破譯，凌智民發現，原來屈原的《涉江》，是沿著舜與娥皇、女英會面的路線，從娥皇、女英的居住地江皋出發，陸路乘車到達丹江口，再騎馬沿丹江北上經過現南水北調取水口附近的鄂渚、方林，再到達今淅川縣倉房鎮附近的枉渚，再乘船溯淅水而上。這條路線，與詩中的地理環境、氣候條件、時空關系完全一致。屈原的這次旅行并不是流放的行程，而是為了探尋舜的足跡。

　　作者首先講述了自己為了這次旅行所做的準備：“余幼好此奇服兮，年既老而不衰。帶長鋏之陸離兮，冠切云之崔嵬。被明月兮佩寶璐。”屈原穿上了自己從小就喜歡的衣帽、服飾、裝佩。

　　屈原為什么要進行這次旅行？“世溷濁而莫余知兮，吾方高馳而不顧。”世道混濁而不讓我知道，我只得四處周游將世事置之度外。屈原的旅游路線和目的也很明確：“吾與重華游兮瑤之圃。”我要與重華一起到天國一游，企望達到“登昆侖兮食玉英，與天地兮比壽，與日月兮齊光。”的目的。所謂重華，就是舜，屈原對其非常崇拜，雖舜與屈原相距1800多年，肯定是不能同游，但是可以神游。舜的主要活動地是山西和江皋，因為山西是舜工作的地方，而江皋是舜的家，是娥皇和女英居住的地方。舜回家的路線水路只有一條，但有一種變化就是當舜的船只到達鄂渚后，可以乘快馬回家，也就是走洞庭山南麓，穿過今湖北鄖陽的安陽峽谷到達江皋，這樣在漲洪水的季節可以縮短一天的行程。在《湘夫人》中女英就是走這條路迎接舜的，因此屈原決定采用水陸兼而有之的方式來體驗。

　　首先，屈原坐上了馬車“駕青虬兮驂白螭”，開始了自己的旅程，“旦余濟乎江湘。”一大清早就來到了湘水與“江”匯合的地方，這個地方就是現在的丹江與漢江的匯合地丹江口。屈原的這一段行程，在民間留下了恨陡坡的故事。

　　屈原來到江湘之間，再沿丹江北上，第一個到達的地點就是鄂渚，鄂渚就是五渚中最南面的一個渚。當屈原到達鄂渚時，才感到了秋天的涼意。然后屈原“步余馬兮山皋，邸余車兮方林。”這里的山皋不是地名，而是指江邊的山路。屈原牽著馬在山丘間前行，直到抵達方林。在這里，“邸”有停的意思，是不是應該理解為屈原將車馬寄放在方林這個地方？因為屈原的下一步是坐船，肯定是不能帶車馬的。屈原下一步要去哪里？“乘舲船余上沅兮”，原來屈原是要乘船進入沅水。所謂沅水就是現在的淅水，也就是舜回家必經之水道。至于舲船是不是《鄂君啟舟節》中所指的大船，不得而知，但從“齊吳榜以擊汰”來看，這種船絕不是輕舟，雖然有很多人劃槳，但是“船容與而不進兮，淹回水而凝滯。”所以導致“朝發枉陼兮，夕宿辰陽。”也就是屈原早上從枉渚上船，到晚上才到辰陽。枉渚是什么地方？所謂枉渚，位于五渚的中部，應位于楚故都附近的河道中。所謂辰陽，也叫涔陽，就是《湘君》“望涔陽兮極浦，橫大江兮揚靈。”句中的涔陽，這是北渚北岸的一個關邑，應在舊淅川縣城附近。枉渚到辰陽的水路距離約40公里。這段河道，正是《湘夫人》中“邅吾道兮洞庭”之河段，彎多水急。

　　第一天的航行就遇到了挫折，但是屈原沿著舜走過的路線前進的決心非常堅定。所以路途再艱險也無妨，“入溆浦余儃徊兮”--船只進入了溆浦，河道越來越迂回曲折。溆浦就是現在的南陽市西峽縣，淅水從丹江到西峽，河道基本是南北向，過了西峽，進入熊耳山腹地，河流的流向為東南向。這里森林茂密，山高水急，是猿猴出沒的地方，所以屈原見景生情，借景抒懷。

　　凌智民譯文：“山嶺高大遮住了太陽啊，山下陰沉沉的并且多雨。雪花紛紛飄落一望無際啊，濃云密布好像壓著屋檐。可嘆我的一生毫無快樂，寂寞孤獨地住在山里。”

　　屈原到了西峽，可能小住了一段時間，因為屈原從江皋動身時還是秋天，“欸秋冬之緒風”，但是進入熊耳山腹地后描寫的卻是冬天的景象，說明中間有一段時差。因此，南陽西峽留下了許多屈原的傳說就不足為怪。

　　雖然屈原出發時申明不關心世事，但此情此境，不由得屈原不為世事而感嘆。我不能改變志向去順從世俗，當然難免愁苦終身不得志。“接輿剪去頭發啊，桑扈裸體走路。忠臣不一定被任用啊，賢者不一定被推薦。伍子胥遭到災禍啊，比干被剁成肉泥。”

　　通過與古人的對比，屈原悟出了人生的道理：“世道就是這個樣子，我有何理埋怨當今的人？我將毫不猶豫地走自己的道路，即使我要落魄終身。”

　　屈原從江皋出發時還是深秋，但在途中天上已飄起了雪花，這顯然屈原還在一直往北走，因為屈原一心要尋找舜的足跡，所以到山西是有可能的。

　　《哀郢》是屈原的重要詩篇，也是后世歧解最多的作品。對《哀郢》的解讀與理解，即對作品創作時間、創作地址、創作意圖的考證闡述，均涉及對屈原生平思想的考證與評價，所以長期以來是楚辭研究中的一大熱點。

　　二千多年來，學術界對《哀郢》的研究觀點頗多，主要體現在對屈原流放路線和的時間的研究上。這些觀點雖歧義紛紜，但體現了學術傳承、廣泛參與、不斷深化的研究特征。

　　對于《哀郢》的解讀，有很多版本。有的學者甚至根據對《哀郢》解讀的各種版本的分析將屈原流放路線整合為：屈原從郢都(湖北江陵縣)出發，先往東南順江而下經過夏首(湖北沙市東南)、遙望龍門(郢都的東門)經由洞庭湖進入長江，然后又離開了夏浦(湖北漢口)，最后到了陵陽(據說是今安徽青陽縣南)。甚至還有學者認為，屈原到達陵陽后，經過江西一帶，翻過羅霄山脈，到達湖南，然后沿沅水到達貴州，并長期流浪沅湘流域。后因楚國的政治更加腐敗，首都郢亦為秦兵攻破，他既無力挽救楚國的危亡，又深感政治理想無法實現，遂投汨羅江而死。

　　凌智民認為，要消除人們對作品理解的歧義，依然是要解決作品中出現的地名問題。

　　過去學者在解讀《哀郢》時，因漢江多處為楚之郢都，對屈原所哀為郢分歧較大，后來將屈原所哀之郢統一到了白起所拔之郢后分歧有所縮小。但白起所拔之郢是紀南城還是其他郢仍有爭議。因為大多數學者認為，楚國的國都就是紀南城，而非他處，這是誤讀歷史或不讀歷史所致。

　　其實，紀南城絕非楚國唯一的國都，從楚武王開始稱王到楚國滅亡，楚國曾多次遷都。這一點被清華大學收藏的“清華簡”所證實。

　　清華大學于2008年7月收藏的一批戰國竹簡，被稱為“清華簡”。經碳14測定證實，清華簡是戰國中晚期文物，文字風格主要是楚國的，簡的數量一共約有2388枚(包括少數殘斷簡)，在迄今發現的戰國竹簡中為數較多。清華簡在秦之前就被埋入地下，未經“焚書坑儒”影響，所以能夠最大限度地展現先秦古籍的原貌，研究它們有助于了解中華文化的初期面貌和發展脈絡。

　　清華大學的學者仔細地對這一批竹簡進行了認真整理，一共整理出了63篇文章，《楚居》就是其中的一篇文章。《楚居》共14支簡，原無篇題。所謂《楚居》就是對楚國各時期的居住地的記載。

　　在《哀郢》中，屈原有“望長楸而太息兮，涕淫淫其若霰”之句。這里的長楸并不是指高大的楸樹，而是指楚國的都城楸郢，至于楸郢的來歷是不是與楸樹有關則有待考證。通過對《楚居》的解讀，楸郢就是今襄陽市宜城的楚皇城。據有關專家對宜城楚皇城遺址的遙感勘測，楚皇城呈不規則長方形，城墻周長6420米，其中西城墻長1840米，南城墻長1500米，北城墻長1080米，東城墻最長，為2000米。城墻系用土筑，經夯實而成。至今仍高出地面2-3米不等。在城東除正規的東門外，在東城墻的北段，有一條由漢江故道通往城內的河道構成水門。所以在屈原的辭中有“孰兩東門之可蕪？”之句。

　　公元前290年，秦昭王命白起率軍攻楚，白起率軍進入楚境，順漢水直下，直抵楚國國都楸郢。楚頃襄王集中了楚國數十萬大軍在楸郢和秦軍展開了決戰，秦軍久攻不克。白起便在楸郢上游四十里處的蠻河今武安鎮(武安鎮地名源于白起拔郢后秦王封白起為武安君為名至今)一帶筑壩蓄水，待水滿掘壩，滾滾洪流從城西灌到城東，楸郢內外頓為澤國，軍民淹死者數十萬，尸體腐爛，臭氣沖天。未死者，爭先恐后由東門逃竄。死于城東者數萬，城東皆臭，其陂為“臭池”，現楚皇城西南的“下撈尸湖”、“上撈尸湖”地名也是指于此撈尸，以上這些不祥地名能流傳至今，可見當時楸郢之戰之慘烈。

　　秦殲滅楸郢楚軍后，楚頃襄王匆匆東逃，遷都于壽春(今安徽壽春)。秦遂在新得楚地置南郡，封白起為武安君，“南郡”名由此始。楸郢之戰，是中國歷史上最殘酷的戰役之一，也是典型的一次以少勝多的戰爭。白起率秦軍7萬余對楚軍35萬，而楚軍城毀人亡。白起在今武安鎮筑壩灌楸時曾經修過的一段引水渠，被后人連接成一道農田灌溉渠，名“白起渠”，這條長渠西起襄陽南漳縣謝家臺，東至宜城市鄭集鎮，蜿蜒49公里，號稱“百里長渠”，至今仍灌溉著宜城平原30多萬畝良田。

　　《哀郢》中有“發郢都而去閭兮”之句，過去的翻譯均將“去閭”翻譯成“離開舊居”。為什么要這樣翻譯，主要是對“閭”無法解釋。如果將“閭”解釋為郢都以外的任何地點，那么“發郢都”是屈原的出發地，“去閭”是屈原的目的地。如果將“閭”理解為目的地，那么這個目的地應與百姓逃亡路線一致，在長江的下游陵陽和南渡一帶。如果不一致，那么屈原就沒有和老百姓一起逃亡。面對這種兩難，只好解釋為“離開舊居”就最為妥當。

　　關于閭，錢穆先生指出，三閭為邑名。“楚有三戶，蓋即三閭也”。王逸云：“三閭之職，掌王族三姓，曰景、屈、昭。”《水經注》載：“丹水又經丹水縣故城南，縣有密陽鄉，古商密之地，楚申息之師戍也。春秋之三戶矣。”凌智民根據以上線索，認為三閭就是屈原在《哀郢》中提及的“終古之所居”，也就是《楚居》中酓(熊)繹所居之地夷屯，這個地方就是現在陜西省的商南縣過風樓一帶。在南水北調文物普查中在此地出土的文物表明，春秋時期楚式器具，在過風樓類型文化中找到了源頭。過風樓類型文化就是西周時期的楚文化，它在商代末年到西周早期崛起于狹小的陜鄂豫交界山地，西周中晚期時向東南擴展，占據了整個丹江庫區西側的三省交會地帶，通過不斷地吸收和整合周文化，顯示了強勁的發展勢頭，至春秋早期，進一步發展到襄宜平原和沮漳河流域，逐漸形成了東周時期獨樹一幟的楚文化系統。

　　從以上分析我們可以知道，“閭”就是今天陜南過風樓一帶，《哀郢》中的“發郢都而去閭兮”就是從郢都出發到閭地去。

　　在屈原的作品中，有“夏首”一地名，其實夏首就是漢江與唐白河的交界處，龍門就是現在襄陽市的峴山，當地的老百姓至今還稱峴山為龍門山。

　　通過以上的分析，我們再來看《哀郢》，他并不是寫屈原和老百姓一起逃亡的經歷，而是用一種對比手法，用自己離開國都的心情對比老百姓逃離國都時的心情。

　　老百姓流亡的路線是從楸郢出發，沿著漢江順水而下(凌智民在破解《鄂君啟舟節》地理密碼時，已知前秦時的“夏水”即是指襄陽至漢口的那段漢水)，一直流亡到南渡(江西北部)至陵陽(安徽南部)一帶，其目的是為了躲避戰亂。而屈原所寫的離開國都是到閭赴任，擔當三閭大夫一職。

　　厘清了閭的位置，屈原的行程就清晰了起來，屈原計劃行進路線是從楸郢出發，經過夏首繞過龍門山，沿漢水到丹江口，再轉入丹水而上，直達過風樓。

　　《哀郢》一開始用“皇天之不純命兮，何百姓之震愆？民離散而相失兮，方仲春而東遷。去故鄉而就遠兮，遵江夏以流亡。”來描寫郢都被攻陷前老百姓流離失所的悲慘情境。“天道不專反復無常啊，為何使老百姓在動亂中遭殃？人民妻離子散、家破人亡啊，正當仲春二月遷往東方。”

　　屈原在哀嘆百姓流離失所的同時，也在講述自己第一次離開郢都時的心情：“出國門而軫懷兮，甲之朝吾以行。”離開了自己的國門，有誰會不留戀呢，就像我在甲之朝離開國門一樣。凌智民根據郭沫若推算屈原出生的方法，推算屈原第一次離開郢都為三閭大夫是公元前306年。

　　顯然老百姓離開國門是為了逃難，而屈原離開國門又是為什么呢？緊接著屈原對自己離開國門的原因作了敘述：“發郢都而去閭兮。”原來屈原是從郢都去向閭地。屈原要到閭地干什么？從屈原為三閭大夫看，屈原應該是外放到閭地任職，也就是屈原赴閭任三閭大夫。

　　屈原自郢都去閭，其方向剛好與老百姓逃離的方向相反。老百姓是“方仲春而東遷……遵江夏以流亡。”屈原則是“過夏首而西浮”。也就是說老百姓是沿夏水順流而下，屈原是沿夏水溯流而上。可見郢都應在夏水的岸邊，這也進一步說明《哀郢》中的郢都不是紀南城，而是今宜城一帶的楚皇城，即楸郢。屈原離開楸郢，逆漢水而上，航行20余公里，就到了漢水與唐白河的交匯處，這里就是夏首。在這里，漢水右岸就是龍門山，過了龍門山，漢水的流向變成了自西向東的流向。所以在《哀郢》中出現了“過夏首而西浮”之句。

　　屈原坐在船上，心情是相當復雜的，這在屈原的作品中有充分的體現：“怊荒忽其焉極？”“哀見君而不再得。”“望長楸而太息兮，涕淫淫其若霰。” “心嬋媛而傷懷兮，眇不知其所跖。”屈原表面上是在寫自己離開郢都時的心情，實際上是在寫老百姓離開郢都時的心情，屈原將心比心，揣摩老百姓背井離鄉時的心情。

　　屈原的船只在“江”中逆水而行時遇到了洪水泛濫，“凌陽侯之汜濫兮，忽翱翔之焉薄。”船只行駛越來越慢。屈原遇到江水泛濫的地方在哪里呢？可以斷定在丹江與漢江的交界處，并且是丹水泛濫。當屈原的船只在漢水中行進時，由于只有丹水泛濫，漢水雖然有影響，但還是可以行船的，一旦進入丹水流域，船只就不能再行了。屈原本該在丹江與漢江的交匯處轉入丹江再沿丹水繼續前行到達閭的，但是丹江洪水暴漲，消退無期，船只不能繼續按既定的路線航行。由于屈原使命在身，必須在規定的時間到任，所以屈原只好“將運舟而下浮兮，上洞庭而下江。”安排載運自己行李物品的船只繼續在水中慢行，自己則改由陸路沿洞庭山趕赴今陜南的閭上任。

　　前文我們研究過屈原任三閭大夫的地點，屈原要從棄船的地點漢水與丹水的交界處經過陸路到達自己的赴任地，可以說只有一條路可以走，那就是在漢水與丹水的交界處上岸，沿著丹江右岸的谷地前進一段路程，然后西北向翻過洞庭山，到達丹江與滔河的入口處附近的“江”邊谷地，再沿丹江峽谷到達“終古之所居”的閭。這條陸路是一條進入商洛之地的古道，所以屈原在《哀郢》中寫道“上洞庭而下江。”指的就是沿著這條古道行進。

　　屈原上洞庭而下江的這段路程在《抽思》中有具體的描述，那就是：“長瀨湍流，溯江潭兮。狂顧南行，聊以娛心兮。軫石崴嵬，蹇吾愿兮。超回志度，行隱進兮。低徊夷猶，宿北姑兮。”

　　所謂“長瀨湍流，溯江潭兮”與《湘君》中“石瀨兮淺淺，飛龍兮翩翩。”指的均是同一河段，即丹水中的湍渚，這一渚位于北渚和中渚之間。屈原從丹江口到湍渚這一路線與湘君“駕飛龍兮北征，邅吾道兮洞庭。”的路線相同，也與《涉江》中 “旦余濟乎江湘。乘鄂渚而反顧兮，欸秋冬之緒風。步余馬兮山皋，邸余車兮方林。乘舲船余上沅兮，齊吳榜以擊汰。船容與而不進兮，淹回水而凝滯。朝發枉陼兮，夕宿辰陽。”所經過的路線相同，只是在《哀郢》中，屈原一直沿著江的右岸行進到達閭。

　　在《涉江》中屈原先沿著江的右岸前進，到達鄂渚后渡過丹水，再沿著丹江的左岸到達枉渚，再在枉渚乘船在江中行進，經過中渚、湍渚、北渚進入淅水。《湘君》中娥皇則是駕船在江中行進，由于從丹江口到湍渚，整個路程都是南北向，所以在《湘君》中有“駕飛龍兮北征”之句，而《抽思》中有“狂顧南行”之句，狂顧南行是回望南方，意即向北而行。過了湍渚前面就是洞庭山余脈，將丹水擠壓成了弓背型河道，對于水中行走的船只要逆流而上必須繞過洞庭山這個弓背，對于路上的行人就必須翻過洞庭山走弓玄再回到江邊，所以《湘君》中有“邅吾道兮洞庭”之句，而《哀郢》中有“上洞庭而下江”之句，《涉江》中有“齊吳榜以擊汰。船容與而不進兮，淹回水而凝滯。”之句。

　　矗屹于丹江的洞庭山非常奇特，那就是《抽思》中所說的“軫石崴嵬”。因為這座山是一種石灰巖結構，山上寸草不生，全是一塊塊巨大的石頭。翻過洞庭山，就是淅川縣的盛灣鎮和滔河鄉及鄖縣劉洞鄉和白浪鎮，這一區域是一片低矮的丘陵區，北面是丹江，南面是洞庭山。這是屈原到達閭的必經之路，所以屈原在《抽思》中用“超回志度，行隱進兮。低徊夷猶。”來描寫這一段行程是恰如其分的。

　　從丹江口陸路到閭 ，大約有210公里，屈原行走一天是到不了的，要在途中住宿一夜，所以在《抽思》中有“宿北姑兮”之句。北姑這個地名在歷史上一直存在，就位于“澧水”的對岸，也就是現在淇河入丹水處的對岸，即現在鄖縣劉洞鄉鵓鴣村。這個地方是屈原上洞庭而下江的必經之地，也是屈原從江湘的交匯處到閭的半程之處。從江湘的交匯處到鵓鴣的山路約110華里，行程約一整天。所以屈原從江湘之間到閭，必須在鵓鴣歇上一晚，第二天再走一天才能到閭。

　　從北姑到荊紫關這一段丹江的岸邊，是一段比較平坦的區域，但小的河汊比較多，所以屈原用“低徊夷猶”來形容這一段行程。但過了荊紫關，就進入了峽谷地帶，所以屈原用“煩冤瞀容，實沛徂兮。”來描寫這一段路程恰如其分。

　　屈原翻過洞庭山后行進路線基本上是向西而行，所以作品中寫道：“去終古之所居兮，今逍遙而來東。羌靈魂之欲歸兮，何須臾而忘返。背夏浦而西思兮，哀故都之日遠。”

　　過去諸家將這幾句解釋為“離開自古以來的住所啊，如今漂泊來到東方。我的靈魂時時都想著歸去啊，哪會片刻忘記返回故鄉？背向夏水邊而思念郢都啊，故都日漸遙遠真叫人悲傷！”而凌智民讀出這是屈原在路途中的感慨：去祖先居住的地方，從容地從東方走來，靈魂終將回到故土，何須頃刻間忘了返回。離開夏水到思念的地方(即閭地)，離故都越來越遠。這與屈原在《抽思》中所寫的“愁嘆苦神，靈遙思兮。”的意境是一致的。

　　屈原到達閭以后，常常 “登大墳以遠望兮，聊以舒吾憂心。”

　　屈原在講述完自己離開國都的心情后，開始生發感慨：“哀州土之平樂兮，悲江介之遺風。當陵陽之焉至兮，淼南渡之焉如？” 可嘆和平安樂的故土，沿江兩岸淳樸的民風。凌陽怎能與之相比？茫茫的南渡又當如何？屈原通過對故土與百姓流亡地的比較，襯托出了老百姓遭遇的悲慘。

　　老百姓命運之慘，實際上是一種國破之慘。現在國都又怎樣了呢？“曾不知夏之為丘兮，孰兩東門之可蕪？”原來我還不知國都已經變成了廢墟，兩個繁華的東門也已經荒蕪？

　　屈原的心中久久不能平靜，平添無限憂愁惆悵：“唯郢路之遼遠兮，江與夏之不可涉。”正因為如此，屈原也有多年的時間沒有回過郢都了，“忽若去不信兮，至今九年而不復。”悲慘憂郁心情不得舒暢啊，悵然失意滿懷悲傷。

　　很多人認為“至今九年而不復。”是寫虛，表示屈原多年未回郢都，實際上屈原在這里是寫實。屈原自令放為的時間有十二年，在這十二年中，屈原只回過一次郢都，這在屈原的作品《卜居》中有記載“屈原既放，三年不得復見。”即屈原自令放為后，第三年回過一次郢都，以后直到投江殉國，沒有再回過郢都，正好是九年的時間。

　　在辭的后半部，屈原從正面抒情轉而揭出造成國家危難的根源：“外承歡之汋約兮，諶荏弱而難持。忠湛湛而愿進兮，妒被離而障之。”過去諸家對此的理解是“群小順承楚王的歡心表面上美好啊，實際上內心虛弱沒有堅定操守。有人忠心耿耿愿被重用為國效力啊，卻遭到眾多嫉妒者的障蔽。”而凌智民認為文中的“汋”應是湖北的方言讀“勺”是愚蠢的意思。公元前292年，也就是頃襄王七年，楚頃襄王從秦國迎娶新婦，秦楚兩國再次和解，再次訂立盟約。屈原認為，這是討好秦國的愚蠢條約，國家衰弱是難以維持的。因此屈原忠心耿耿力諫頃襄王，但是頃襄王聽信讒言而不予采納。

　　誠如屈原在《涉江》中所說：“與前世而皆然兮，吾又何怨乎今之人。”自古以來，小人的謠諑是不可避免的，就像堯、舜這么崇高品德的人，都有小人污蔑他們。“堯舜之抗行兮，瞭杳杳而薄天。眾讒人之嫉妒兮，被以不慈之偽名”可見，關于舜奪堯位，禹奪舜位的說法在先秦時就有謠傳。

　　既然頃襄王討厭那些不善言辭的忠賢之臣，卻喜歡聽那些小人表面上的激昂慷慨：“憎慍惀之修美兮，好夫人之忼慨”，又怎能不導致小人奔走鉆營而日益顯進，賢臣卻越來越被疏遠，“眾踥蹀而日進兮，美超遠而逾邁。”最后的結果是郢都的失落。

　　最后，屈原放眼四下觀望，希望什么時候能返回郢都一趟：鳥兒高飛終要返回舊巢啊，狐貍死時頭一定向著狐穴所在的方向。我相信不是因為有過錯而遭到拋棄啊，日日夜夜我哪里能忘記的故鄉！

　　過去學者在欣賞《哀郢》時，基于對《哀郢》中所述地點的錯讀，認為屈原是和老百姓一起逃亡到了南渡和陵陽。現在，凌智民對《哀郢》所涉及的地點進行重新定位后，就會發現，屈原并未和老百姓一起逃亡。屈原是在以倒敘形式將自己被貶去閭時的心情與老百姓流離失所時的心情進行對比，將故國的繁華與老百姓東遷之地的荒涼相比，更加襯托了國破之恨，家亡之苦。

　　在解析《抽思》時，凌智民點出了一個地名“北姑”。為了尋找北姑這個地名，凌智民可謂費了一番周折，由于有些學者認為北姑即百濮，也有的學者認為北姑即布谷或鵓鴣。因此凌智民對這些地名十分留意。有一天，凌智民在公路上看到一輛汽車居然標有“鵓鴣峪”地名，他立即想起了“北姑”這一地名。后來經過調查和聆聽當地人的發聲，證實了“北姑”、“鵓鴣”是對地名發音的不同。至于百濮，凌智民對濮地進行了仔細的考證，認為北姑不是百濮。但是通過對濮地的研究他又有了新的發現——

　　凌智民在鄖陽一部古老的史書中看到了一個這樣的故事：公元前771年(周幽王十一年)，周幽王被犬戎兵殺死于驪山之下，西周滅亡。楚國趁亂占領偌國，后占領焚地(今陜西丹鳳縣)，其君號焚冒。焚冒娶鄰國鄖(現鄖陽)公之妹，生酓(熊)鹿和酓(熊)伯比。酓鹿繼而奪取霄地(今河南西峽縣)號霄敖，并遷居于霄地，酓伯比則隨母寄養在舅父鄖公之處。

　　霄敖在位6年(公元前763年—公元前758年在位)，被自己的大兒子酓眴殺死，酓眴自立為王(后謚為楚厲王，意為暴虐之君)。酓眴之弟酓大(后為楚武王)，眼看自身難保，則經濮地(現鄖西縣及鄖陽西部)逃往鄖國(今鄖陽)，投靠其祖母處。三年后(公元前755年)，酓大在酓伯比的幫助下潛回霄地，殺酓眴而自立為武王。武王娶鄧侯(今陜南山陽縣)女鄧曼為妻，生子酓瑕(屈瑕)、酓貲(楚文王)。

　　后酓瑕與酓伯比合謀攻打濮國，初開濮地，酓伯比回到楚國輔佐武王。但酓伯比在鄖國期間，與鄖公之女產生了愛情，至酓伯比回楚之時，鄖公之女已有身孕。

　　當時這種未婚先孕是有辱門風的，所以在鄖公女生產時，鄖夫人悄悄將所產之子棄入了夢澤之中。

　　一日，鄖公于夢澤田獵，見虎方抱一嬰兒，喂之以乳，見人亦不畏避，鄖公以為神物，回來后與鄖夫人提及此事。

　　鄖夫人只得將真相告訴鄖公，鄖公不但沒有生氣，反過來叫鄖夫人和女兒將虎和小孩帶回。因為楚國人稱“乳”為“谷”，稱“虎”為“于菟”，故將該子取名叫斗谷于菟。

　　鄖公之女在離開酓伯比的這些日子里，天天都登高盼望，希望能與酓伯比見面，那只哺育過斗谷于菟的老虎也時時相伴左右。鄖公之女一直將斗谷于菟撫養到九歲，鄖公才送其女于楚，與斗伯比成親。后來斗谷于菟成為楚國著名的莫敖，此人就是斗子文。

　　這個流傳于鄖陽的愛情故事讓摯愛《楚辭》的凌智民立即想到了屈原的作品《山鬼》。《山鬼》是《九歌》中最優美的作品，過去學者們一直認為《山鬼》是一首祭祀歌，祭祀的是一個瑰麗而又離奇的鬼魂。凌智民認為，《山鬼》向我們講述的是一個真實的愛情故事。

　　凌智民這樣解讀《山鬼》——

　　作品的第一節主要描繪鄖公之女的美貌，“若有人”一詞，準確地傳達出鄖公之女在山谷中若隱若現的身影。這顯然是一種遠景描述。突然鏡頭拉近，近距離的描寫“被薜荔兮帶女羅”以及下文中的“辛夷車兮結桂旗”、“被石蘭兮帶杜衡”等都是寫鄖公之女的裝束，這種裝束可以說是當時貴族女子的典型裝束。既活畫出鄖公之女這樣一種青春形象，又暗示了她外表和內心的美好。這也是屈原善于以香草比美好品德的手法體現。“既含睇兮又宜笑，子慕予兮善窈窕”，這應是斗伯比對鄖公之女的夸耀，這比任何贊美都來得重要。我們似乎可以看到，鄖公之女在去高山之巔遙念斗伯比時，想起愛人對自己的贊譽，不禁滿心歡喜，此時更恨不得馬上與愛人見面。為了與愛人見面，她還特意準備了禮物：“折芳馨兮遺所思。”在這一段中出現了“乘赤豹兮從文貍。”之句，也就是這一句，使歷代《楚辭》研究者將作品與神怪聯系了起來，認為只有神怪才有這種本事。因凌智民對鄖地民間文化、傳說的細心考察，認定鄖公之女與虎豹的這一層關系，屈原是在寫實，而不是寫神怪。

　　第二節寫鄖公之女在山之高處焦急盼望斗伯比的情景，體現出了她溫柔、癡情的性格。天色變了，下起雨來，由于還沒見著愛人，鄖公之女并不甘心就此回家：“歲既晏兮孰華予”一句，寫出了鄖公之女等待的時間，一年又一年地過去了，自己的青春隨著時光在流逝。在年復一年的等待中，鄖公之女不免要揣想，斗伯比他到底因為什么不來娶我呢？“君思我兮不得閑”，既是為愛人開脫，也是自我寬解之詞吧。但這也是事實，因為斗伯比長期跟隨楚武王開疆拓土，哪里顧得上這些兒女之情呢？

　　第三節寫總也不見愛人到來，鄖公之女也心生疑懼，隨著希望徹底落空，鄖公之女對愛人不禁有所怨言：“山之人兮芳杜若，飲石泉兮陰松柏”，你難道就是那山間的草木，不食人間煙火，你說你愛我是否是一種敷衍？“君思我兮然疑作”，承上“君思我兮不得閑”而來。至此時，鄖公之女的忍耐已到了極點，她不由自主地要往壞的方面想。天黑了，雷聲隆隆，雨大起來了，猿狖也凄厲地鳴叫起來，風颯颯地吹過樹林，這一切，讓鄖公之女倍感孤獨、凄涼，她怎能不抱怨呢：“思念你只會徒然地讓我飽嘗憂愁啊！”

　　這首辭情感線索清晰，與此相應的是，詩人善于借助景物描寫來烘托、渲染女主人公的情感變化，這在第二、三節中表現得尤其明顯。第二節中，看到愛人并沒有前來，鄖公之女愉快的心情蒙上了陰影，而天氣也是“杳冥冥兮羌晝晦，東風飄兮神靈雨”；第三節，在愛人終于不至，鄖公之女無限傷心、哀怨之時，風雨也更猛烈起來，并夾雜著猿狖的哀鳴。展現了一幅極為凄涼的山林夜景。詩人在此處似乎運用了反襯手法，他愈是渲染雷鳴啼猿之夜聲，便愈加顯得鄖公之女所處山林的幽深和靜寂。正是在這凄風苦雨的無邊靜寂中，鄖公之女在這高山之巔等了一年又一年。詩人的收筆則是一句突然迸發的哀切呼告之語：“思公子兮徒離憂！”這是發自鄖公之女內心的哀怨。她曾那樣喜悅地拈著花枝，乘著赤豹，沿著曲曲山隈走來，至此，卻帶著多少哀怨和愁思，在風雨中凄凄離去，終于隱沒在一片雷鳴和猿啼聲中。

　　實際上，鄖公之女知道，每天在這高山之巔是盼不到斗伯比的到來的。但是他必須在此等候，因為她深深地愛著斗伯比。由于鄖公之女的一片深情，最后有情人終成眷屬。九年后，鄖公之女與斗伯比結為夫妻。

　　《山鬼》一篇，凌智民給了我們另類的解讀，但這解讀多么美麗！多么合情合理！多么符合邏輯！

　　除了以上作品外，凌智民還對屈原的所有作品進行了截然不同于過去學者的解讀。

　　例如在解讀《招魂》時，凌智民認為這是楚懷王客死秦國在遺體回到楚國邊境時的招魂詞；而《大招》是在為楚懷王舉行葬禮時的招魂詞。而過去有人認為這些作品不是屈原的，是宋玉寫給老師屈原的。 

　　對于中華千古文化奇葩《楚辭》，凌智民都有決然超凡、另類的理解，且推理十分嚴密，合情合理。難怪清華大學著名學者廖名春教授在看了凌智民的《楚辭》研究后說：“過去我以為《楚辭》研究已經到頭了，看了凌先生的研究，我感到《楚辭》的研究才剛剛開始。”

　　第八章：還原真實的屈原

　　屈原，這個中華文明的標志性人物，任何史籍都沒有對其生平的記載。凌智民通過對《楚辭》的研究，不但顛覆了過去對《楚辭》的理解，還找到了屈原人生的重要節點。古往今來，研究屈原的著作近千部，今天，凌智民根據楚國的歷史和屈原作品中透露的信息對屈原的生平進行了重新推測和分析，這也是諸多學者推測屈原生平的方法。

　　屈原是高陽帝顓頊的苗裔，楚之同姓，屈原的得姓先祖是楚武王的兒子屈瑕，因屈瑕的封地在今十堰地區(原鄖陽地區)，屈原的祖籍應視為湖北十堰。屈原的先祖有多位歷任楚國的莫敖，有一位近祖曾任庸國君主(庸國即今十堰市竹山縣)。

　　屈原公元前340年正月出生于楚都楸郢(今襄陽宜城)，從小在滄浪洲(鄖陽漢江中的一個洲，孔子曾到此拜訪老子)從師于老萊子(老子)的后代滄浪翁，并與老師一起游歷山水，拜訪孟子，鬼谷子等名人，留下了石洞讀書和激辯惠施等傳說。

　　屈原20歲時受滄浪翁推薦以一首《橘頌》留在懷王左右聽召，后升為左徒(相當于現在的副總理)并出使齊、魏、趙、韓、燕等國促成六國聯盟。

　　屈原受懷王之命造《為憲令》而遭到了上官大夫的誣陷而被疏，屈原作《惜誦》以明志。

　　秦張儀在屈原被疏期間，以歸還楚國六百里地為誘餌，騙楚國與齊國絕交。引發公元前312年的秦楚申息之戰，8萬楚軍戰死沙場，秦軍占領楚國的漢中。

　　楚懷王不甘失敗，再舉全國之兵攻秦。戰前，屈原創作《國殤》。楚軍受這首英雄主義贊歌鼓舞，從武關殺出，攻下秦國黔中郡，有直取秦都之勢。但由于沒有聯盟，腹背受敵，再次失敗。

　　兩次失敗，懷王有所清醒，召見屈原，官復原職，令其再建六國聯盟。秦國見楚懷王重新啟用屈原，并讓其出使六國，于是派遣一個使者到楚國，要求楚國用黔中地與秦國交換漢中之地。但懷王只要求用黔中地換張儀而殺之解恨。而張儀卻主動來到楚國準備以命換地，這本來是楚國的機會，可受了張儀賄賂的靳尚和南后，竟然說服楚王把張儀放了，屈原回郢聽說后追之不及。

　　張儀回到秦國，秦國反誣楚國不守信用，出兵攻下黔中，連楚國的上庸之地也收入了秦國的囊中。

　　由于屈原促成了六國聯盟，秦楚之間幾年無戰事。秦王眼見楚國可能再次強大，于秦不利，于是再施陷害屈原之計。

　　公元前306年，秦國特使秘密進入楚國，拜訪靳尚，提出無條件將秦國公主下嫁楚國，并以上庸之地作為陪嫁，特使與靳尚進行了密謀。屈原認為這是圈套而力勸懷王，懷王則認為屈原因索賄不成而以私誤國，將屈原貶為三閭大夫。

　　屈原被貶后，秦國確實給了楚國一些小便宜，但卻又一次成功地拆散了六國聯盟，并等待時機削弱楚國。

　　公元前302年，質押在秦國的太子橫因決斗而殺死秦國大夫并逃回楚國，這給秦國攻打楚國找到了借口。

　　公元前302年到公元前300年兩年間，秦國以相同的理由兩次攻打楚國。楚懷王無計可施，只好硬著頭皮將太子作為人質請求齊國幫忙。

　　秦國一看楚國跟齊國聯合，于是就改變了對付楚國的策略。公元前299年，秦昭王寫信給楚懷王，愿意兩國講和，約在武關會盟。

　　時任三閭大夫的屈原，履職地在夷屯，也就是今天的陜西省商南縣過風樓，掌管的是今鄖縣、鄖西、商南、淅川、西峽地區的祭祀和教育工作，在此時期寫下了《抽思》《離騷》《云中君》《湘君》《湘夫人》《河伯》等作品。

　　在屈原為三閭大夫的第六年，屈原正在霄山(今西峽縣東50里)的學校督學，看到了楚懷王帶領人馬前去武關與秦會盟，屈原感到事情不妙，于是策馬追趕100多里地攔勸懷王。這就是屈原扣馬勸懷王的故事，現在的西峽縣還有遺跡尚存。

　　楚懷王沒有聽從屈原的勸告，到武關果然被秦國扣為人質。在此期間，屈原完成了《思美人》的創作。

　　公元前298年，昭雎從閭地召回屈原，屈原入齊將太子從齊國接回來立為王，是為頃襄王。王以昭睢為令尹，屈原仍為左徒。

　　秦國一看要挾楚國不成，發兵出武關攻楚，大敗楚軍，斬首五萬，取淅十五城而去。

　　頃襄王三年，公元前296年，懷王死于秦國，當懷王的靈柩進入楚國時，屈原作《招魂》以祭。當為懷王舉行隆重的國葬儀式時，屈原作《大招》以祭。之后，頃襄王以昭睢令尹，靳尚為左徒，屈原為太傅。

　　頃襄王五年，昭雎病故，子蘭為令尹。

　　頃襄王既好斗又好色，沒有政治頭腦，也沒有治理國家的才能。而子蘭是個花花公子，又是一個佞臣，這二人的政治組合，決定楚國的命運和屈原的命運。不到兩年的時光，楚國的一些賢明的人才要么被貶被疏，要么主動離去。

　　屈原屢勸頃襄王，反遭頃襄王和子蘭等人的怨恨，屈原作《天問》一篇，以暗勸頃襄王，無果。

　　公元前290年，屈原向頃襄王請辭，自令放為，回到了封地鄖陽青曲(楚辭中的“江皋”)一帶。這里既是屈原的祖地，也是古代舜帝、娥皇、女英住的地方。

　　屈原在滄浪洲邊上的江潭和沼澤邊徘徊行吟，寫下了《漁父》和《山鬼》。

　　屈原受滄浪翁邀請帶領學生游學，整整花了三年的時間，行程、路線、和感受都記載在了作品《遠游》之中。

　　公元前287年，屈原遠游后回到郢都(楸郢)，頃襄王召見并挽留屈原，屈原去留兩難，于是找太卜鄭詹尹請教，受到鄭詹尹的啟發，屈原婉拒了頃襄王，并寫下了《卜居》。屈原收唐勒、景差為徒，重回封地繼承滄浪翁的遺愿從事教育事業。

　　公元前280年秦將司馬錯伐楚，占領了楚黔中，進而攻打楚鄧城，楚被迫割上庸、漢北之地給秦國，屈原的封地也在割讓之列，屈原的學校也被迫解散。

　　屈原不愿回到郢都，也不愿意在秦統治下生活，于是開始《涉江》，一直追隨舜的足跡到山西，最后在西峽地區過起了隱居生活。

　　頃襄王雖然割地妥協，但沒有換來真正的和平。次年，白起再次帶兵直攻湫郢(即楸郢)，并引西山長谷水(蠻河)淹城，頃襄王撤離到紀郢(紀南戰)進行抵抗。頃襄王二十一年(公元前278年)，白起攻入紀郢，并燒毀夷陵，頃襄王九死一生，只身逃往陳地(今安徽壽春)。

　　屈原在西峽隱居時聽到了楸郢失守的消息，屈原急于回國效力，但是通往郢都的關邑早已關閉，屈原回到原封地以圖回國。

　　不久楚國紀郢失守，秦國宣布楚國滅亡。屈原聽到這一消息，決定以身殉國。屈原來到他與漁父對話的漢水滄浪洲，留下《懷沙》一詞，便投入了滔滔的漢水之中。這一天是公元前278年的五月初五。

　　江邊老百姓聞訊，紛紛加入打撈的隊伍。老百姓為了保全屈原的遺體，不斷地向江中撒米去喂飽魚蝦，不斷地敲擊船幫以驚嚇水怪，直到5月15日發現屈原的遺體。

　　人們為了紀念屈原，將屈原投江的地方叫沉子河，而屈原尸體打撈出水的地方就叫奠子河，把經過屈原封地的河流叫屈原河。

　　頃襄王遙知屈原沉江殉國之事，深為內疚，頃襄王為屈原舉行了遙祭。頃襄王的這一行動很快就使楚國人恢復了信心，不到三年的時間，頃襄王就收復失地，成為楚國先昏后明的君主。

　　頃襄王收復失地后，親自到屈原的投江地進行祭奠，并且將五月五日定為楚國的節日，在屈原的封地劃出屈原田，以供四時祭祀和舉辦龍舟賽祭祀，并令宋玉等人將屈原的部分作品編入楚國的教材。

　　秦統一六國，廢除了紀念屈原的節日。秦始皇第三次東巡來到漢水，發現當地還保留了湘君廟和屈原廟，令人將其搗毀。只有屈原投江地的龍舟節被悄悄地以一種特殊的形式保留至今。秦始皇焚書坑儒，楚國的書籍幾乎滅跡，屈原的作品也不例外。

　　漢初，劉邦請屈原的學生商山四皓擔任太子之師，商山四皓憑記憶整理屈原作品作為太子及皇家學堂的教材，使屈原的作品得以流傳，民間也恢復龍舟節。

　　后有劉向、賈誼、王逸等人，為《楚辭》的傳播做出了貢獻。

　　關于屈原的祖籍，凌智民的主要依據是屈原的作品《離騷》，凌智民認為，作品中的“朕皇考曰伯庸”并不是說屈原的父親叫伯庸，而是指屈原的一位先祖是庸國的首領。許多書籍載，屈原是屈瑕的后代，但是在《清華簡》的《楚居》一篇中，與酓繹(熊繹)一起來到夷屯的還有屈紃。也就是說屈姓并非自屈瑕起，而是自屈紃起，二者皆為楚之同姓。如果屈原的遠祖是屈紃，屈原的祖籍應該是夷屯，今陜南商洛。如果屈原的遠祖是屈瑕，則屈原的祖籍在湖北鄖陽青曲，而屈原的那位曾任庸國首領的先祖，則可能是屈紃或屈瑕的后代，因此也可以認為屈原的祖籍地在湖北竹山。但是有一條，祖籍地不一定是出生地，根據有關文獻分析，屈原的出生地之所以為丹陽，是因為屈原的出生地是當時的楚國都，所以就有屈原出生于秭歸說、荊州說、宜城說、西峽說。這幾說的根據就是大家認為這里都曾經是楚國的國都。實際上《楚居》一文為我們解開了這個迷。在《楚居》中，根本沒有丹陽一詞，從熊(酓)繹到武王熊(酓)大，其居住地均在丹江以北，所以統稱丹陽。而在屈原出生時，楚國的國都已經多次遷徙，屆時己遷址今天襄陽的宜城，名為楸郢。因此屈原的出生地為宜城是接近事實的。另外，漢代，在屈原“夜宿北姑”北面的下寺曾經設立過丹陽縣，是否與此有關。但屈原的出生地與現在的秭歸絲毫挨不上邊。

　　至于屈原的流放問題，凌智民認為屈原根本就沒有流放，屈原的仕途經歷了三次波折，第一次是被疏，也就是說屈原繼續留在朝中，但沒有被重用。第二次是外放，也就是說屈原被外放到閭為三閭大夫。第三次是自令放為，也就是自己不干了。至于屈原外放和自令放為到了什么地方，歷代學者根據屈原的作品證明屈原流放在湖南沅湘一帶，主要是因為所有學者都認為屈原作品中出現的湘、資、沅、澧四水都在湖南。而凌智民通過對《鄂君啟舟節》的邏輯破析，證明在屈原生活的年代，湘、資、沅、澧是漢江上游的河流。屈原外放和自令放為的地點均在今天的商南、淅川和鄖陽一帶。

　　關于屈原的投江地，最早的史料見于《史記·屈原賈生列傳》其原文是：“于是懷石遂自(投)〔沈〕汨羅以死。”至于汨羅在什么地方，由于有屈原的流放地在湖南一說，再加上屈原在《漁父》中有“寧赴湘流”之語。所以人們認為屈原的投江地的大范圍在湖南，具體地點就是湖南的汨羅。但是在秦以前，湖南這一地名不存在，當時湖南叫青陽，在秦始皇時期名為長沙郡，而對于汨羅而言，在秦始皇26年才以羅水穿其境而命名為羅縣。而將羅水改名為汨羅江是漢朝的事了。后來的研究者，因為《史記》記載屈原“自沉汨羅”，便將屈原的沉江地與湖南對應，將羅水與汨羅對應，自認最為貼近、簡單。事實上，《史記》中的汨羅另有所指。

　　2009年，凌智民再次回到家鄉湖南岳陽，到汨羅縣參觀屈原廟時，講解員提到了汨羅的來歷，“汨”是“麋國”的“麋”音變而來，而羅則是羅國簡稱。也就是說，汨羅就是糜國和羅國的合稱。凌智民查閱有關資料，證明了講解員的說法。

　　湖北鄖陽古稱麋國，考古證明古麋國址在今鄖陽五峰鄉。而羅國遷到湘的說法諸多文獻均有記載，認為是楚文王滅羅后將其遷于“湘”。凌智民通過對《清華簡·楚居》的解讀，了解到楚文王時期，楚國的勢力并沒有發展到湖南一帶，而且那時的“湘”并不在湖南而是漢江上游，因此羅子國遷湘應該是遷到了漢江的上游，而這里正是楚國控制的區域。

　　根據古籍記載：羅國所遷地與麋國為鄰，并在閭的南岸建城。凌智民根據這一線索開始對汨羅進行定位。

　　2006年3月至今，南水北調中線工程文物保護考古人員在漢江鄖陽的五峰鄉肖家河喬家院展開大規模搶救性發掘，發現這里就是古糜國的都城，而糜國古城的對岸就是屈子的放為地“三閭”。以此推測，古羅國遷湘的地點應該就在現在鄖陽的柳陂鎮一帶。這與湖南汨羅縣志介紹的糜國、羅國與閭的相對位置完全吻合。在這一帶流傳著的屈原的故事及堵河口的民間端午龍舟祭祀活動，為我們保留著屈原逝于此段河流的歷史記憶。這就是說，《史記》中記載的屈原“自沉汨羅”并沒有錯，而是后人不知汨羅的真實位置而理解錯了。

　　所謂汨羅，是指漢江段的古糜國和古羅國之間的區域，也就是現在的湖北鄖陽五峰鄉和柳陂鎮一帶的漢江河段。這一古湘水河道，是名副其實的“汨羅之間”。在這一“汨羅之間”，留下了密集的紀念屈原的地名和關于屈原的故事。

　　屈原河：現名曲遠河，但在古代該河就叫屈原河。這一證據被記錄在《敕建大岳太和山志》上。《敕建大岳太和山志》是明代第一部武當山山志，由明代太常寺丞任自垣編撰。其《括神區第三篇卷之第四》云：“屈源河，在均州西北。水出漢江”“滄浪洲，在屈源灘下”“屈源河口灘，在漓門灘上”。《辭源》云：“原又通作源。”故這兒的源就是原。屈原河的出口有一個大沙灘，現在這個沙灘就叫漓門，漓門順漢江而下為五門，五門順漢江而下為山門，而滄浪洲就在山門。可見《敕建大岳太和山志》所記屈源河、屈源灘、屈源河口與現在的地址吻合。據當地民間傳說，屈原河一帶為屈氏的封地。

　　歸鄉河：發源于十堰鄖西縣夾河鎮，在屈原河口的漢江上游不到5公里的地方南匯漢江。當地村民認為歸鄉河是屈原姐姐居住的地方。歸鄉河的右岸有一條山溝叫大楸樹溝，有一條山溝叫小楸樹溝，當地傳說是屈原在此種植楸樹的地方。歸鄉河的左岸的一座山叫大夫山，傳說屈原大夫曾在這座山上對天長嘆，山背面就是屈原的封地屈原河……

　　韓家洲：也叫鲇魚洲，位于漢江與堵河交匯處的漢江之中，在屈原河的下游10公里處。奠子河在韓家洲的北岸。沉子河在韓家洲的下游5公里處。鯉魚洲，在沉子河下游1公里處。當地民間流傳著這樣一個故事：屈原投江后，遺體順流而下漂到了鯉魚洲，鯉魚洲住著兩條鯉魚精，它們對屈原非常崇拜，公鯉魚精決定將屈原的遺體馱回老家，當鯉魚精逆水而行到堵河口時，被住在韓家洲的鲇魚精一口吞下，屈原的遺體被留在了沙灘上，當地老百姓發現屈原的遺體后，將其葬在了附近的山岡，埋葬屈原的地方被老百姓稱為奠子河。屈原所騎白馬在屈原埋葬地守候，最后變成了白馬泉。屈原沉江的地方被老百姓稱為沉子河。鯉魚洲，看著不高，可水長它長，永遠都淹不著。

　　凌智民的這一民間考察告訴我們：其實，上蒼在冥冥中為漢江這一河段一直保存著一個神圣的歷史記憶，這記憶不正是在呼喚屈原魂兮歸來嗎？

　　第九章：學界回聲

　　凌智民的研究是伴著他的事業的成功默默地開展的，從1997年凌智民步入漢江，到2011年，凌智民的三本著作基本完成，這三本著作分別是《中華人文始祖紀元》、《滄浪文化探源》和《屈原生平考》。

　　凌智民將書籍樣冊印了幾本散發給十堰當地文化學人請求批評指正，大家面對這個名不見經傳的企業老板，沒有幾個人有時間、有興趣系統通讀，也就說一些冠冕堂皇的話了事。甚至還有幾位，連凌智民的書都沒有細看就批評說：鄖縣研究滄浪文化和屈原文化，是空穴來風，是在和別人搶文化，應該停止研究。

　　但畢竟支持凌智民研究的學者還是大多數，在這些學者中，有一位年近80，德高望重的老退休教授匡裕從，他看完凌智民的作品后，主動將凌智民請到了家里，激動地對凌智民說：“你的書我都看完了，很好，這是一種顛覆。”并主動擔當起了《中華人文始祖紀元》一書的校對工作。匡老還向凌智民推薦了國內著名的楚學家劉玉堂，要凌智民將研究成果請劉教授鑒定。

　　凌智民在湖北省社科院見到了劉玉堂教授，見到時劉教授正收拾行李要到外地出差，但他還是耐心地接待了凌智民。凌智民簡短地將滄浪文化的研究情況向劉教授做了匯報，劉教授收下了凌智民的文稿。

　　兩個星期后，電話從武漢打到了十堰，劉教授要凌智民準備好十幾套文稿，到武漢來一趟。當凌智民趕到劉教授的辦公室時，劉教授向凌智民介紹了在座的專家，其中有華中師大副校長黃永林教授，中國地域文化研究會傅光典會長，武漢大學歷史學院博導羅運環教授，華中師大歷史文化學院博導王玉德教授，華中師大歷史文化學院博導姚偉鈞教授，湖北省考古研究所研究員院文清教授，省社會科學院考古所副所長張碩教授。

　　第一次面對這么多的專家，凌智民的心情不免有些緊張，但凌智民還是將他的研究成果全面地向各位專家做了匯報，并精彩的回答了各位專家的提問。

　　專家們通過評審和交換意見，認為凌智民對滄浪文化的定義準確，對滄浪文化發源地的要素分析全面，對發源地的要素的論證證據可靠。專家一致認為：滄浪文化的發源地就在以鄖陽為核心的漢江流域，并建議召開學術發布會。

　　2013年9月29日，由湖北省社會科學院、武漢大學、華中師范學院主辦的滄浪文化發源地研究成果發布會在華中師范學院召開，湖北省有關文化單位、各研究機構及學院的學者、鄖縣有關領導、湖北省各大媒體參加了會議。在會上，凌智民發布了滄浪文化研究成果，湖北省各大媒體都做了大篇幅的報道。

　　會后，羅運環教授告訴凌智民：“我已經看過了你送給我的文章，你對《鄂君啟舟節》的研究很有道理。”并且告訴凌智民，他最近受邀對南陽出土的鄂君墓進行了鑒定，可以證明鄂就在南陽。

　　凌智民一邊整理《鄂君啟舟節》研究成果，一邊等待鄂王墓發現成果的公布。2014年3月26日，中央電視臺在探索發現欄目播放了《迷霧中的古鄂國》。凌智民看到后欣喜若狂，立即將自己的研究成果分別寄給了相關的研究機構，并靜候回音。兩個星期后，中國屈原學會的方銘會長給凌智民回信，向凌智民索要了電子稿件。

　　2014年4月，中國地域文化研究會傅光典會長、屈原學會副會長黃震云教授、北京大學民俗研究專家陳連山教授來十堰調研。傅光典會長將凌智民介紹給了二位。陳連山教授通過與凌智民的夜談，力薦凌智民找屈原學會鑒定成果。

　　5月6日，是方銘會長從國外講學回國的日子，凌智民于5月5日就駕車從十堰動身，兩千里迢迢趕往北京。6日一大早他就來到了北京語言大學方銘教授的辦公樓前等候，這是凌智民大學畢業30多年來再次感受高等學府的氣氛，他獨自一人默默坐在辦公樓前的臺階上，心潮澎湃。直到中午12點，方銘教授才風塵仆仆地出現在凌智民的眼前。

　　方銘告訴凌智民：“你的論文我已經發給幾位教授看了，各種反映都有。但有很多人不同意你的觀點。”凌智民一聽就急了，連忙向方教授解釋，介紹自己的研究經過，并急請方銘教授觀看他拷貝的央視播放的《迷霧中的古鄂國》紀錄片，這是記錄2012年國家考古隊在豫西南陽驚喜地發現了21座先秦的鄂國大墓，其墓中大鼎上的銘文說明先秦的“鄂國”就在漢北南陽，與《鄂君啟節》中求證的“鄂”方位基本一致。方銘頓時感到屈原研究出現了新動向，必須予以重視！必須立即把這個信息擴散到屈原研究的高端領域！

　　之后，方銘請凌智民簡單地吃過一碗蘭州拉面；之后，交談一直繼續到下午5點……

　　2014年5月9日，即凌智民到京的第二天，一個高規格的學術評審會在北京西郊賓館召開，這是方銘教授聽了凌智民匯報后的一個臨時決定。受邀參會的有清華大學歷史系暨思想文化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導師、古文字研究權威廖名春，首都師范大學教授、博士生導師趙敏俐，中國傳媒大學文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姚小鷗，北京師范大學教授、中國歷史文獻研究會秘書長鄧瑞全，中國政法大學人文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黃震云，《光明日報。國學》專版主編梁樞等學者。

　　凌智民帶著親自制作的PPT資料，邊播放邊講解，他對上古歷史、先秦文化、屈賦楚辭、古今地理變遷以及漢水流域風俗人情等無比的熟稔且有精深的理解，面對權威大家們，他沒有絲毫的緊張和畏怯，找到了說話的高層講臺和聽講的高端對象，他只想一口氣講個夠，竹筒倒豆子，把全部的系統成果倒出來，以聽取權威作何反應。專家們非常專注，凝神諦聽，并不時翻閱《屈原投江地考》，當凌智民講到如何用數學方法研究《鄂君啟舟節》時，專家們一陣陣驚嘆，抑制不住的敬佩和激動。講罷，專家們爭相發言。

　　廖名春教授首先發言，開口便是：

　　過去我很少參加屈原學會的活動，其主要原因我覺得這一塊已經做不出什么文章來了。包括今天所講到的鄂君啟節，我過去也對其進行過一些研究，我總覺得搞得太亂了。還有《楚辭》，那些地名亂得不得了，因為我也是湖南人，對湖南的地理比較熟悉。我自己就慢慢對這些東西失去了興趣。今天我在這里聽凌先生一講，覺得大開眼界。鄂君啟節也好，《楚辭》也好，還有很多工作要做的，會還有得開。凌先生講的這些，特別是對鄂君啟節的地理研究，我是很佩服的。其實凌先生今天所講的東西，從王夫之到錢穆到石泉先生都有相同的觀點，但是他們只能是紙面上的東西，而沒有現場的第一手材料，所以大家不認賬。而凌先生的工作是基于一種田園考察。這跟凌先生的學術素質、觀察和判斷能力有關。可以說這是一種開創性的工作，是一種顛覆性的工作。

　　趙敏俐教授接著發表自己的意見，內里充滿感慨：

　　凌先生的考證體現了理科作學術的精細。特別是對鄂君啟節的一字一字的考證說服了我。鄂君啟節是一個是很有文獻價值的東西，他所提到的地名應該就是當時屈原那個時期的實實在在的地名，那么我們可以印證在屈原《楚辭》中所寫的地名應該是最接近的，因此這個考證的學術價值非常高。這個對今后的《楚辭》研究是有顛覆性的，而且很難被突破。關于屈原投江地的問題，這是一個復雜的問題，不僅僅是學術問題，還是一個文化問題，不能輕易推翻。當然，如果有確鑿證據，顛覆了就是顛覆了，我們要有這樣的心理準備。我認為目前證據尚有不足。其實凌先生的論據中還暗藏玄機，那就是傳說中的堯帝、舜帝等傳說的地域問題，原來堯舜走遍全國，這在古代是不可能的。

　　聽了凌智民先生的演講，可以看出凌智民先生對屈原的作品非常熟悉，其《楚辭》學養非常深厚，對作品的翻譯也非常好，運用的實地調查地名的方法應該說很符合學理，很有意義。運用電腦技術輔助研究很好，其思維、推理、判斷方式非常新穎、獨特，為楚文化的研究注入了活力。

　　鄧瑞全教授深為這樣高層云集、人人首肯的座談會而驚嘆，他說：

　　凌先生的這種觀點我是能接受的，但在有些地方恐怕就有問題。我也看到過很多地名之爭，因此凌先生要有思想準備，要找出《史記》中的反證，屈原與賈誼相差就100多年，但在《吊屈原賦》中使用的是“側聞”，也就是說不是直接證據。另外太史公在《屈原賈生列傳》中將“寧赴湘流”寫成“寧赴常流”，文字上是有嚼頭的。所以還可以在這方面做一些文章，證明太史公也不是百分之百的對。

　　我認為凌先生所說的非常在理，是一種符合現實的地理現象。特別是實地的考察，大量的利用屈原的作品，這叫以詩證史，以屈原自己的詩證實自己的歷程。另外凌先生關于娥皇、女英的寫法也比較新穎。

　　姚小鷗教授同樣以無比佩服的心情講了自己的感受和看法：

　　過去我認為只有城邑會搬家，其實山水也會搬家。凌先生對這些地名的搬家是有依據的，一方面是王船山和錢穆先生的考證，一個方面就是歷史地理資料，但最寶貴的是田野考證。凌先生能結合《史記》、《山海經》、《水經注》及當地的一些文獻來對當地的地名進行考證，難能可貴。比方說，大家都認為洞庭是湖，而凌先生認為洞庭是山，凌先生的觀點就是對的。剛才廖教授提到的《楚辭》那些地點放在湖南，就要時空穿越，而凌先生所說的這些地點，就能很好地連貫。還有一點是我非常佩服的，就是凌先生對“鄂”和“江”的定位，果然定位的地方就出土了文物。我建議凌先生應盡快將這些成果整理成書。

　　梁樞教授贊嘆不已，給予了很高評價：

　　凌先生的大作確實非常好，昨天晚上我收到這個稿件，給方教授回了一個話，這功夫下得。凌先生的這些東西，在舟節這個層面上，在故里之爭這個層面上你可能沒有什么對手。你站到了一個邏輯高地，在此高地上沒有人能與你匹敵，而越往下爭議越多，越爭議越證明你是對的。現在地方之爭的推手就是那些地方政府和地域專家，但是他們在“舟節”這個層面上是無法跟你對話的，這是真功夫。

　　我對凌先生“鄂”的定位非常佩服，果不其然，那個地方就出土了證據。凌先生我還要告訴你一個消息，你提到的堯都，我的幾個朋友就在你說的那個地方考古，出土了不少文物，可以證明那個地方就是堯都。凌先生，我對你還是很佩服的，你一個人跑到北京來，居然有這么多頂尖的專家愿意為你的研究召開專門的學術研討會，這是非常不易的。

　　方銘教授最后總結，他為屈原研究的嶄新成就由衷高興：

　　我剛才聽凌先生的報告，也聽了各位專家的意見，我非常受啟發，也非常受教育。凌先生通過對鄂君啟節進行研究，恢復了湘水、資水、沅水、澧水的本來地域，然后凌先生以資料考古、田野考古、傳世文獻、傳說做支撐，進一步對屈原作品里《湘君》《湘夫人》《哀郢》《涉江》《抽思》里的地名信息進行分析，然后他進一步證明了屈原過去活動區域及他沉江的地方在十堰、南陽一帶，這給我們前兩年認為屈原南陽說提供了一個非常好的支撐。

　　我覺得凌先生要發布這些成果，將研究成果先發表出來，因為這是鐵證。我相信你的觀點從論據上是相說服力的，特別是南陽出土的鄂侯墓對你的考證形成了一種印證。廖教授是文字與出土文獻研究方面的權威，又是湖南人，他也支持你的觀點。

　　最后我要說一點個人的感受，剛才廖先生和姚教授都講了，原本以為屈原與楚辭研究到了盡頭了，這肯定是不對的。聽了凌先生的研究成果，說明屈原的研究和楚辭的研究是沒有盡頭的，如果真的地名大搬家，楚國的歷史可能都要改寫。我聽凌先生說，當時猜測屈原的投江地在十堰鄖陽時，很多人都把他當成笑話。他在沒有辦法說服人家的時候，并不是選擇放棄，而是找到了鄂君啟節。凌先生本來是學工科的，沒學過古文字，但他把一個被專家研究了50多年的鄂君啟節，研究得這么透徹，非常值得欽佩。我覺得凌先生的這種精神值得我們學術界尊重。當然，也希望凌先生進一步推進他的研究。

　　……

　　個個都是大家，而面對的是一個來自非學術戰線的基層學術愛好者的興趣研究，居然給予如此之高的肯定，凌智民做夢也沒想到，他的研究成果會得到如此之高端的專家學者的肯定和贊賞，北京之行不枉，數年心血沒費，他激動難安。

　　專家們感覺到，凌智民是一個學識淵博、治學嚴謹的學者，他的研究是一個邏輯高地，研究成果是顛覆性的，如果可以成立的話，對楚辭學和楚國的地理，都將有重大意義。

　　專家們為屈原研究爆出如此驚人的新成就而由衷高興，大家一致提議要到鄖陽實地考察。

　　2014年7月23日，方銘教授率中國屈原學會的七位副會長和專家團隊專程來到了鄖陽。

　　學者們一到鄖陽，就迫不及待地開始了考察工作。滄浪洲、滄浪水、濮地、屈原河、沉子河、奠子河、歸仙河、令牌石、湘山、湘山祠、五峰孤山、大楸樹溝、小楸樹溝。一個個地點，一個個故事，學者們流連忘返。在鄖陽五峰鄉大孤山，學者們情不自禁地朗誦起屈原的作品來，多么貼切的情景！千古一遇的實地呀！

　　本來一天的考察活動，在專家學者的要求下又延長了一天，即使這樣，專家學者們仍意猶未盡。

　　專家們邊考察邊交流，深深感到鄖陽歷史積淀的深厚。他們不無自嘲地說，過去坐在學術樓閣里研究《楚辭》，對作品的寫作背景，沒有太多的感覺，而這次到漢江邊實地一走，對屈原寫作思想感情的理解竟如此真切生動！

　　2014年9月16日，光明日報國學版以《屈原與鄖陽》為標題，以整版篇幅刊載了這次考察的成果。

　　光明日報曾經有一個《文學遺產》專版，是為國內頂尖學者開辟的一個學術園地。當年，毛澤東主席曾每期必看，后因種種原因停刊。根據中央領導的指示，2015年《光明日報》復刊這個專版。1月29日，責任編輯梁樞教授選擇了凌智明的《鄂君啟舟節地理密碼》一文，作為《光明日報。文學遺產》復刊后第一期論文。并請方銘教授特為之撰寫了導言《鄂君啟舟節是一把鑰匙》。

　　凌智民的論文在《光明日報》發表后，引起學界廣泛的爭鳴，不少學者肯定凌智民的研究方向，也有不少學者提出問題和質疑。

　　面對不同的聲音，方銘會長告訴凌智民，這些人可能不知道你研究的全部，應該好好地跟他們溝通。于是，凌智民在博客上公布了自己近30萬字、40余篇論文，企望與大家進行溝通。

　　有人閱讀了凌智民的研究過程，開始與凌智民交上了朋友。

　　劉彬徽先生是一位德高望重的老學者，是金文字典的編纂人，起初對凌智民敢于推翻金文字典的釋字非常惱火，并撰寫了文章準備批判，就在發言的前一天，劉先生遇到了凌智民，80多歲的老先生與凌智民夜談到11點鐘，在第二天的學術發言中，老先生撤回了自己的觀點，還對凌智民倍加贊賞。

　　2015年7月10日，光明日報與北京語言大學聯合創辦的“光明文學遺產研究院”在北京語言大學揭牌。凌智民受邀參加了儀式。揭牌儀式上，凌智民被聘為該院高級研究員和全國屈原研究會高級研究員。中國政法大學教授、楚辭研究專家黃震云親書“文武同輝”條幅贈予凌智民，以表明他對凌智民研究的贊賞。

　　凌智民的弟弟湖南岳陽市文化局副局長，起初也不理解哥哥的屈學研究，屈原投江地是岳陽當家的文化遺產，你把它搬到漢北去，我這文化局長還咋當啊？隨著哥哥觀點被學界高度認可，他也不再失落，感到哥哥做了一件了不起的事兒。只要還原歷史，屈原遺產在湖南湖北都好！

　　尾聲

　　筆者在寫這篇文章時，在北京語言大學有幸見到了方銘教授。方教授以他專家的眼光談到了凌智民，他說：他的研究潛力很大，他身上有可貴的探索精神，對典籍文獻及歷史現象、人文地理等等不僅掌握得豐富而嫻熟，而且有獨到的悟性，這使他敢于大膽的懷疑，科學的求證。他隨時都會產生新的想法，不斷爆出新觀點，身上充滿著學術探索的活力。

　　方銘教授還告訴筆者，現在有很多學者向他提出要組織到鄖陽進行實地考察和召開學術會議。他也在和鄖陽聯系，在適當時候把屈原研究國際學術會議放到鄖陽召開，讓屈原與漢北、與鄖陽的關系引起國際學者的關注。

　　筆者在采訪凌智民的過程中，談到了他的發現。凌智民說，這應該感謝石泉先生，如果不是石泉先生，他也不會知道有《鄂君啟舟節》，也不會懷疑諸家對《鄂君啟舟節》的研究結果，也不會懷疑《水經注》有錯。他建議研究歷史和地理的學者，應該多看看石泉先生的著作，多做田園調查。

　　在談到屈原研究時，凌智民強調：“屈原是全世界的，任何地方都有資格紀念屈原。我研究屈原，只是想還原屈原的真實人生。這對研究《楚辭》、研究古代文學、研究楚國歷史、研究中國古代史都是有意義的。”

　　筆者在凌智民的案頭發現了一首小詩：“屈子哀時命，湘君悲回風，離騷對天問，漁父盼招魂。”凌智民在盼望著屈原的歸來！

　　已是晚秋了，筆者隨凌智民在漢江之濱散步，一陣微風吹過，奔騰的江水中仿佛傳來聲音：“魂兮歸來！東方不可以托些……魂兮歸來！南方不可以止些……魂兮歸來！西方之害，流沙千里些……魂兮歸來！北方不可以止些……魂兮歸來！入修門些……魂兮歸來！反故居些……魂兮歸來！”

　　“是屈子的《招魂》，凌先生！”我驚喜地望著凌智民。

　　“是屈子歸來了……”凌智民凝視著撒滿夕陽金暉的漢江，神秘地微微一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