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命冊》：每一個生命皆可成冊

　　我知道李佩甫，是因了十多年前讀過的《羊的門》。特別有意思的是，上世紀90年代末出版的很多小說大都裝幀設計粗糙，我讀的那本《羊的門》，也可能是輾轉了多人之手，甚至可能是某友人從地攤上買來的盜版，所以我對李佩甫的印象最初竟然是“地攤作家”。當然這也沒有關系，因為我后來學習文學史才知 道，趙樹理是自詡為地攤作家的，并一直朝這個方向努力。

　　后來我對李佩甫其人其作有了更知識化的了解，但人的感受很奇怪，一看到李佩甫三個字，我想起的還是那封面粗糙、多有錯訛的《羊的門》，甚或，我 在沒有仔細看過李佩甫的照片之前，一直會覺得他就應該是像呼天成這樣的人物。只不過高明的小說家會以持續的寫作來證明，他不僅僅是他筆下塑造的某一個人 物，他是更多的人，對于李佩甫來說，他不僅僅是呼天成，他還是梁五正、駱駝和吳志鵬。

　　《生命冊》徹底改變了我對李佩甫的印象。這部作品更大氣、開闊，更加元氣充沛。它是作家垂問大地，俯瞰生靈，是城鄉主題的集大成之作。我們知 道，中國現代文學的一個基本母題就是“城鄉書寫”問題，從魯迅最早提出的“僑寓文學”，到上世紀30年代老舍、沈從文的創作，都是城鄉母題在文學書寫上的不同變奏。“人”與“現代性”之間的這種復雜關系在現代書寫中構成了著名的寫作模式：對鄉土文明的鄉愁式的懷念和對城市文明病的憎惡和批判。李佩甫的《生命冊》可以放在這一文學史的譜系中來予以觀照。一方面，他幾乎天然繼承了城鄉二元的結構模式，通過這一模式展示了近50年中國的城鄉發展史。《生命冊》開篇幾乎就是對這一結構最直接的陳述：“我是一粒種子。我把自己移栽進了城市。”似乎還嫌不夠，李佩甫又強調了一遍：“有時候，我又覺得我是一個楔子。強行嵌進城市里的一只柳木楔子。”種子和楔子這種比喻會強化“城鄉”的二元對立，很容易讓我們讀到類似于連或者高加林式的悲憤：一個低階層的人如何通過個人努力在一個高階層的空間里獲得合法位置，并活得像模像樣。但《生命冊》卻不是這樣一種線性的現代敘事，它擁有更復雜的層面，李佩甫以動態的而不是靜態的方式去展示中國的城鄉經驗，不僅城市不值得信任，鄉村同樣不值得信任；不僅城市無法安身立命，鄉村同樣無法安身立命。這是李佩甫對這一現代母題的拓展。如果說沈從文展示的是單向度的異化，那么李佩甫展示的則是雙向度的異化：城市的異化和鄉村的異化。總體來說就是，整個現代的異化。這是作為鄉村之子的李佩甫從一 開始就意識到的殘酷，至少，這是對柳青《創業史》中的新農民形象的反寫。

　　《生命冊》的另外一個貢獻是塑造了一大批鮮活的人物。李佩甫說：每個人皆走向他的反面。他以這句話來闡釋他筆下人物的命運。這既是小說家的創作理念，同時也是小說發展的內在邏輯——故事的情節邏輯和人物的命運邏輯。《生命冊》中的主要人物莫不如此：老姑父、梁五正、杜秋月、梅村、駱駝。正是在正反面之中，性格的矛盾變化構成了人性的復雜。李佩甫在這些人物身上傾注了全部的熱情和心血，我甚至覺得，如果放棄一種總體敘述的城鄉視野，單單就是將這些人物寫出來，也會是李佩甫一個極大的貢獻。需要稍微提醒的是，人物僅僅走向反面是不夠的。對小說家來說，更重要的還需要另外一個面向——人物應該走向他們的內面，這是更重要的尺度和原則，僅僅走向反面，人可能還是社會結構的衍生品，他們被社會所塑造卻并沒有意識到這種塑造，只有當走向反面的人意識到了社會 的異化和結構的非理性之后，他才可能繼續走向內面。

　　不僅有正面、反面，還有內面；不僅有真相、色相還有眾生相。或許，這樣的“生命”才能被書寫成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