將私人恩怨上升到政治沖突會更深刻——觀話劇《伏生》

《伏生》劇照

　　由孟冰、馮必烈編劇，王曉鷹執導，國家話劇院出品的話劇《伏生》 ，作為國話2013年壓軸、 2014年開山且兼國話組建12周年的慶典之作，自上演以來，獲得好評無數，在全國巡演中亦獲得廣泛贊譽。近日，該劇作為“中國原創話劇邀請展”的重要作品之一，重登國家話劇院劇場，引發新一輪的熱議。話劇《伏生》從劇本、導演、表演、舞美、音樂等方方面面均表現出認真負責的創作態度，顯現出國家級藝術院團的品質。

　　在藝術表現方面，該劇延續了王曉鷹導演的風格，個性特征明顯。王曉鷹曾說：“我喜歡這樣的戲劇：在尖銳程度和緊張程度大大超出日常生活可能性的戲劇情境中，在近乎極端、近乎殘酷的人生境遇中，靈魂受到逼迫，生命遭遇窘困，人物不得不在這樣特殊的情境之下做特殊的掙扎和特殊的選擇，于是人格釋放出特殊的力量，人性煥發出特殊的光彩，靈魂在特殊的關注和拷問中呈現出特殊的品質和意義。 ”就《伏生》來講，完全滿足了王曉鷹對戲劇的這種期待：伏生的人生經歷、他的外在生存環境和內心的逼仄，以及他“在這樣特殊的情境之下做特殊的掙扎和特殊的選擇” 、他的“人格釋放出的特殊的力量，人性煥發出的特殊的光彩” 、他的“靈魂在特殊的關注和拷問中呈現出特殊的品質和意義”都使這部戲契合了王曉鷹的戲劇理念。也正因為此，在這部戲中王曉鷹對其近年來在話劇藝術形式、表現方法方面所進行的嘗試進行了集中的運用與展示。例如：當伏生的兒子和妻子相繼死去，周圍人們對他誤解，他自己內心也在劇烈掙扎時，從背景上巨大的白色面具的眼中和臉上流淌下的“鮮血”使人不禁想起《霸王歌行》和《理查三世》中，雪白的宣紙作為背景的“墻上”流淌下的那一行行“鮮血” ；而在表現“焚書”與“坑儒”這一重要場景時所使用的巨幅紅綢，與其執導的《深度灼傷》結尾處的藝術處理實無二致。不僅是這些外在的藝術表現形式一致，而且其中所蘊涵的象征意義和深刻意蘊也是完全相同的。在《霸王歌行》和《理查三世》等作品中表現出來的對中國傳統戲曲表演手法、形體動作和程式化的借鑒與吸收，這次被更加嫻熟地運用到了《伏生》之中，延續了王曉鷹對話劇民族化的探索。而劇中出現的臉譜、面具、行頭、身段、打擊樂等在王曉鷹以往的作品中也都有跡可循。可以說， 《伏生》在藝術表現形式方面集王曉鷹近年舞臺創作之大成。

　　然而，也正是由于是國家級藝術劇團的作品，觀眾也會更加挑剔些。與大部分的劇評人不同，筆者對這部劇還有些個人的看法。

　　在內容方面，造成戲劇沖突的原因不夠充分，人物形象不夠厚重。劇的開始，權傾朝野的丞相李斯在奴隸中選擇隱兮為“臥底”潛伏在伏生身邊，隨時向其匯報伏生的動態。但隨著劇情的發展，可以看出李斯這樣做似乎沒有什么充分的理由：以李斯與伏生所處的位置和身份，無論是在政治上還是在仕途上，伏生都不會對李斯構成威脅，他們在“朝廷”上根本就不在一個級別上。即便在文化上，以李斯為代表的法家與以伏生為代表的儒家雖然存在著深刻的矛盾，但也沒到必須安排“特務”時刻“監視”的地步。這樣的內容處理，多少有些刻意。雖然該劇的創作者們希望能夠通過這個戲表現出穿越歷史的宏大的思想和文化主題、希望關注“用個體生命扛起文化傳承的重大任務時，在生活和生命這兩難的極致困境中如何選擇和堅守”的問題，但由于缺乏有力支撐，使得這些努力與意義追求不可避免地打了折扣，從而動搖了作品的主題與意義。與之相一致的，是將李斯的形象塑造成一個奸佞小人，擅權專橫，具有很深的城府，挑撥離間，處心積慮地陷害他人，是“惡”的代表。他與伏生的矛盾純系個人恩怨，與政見、文化無關，用劇中人物的話說是伏生“不像其他人那樣可以如螞蟻般被他碾死” 。甚至不顧歷史史實地將秦始皇的“焚書坑儒”描繪成李斯出于個人恩怨打擊、戕害伏生的“手段” ，顯現伏生的文化擔當。這種“有意”地“利用”歷史，抬高人物和劇作價值、劇作意義的做法，多少給觀眾帶來荒謬的感覺。假如劇作能夠將李斯塑造成一位大公無私的、一切以大秦帝國利益為重的“賢相”的形象，將他與伏生的矛盾上升到政治、文化、歷史與現實的層面，或許這出戲的悲劇性、震撼力和思想深度會更能凸顯。

　　或許是為了表現伏生“大文化”的胸懷，也為了使這部戲更具深遠的“文化”意義，創作者特意讓人到中年的伏生經歷秦始皇“焚書坑儒” 、老年伏生經歷漢武帝實行董仲舒提議的“罷黜百家，獨尊儒術”這兩次影響中國文化發展的重大事件。但卻經不住推敲，忽略了人生百歲這一自然規律，給人以虛假的感覺。而劇中眾儒生喊出的“創造美麗新世界” 、伏生女兒羲娥發表的那一番哈姆萊特式的“有為還是無為，這是一個問題”的感慨，都和整部戲相脫離，略顯突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