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堅勇:通過紹興十二年寫出一個宋王朝

　　著名作家夏堅勇

　　通過紹興十二年寫出一個宋王朝

夏堅勇 著名作家。代表作有《湮沒的輝煌》、《大運河傳》、《七月七看巧云》、《金粉殘陽》等。

　　也許你知道岳飛抗金，可你是否知道岳飛之死的真相？為何宋高宗一定要殺岳飛？

　　這問題放在著名作家夏堅勇面前，像是拉開了一場歷史大戲。他發現，這實在不是一個簡單的問題，中間牽涉到一系列根本性的政治原則問題，岳飛非死不可。

　　在看過黃仁宇先生的《萬歷十五年》，通過一年寫出了一個明王朝，夏堅勇試圖通過一年寫出一個宋王朝。后來，這一年被選為紹興十二年作為橫切面，也就是岳飛被殺不久后。綜觀歷史，這一年同時是南宋歷史上具有分水嶺和里程碑意義的一年。于是，夏堅勇用最原始的辦法，書面閱讀查找資料，花了三年多手寫二十余萬字，推出《紹興十二年》，由江蘇鳳凰文藝出版社出版。

　　時間再往前推到1996年，夏堅勇出版文化散文《湮沒的輝煌》一書，描繪中國歷史和文人、文化，與余秋雨的《文化苦旅》并列為文化散文翹楚。近二十年后，他仍然潛心歷史和文化，在故紙堆里發現，爬梳材料，解構細節，洞察隱秘，細筆勾勒出一幅文字版的臨安政治經濟文化社會全息圖譜，像極《清明上河圖》。同時，夏堅勇說，在還原當時的時代氛圍下，去標簽化，追逐人物的心路歷程，從而走向一個更為深廣的歷史時空和精神世界。

　　紹興十二年是南宋歷史上分水嶺的一年

　　深圳晚報：宋高宗的紹興年號歷時32年，您為什么單單要抓住紹興十二年這一個年頭來寫？

　　夏堅勇：在我看來，紹興十二年是南宋歷史上具有分水嶺和里程碑意義的一年。此前，紹興十一年年底，宋金和議正式簽署，臘月二十九日，岳飛被殺，這既標志著靖康之難后長達十五年戰亂的結束，又是南宋王朝此后一以貫之的外示茍且內圖繁榮這一基本國策的轉型期。這一年所發生的一系列事件，對于觀照整個南宋以至中國的封建社會，都具有相當典型的標本意義。

　　為了體現這一寫作意旨，我從紹興十一年臘月二十九日岳飛之死寫起，一直寫到第二年的除夕，通過紹興十二年這個歷史的橫斷面，以一個排比有序的時間脈絡為經線，以該年發生的一系列重大事件為緯線，全方位地反映那個時代的政治風云和社會生活。深入揭示當事人的內心世界和行為邏輯，其中既有對紹興十二年前后政治軍事方面縱橫捭闔的宏大敘事，例如紹興和議與岳飛之死，宋高宗生母韋太后回鑾，秦檜專權下的高壓政治等，又有涉及社會生活各個層面的精細描畫，舉凡風俗、節令、物價、科舉、學潮、藝文、官制、茶政、馬政、度牒、驛傳、地理、氣候、物產、外貿、宗室、外戚、巨細靡遺，全都鑲嵌在一個波瀾起伏的大情節的框架內。

　　黃仁宇先生寫過一本《萬歷十五年》，通過一年寫出了一個明王朝，我為什么不能通過紹興十二年寫出一個宋王朝呢？這就是我當初的想法。

　　深圳晚報：您剛剛提到黃仁宇的歷史寫作，他的《萬歷十五年》以人物為主線，而《紹興十二年》則以時間為主線，您為何以月份為敘述主線，每月的主要事件又有何選擇標準？

　　夏堅勇：《萬歷十五年》以人物為主線，是因為所涉及的幾個人物——皇帝、首輔、改革者、將軍、循吏、思想者——在中國歷史上各自都占有相當的地位。《紹興十二年》之所以采用按時序推進的寫法，固然因為人家已有某種寫法在前，“崔顥題詩在上頭”，不得不規避；但更重要的還是要服從這本書的立意和材料，是表達的需要。

　　按月為序，每月一章，會給人一種嚴格的時間確定性，從而體現出一種莊嚴而沉重的歷史感。至于每月主要事件的選擇，則是我在通讀了大量有關那個年代史料的基礎上，預先確定了全書要表達的內容，然后再結合該年每月所發生的具體事件，把與之有關的內容放進去，加以發揮。在這種安排中，重要的是對那個時代總體氛圍的把握，如果沒有這種把握，那就會失之松散甚至堆砌。

　　即使“壞人”，也有他們自身的行為邏輯

　　深圳晚報：您提到，人們對宋高宗、岳飛和秦檜這樣的人物，千百年來已經被標簽化了，如何理解這句話？

　　夏堅勇：所謂標簽化是歷史人物評價中的簡單化和絕對化，例如：好人，壞人；忠臣，奸臣；主戰派，投降派。一旦被貼上了某個標簽，就會被用來反推他的一言一行。其實歷史本身要比這些標簽復雜得多，也豐富得多。即使是所謂的“壞人”，也有著他們自身的行為邏輯。

　　作為個體的人，每個人都在遵循他自己認為最“合理”的邏輯行事，穿透歷史的迷障，從史料的蛛絲馬跡中探尋人性的多面與復雜，厘清和復原歷史事件本身的豐富性以及相互之間的勾連。這不僅是歷史學家的事，也為文學書寫提供了大有可為的空間。

　　深圳晚報：這本書的尾頁列了不少參考文獻，好奇您在寫作過程中如何決定史料的取舍？

　　夏堅勇：寫歷史題材時，作家在這個過程中不是消極被動地堆砌史料，成為史料的奴隸；而是要充分發揮主動性和積極性，以深入和批判作為兩個最重要的支點。這中間，深入是基礎，就是盡可能地占有資料，全方位多層面地吃透那個時代，讓作品呈現出鮮活的生活質感和厚重的文化底蘊。批判是升華，是現代意識，一切歷史都是當代史，作者不能在故紙堆里爬行，要用思想的光芒照亮歷史的天空。

　　比資料更重要的是思想，比思想更重要的是感情，比感情更重要的是風骨。對歷史現場睿智而高遠的觀照，對人性深處精微而犀利的開掘，對精神高度明亮而堅定的追求，共同構筑了一部作品的厚度。

　　深圳晚報：您一再強調要寫出一個大時代的厚重感，這中間最重要的是什么？

　　夏堅勇：當然是作家自身思想和情感的能量，是作家自身心靈的自由度。作家用自己的思想和情感把寫作的素材真正溶解了、消化了，流出來的文字就是靈動而有溫度的，而不是冷冰冰的史料堆砌和拼接。堆砌和拼接不是厚重。文學創作是人類心靈的外化，是創作主體對外部客觀世界(也包括歷史)的投射。作者心靈的自由度，或者說思想和情感的能量，直接決定作品所反映的世界的厚度，也決定了作品的品格。

　　歷史敘事不應窒息文學想象的空間

　　深圳晚報：近年來，非虛構寫作非常流行，同時有不少作者在歷史書寫不可避免會帶入主觀情緒，出現虛構。您在寫作這本書時如何處理客觀史實和虛構的關系？

　　夏堅勇：最重要的是對歷史要有敬畏感。但敬畏不是在歷史的大地上亦步亦趨地爬行，歷史敘事也不應該窒息文學想象的空間。在真實與虛構彼此交界的縫隙中，作者可以“植入”自己獨特的想象，賦予它們以厚實、雋永的歷史感。

　　在書寫中，我盡可能地回到歷史的現場，以客觀公正的立場，以了解之同情的眼光評價是非，臧否人物，不單薄、不偏激、不虛美、不隱惡、不人云亦云，保持清醒的批判意識與時代意識。對歷史人物和事件也不滿足于站在道德的制高點重復那些既有的定性定調。更不能像時下的有些歷史讀物那樣：演義、戲說、水煮、嘩眾取寵，而是著力于在筆下呈現歷史的詩情與哲理，還原當時的時代氛圍，追逐人物的心路歷程，從而走向一個更為深廣的歷史時空和精神世界。

　　深圳晚報：能具體舉些例子談談嗎？

　　夏堅勇：例如書中寫臨安四時八節的風俗禮儀；寫紹興年間的物價、斗米斤鹽的指數、地租的比例、銅錢與金銀的比價；寫高宗去天竺山敬香途中看到人力拉犁而引起的感慨；寫朝廷征收的軍馬從川陜邊陲的馬場送到臨安的八千里路云和月，這些都來源于實打實的史料，絕不是信口開河。即使寫高宗為了接待川陜方面的大將吳璘，要加一道水煮牛肉，并且一定要用川鹽調味，情節雖有虛構的成分，但也是嚴格基于對人物性格的把握，既體現了高宗心思縝密，精于權謀，即所謂歷史情境下人物行動的內在可能性；同時也寫出了當時宮廷和民間的生活情調。正是通過這些看似不重要的日常性展示和細節描畫，反映了南宋王朝政權運行的內部機理。

　　深圳晚報：觀史知今，《紹興十二年》的歷史對于當下有哪些現實意義？

　　夏堅勇：南宋紹興年間相權專政，文網高懸，文人士大夫的風骨土崩瓦解，出現了一股以頌圣詩文爭相獻媚的熱潮。書中對此進行了深入的剖析，對那個文風敗壞、價值崩潰的時代進行了尖銳的抨擊。同時也對文人群體的處境和選擇表示了深切的理解和憂憤。

　　在書中，我把文人士大夫的各種失節行狀分為幾種類型：一種是攀比性墮落，一種是適應性變異，一種是策略性妥協。其中有一段，我這樣刻畫他們在權勢面前賣身投靠的心態：“我不‘賣’，別人也照樣‘賣’，天下滔滔，并不會因為我一個人的堅守而干凈一點；天下袞袞，也不會因為一個人的摻和而渾濁一點。而對于我自己來說，卻可能收獲實實在在的油鹽柴米和‘幸福指數’。”顯然，這樣的評判對于當下這個浮躁的時代和浮躁的文壇，不能不說具有深沉的警策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