磅礴師道，弦歌不輟——與上戲有關的日子　

　　我所在的上戲表演系73屆甲班有一個好習慣，畢業以來，幾乎每一年都有一次全班團聚，三十幾年來未曾中斷。聚會時，只要在我們班里任教過的老師們，也會被盡可能地悉數請到場。那種時候，歡聲笑語，打打鬧鬧，沒大沒小，時間總會不知不覺地在我們師生對往事的回憶、對現實的交流、對將來的展望中悄悄流逝。我們珍惜與老師們一年一度的相聚，老師們也很珍惜，偶而有幾次負責召集的同學拖了時間，有老師就會問：今年為什么還沒有聚會？畢業那么多年，我們師生間還一直保持著一種親近的感覺。我想，這也許和我們的“班文化”有關吧。現在社會上流行“企業文化”、“行業文化”的說法，大概就是指大家年長日久在一起學習或者工作，慢慢形成的一種集體主義團隊精神，這種“班文化”的形成，和團隊領軍人物的修養學識、價值取向有著密切的關系。當年我們班級在班主任徐企平老師、輔導員盧若平老師的引領下，形成了積極努力、熱情率真、有正義感，又富有同情心的“班文化”。

　　上戲表演系的師門傳承關系，和其他綜合大學不太一樣，表面看著沒有那么緊密，平時也不會隔三差五到老師家里走動請飯，但心里的情感羈絆很深。

　　上表演系的聲樂課就像“通靈”

　　2013年，是我們這批學生入學整整四十年。那天，我們約定在浦東新區的一家簡樸飯店內，老師們早早到場。年近八十的聲樂老師阮尚志，為了那天的聚會，他特意把《禮記》中“天下為公”的一段詞打印出來，給我們人手一份，讓我們全班同學跟著他大聲朗讀，還一句句教我們吟唱。阮老師好像還要看看他的這些四十年前的學生，如今有沒有忘記做學生時候的狀態。他的聲音依舊洪亮，感情依舊真摯，飯店的年輕服務員看著我們這些熱情洋溢的師生，在一旁偷偷直樂。恍惚中似乎時光倒流，我好像穿越到四十年前的上戲練聲房，阮老師給我們上聲樂課的情景。

　　說起聲樂課，一般人大約都會聯想到歌曲以及歌唱演員。但上戲的聲樂課有所不同，它主要功能是訓練表演系的學生如何在舞臺上說話。專業歌唱演員的訓練方法中，比較多的會用到“假聲”區，或者“真假聲”結合的方法。而我們表演系以說話為主的聲音訓練，更多用的是演員原本真實的聲音，專業上俗稱“真聲”。一般來說，發聲方法如果掌握不好，很容易沒有說上幾句話，嗓子就會感到吃力，嗓音也會出現嘶啞狀態。一開始，聲樂課阮老師在我們身上下了很多工夫。我在剛進校時體質弱弱的，聲音細細的，阮老師就教我說話時如何氣沉丹田，學會深深吸氣，然后用均勻的氣把聲音慢慢推出，這樣就會避免直接用喉音說話而使嗓子受到傷害。在幾年的學習訓練后，我掌握了正確的發聲方法，也使我的聲音變得通暢有力悅耳，更掌握了用聲音塑造不同的戲劇人物的初步技能。還有一位同學，聲線很特別，脆脆亮亮的，我覺得很好聽，但是老師們認為她的聲音里少了些許柔和，阮老師就根據她的聲線條件，找適合她的歌曲內容和練聲方法，一段時間以后，她的進步也很大。

　　我們在校期間，上戲校園內有不少小小的琴房，每一間五六平方米左右，里面放一架鋼琴，兩把椅子。一般情況下，老師一對一給學生上課。一個學生上完課，另一位學生就已經等著，接著上課，老師非常辛苦。不上課時，我們班的伴奏老師顧安貞也會在里面練琴。印象中上戲的琴房利用率很高。

　　在初級階段，聲樂基礎課是有些枯燥的，光吸氣、呼氣的訓練就花費很長時間，阮老師始終保持耐心，不厭其煩。有時候，練到我們呵欠連天，阮老師反而會高興地說：就是這個感覺，用打呵欠時的狀態，滿滿地深深地吸氣，然后帶著這個狀態把聲音放出來。一段時間后，他開始用簡單的臺詞訓練我們“說話”。比如，他用“你在哪里？”“我在這兒。”這兩句話，作為初級的聲音塑造練習。他會對學生說：你對面那個人離你有三米的距離，你看應該用什么音量來說。于是，我們學生就設想三米遠的聲音距離感，說：“你在哪里？”然后自答：“我在這兒。”一會兒阮老師在邊上又提要求：現在這個人離你已經有十米的距離了。于是他讓我們根據十米的自然環境距離感來用聲音表達。有時候，他認為學生掌握聲音遠近的距離感覺不對，就會認真地在一旁說：“我聽不見——”。經過如此這般反復訓練，我們在聲音的掌握上有了一些提高，他就又會層層加碼。他要我們想象這兩句簡單對話的人物關系、地點，為了什么事情而要如此問答。內容越來越多，人物關系被設置得越來越復雜，距離感也越來越遠。有時阮老師會提醒說，現在你的前面有一條大河，那個人就在河對岸。于是我們再根據人物關系和環境距離感，拉開嗓子向河對岸喊著：“你在哪里——”然后再自答：“我在這兒——”就這樣，我們的聲音越過上戲校園內的小小琴房，似乎飄向了想象中的彼岸。聲樂課上類似這樣的訓練，對當時表演系的學生來說，只是在打基礎，但這樣循序漸進，從基礎開始慢慢積累對聲音的控制能力、塑造能力以及對戲劇人物想象力的培養，讓我們充滿了好奇和興趣，也在學習的過程中了解到了將來作為一名專業戲劇演員所需要具備的基本技能，是如何一步步訓練提升的。我自己在學習期間，如果哪一天在練聲時找到了準確的感覺時，就像是一次“通靈”，在上了一個小小的臺階后，那個高興勁兒，吃飯也香。在阮老師的教授下，聲樂課讓我們覺得趣味無窮，通常學生對上基礎課的枯燥感也一掃而光。

　　師承是精神的一代代締結

　　那幾年，教育領域的風風雨雨連續不斷，在社會大環境極不利于正常教學的背景下，我的老師們還是盡全力給學生傳授藝術知識和技能，言傳身教地影響著自己的學生建立起良好的學風。我的印象中，阮老師平時是一個言行頗為謹小慎微的知識分子，但在他所從事的教育事業中，那種堅持，體現出內心與精神的硬朗，讓我們肅然起敬。我對我老師們那一輩知識分子的由衷敬佩，主要基于這種精神傳遞以及他們擁有的豐富藝術教育經驗。

　　更加可貴的是，那份不事張揚的師生情，在我們畢業后參加了工作，老師們仍然給予了極大的關注。1988年，我已經畢業十年有余，成了上海人藝一名青年演員。當年，阮老師來到上海蘭馨劇場觀看了由我主演的八場寫意話劇 《中國夢》，第二天打來電話，說：你要有空的話，我來幫你調整一下聲音。在《中國夢》里，我有一段中國民歌“小河淌水”的獨唱。傳統話劇舞臺上，演員在劇中歌唱的機會幾乎沒有，《中國夢》 是特殊的，它是第一次在說明書上標明了寫意話劇的劇目，我扮演的女主角明明，在劇中有大量用肢體語言表達的戲份，其中還有一段民歌“小河淌水”。這是劇中人物明明作為知識青年下鄉時，和男友在放木排過程中，突遇洪水，木排被沖散，男友不幸遇難后，明明的情感表達。當時劇作家用歌的形式讓劇中人物宣泄心里的痛與愛，大概是覺得語言已經無力了。可見這首著名民歌在話劇《中國夢》 中的份量。阮老師給我打電話時，我和他說，幾天后我要隨團去新加坡演出此劇，白天正忙于一些出訪的瑣事。他說：那你今晚演出結束后，到我家來，我再幫你練練聲。記憶猶新，那天演出結束，我從蘭馨劇場騎自行車趕到阮老師的家，客廳里有一架鋼琴，他端坐在琴凳上，我站立在旁，阮老師幫我一句句練習，調整發音，使我的聲音在帶著巨大悲痛的情感中，還能有控制地以歌聲來表達心里對愛人的思念，表達劇中人物復雜的心理過程。事后，我想起有位朋友說過，有些演員嗓子條件好，但你總覺得他們是在賣弄聲音，歌聲不是從心里流出來的。我想，阮老師在自己的學生畢業十年后，還會在業余時間持續手把手教導，也許就是希望我的歌聲一定是要從心里流出來的吧。能遇到這樣對學生傾心負責的老師，真是三生有幸！

　　在以后工作生活中的許多瞬間，我經常在想，所謂的師承關系到底是一種什么狀態，它是物質的？精神的？似父母？似親情？在我國的歷史進程中，不管是戰爭年代或是和平時期，出現過多次社會大環境不利于正常教學的險惡期，但每次在這樣的歷史關口，無論多么無奈與艱難，似乎都會在文化教育界留下許多膾炙人口的感人故事，其中，各個歷史時期的師生情以及學者們在艱苦條件下依然高舉知識傳遞的教鞭的操守，事后通常會被大張旗鼓地宣揚。這只是知識的傳遞嗎？不完全是。這應該更是精神的一代代締結，嚴謹的治學態度，決定著學風的培養與走向，如此，師生間的精神紐帶就連接起來了，這是師生雙方作用下的特殊紐帶，和社會大環境的好與壞并沒有絕對的直接關系。好的傳承關系一定需要師生雙方的努力，戰爭時期西南聯大的前輩們的故事也好，“文革”中政治生態險惡扭曲的環境也好，都有著值得尊敬的知識傳承佳話，我想，這樣的佳話背后是有著強大的精神力量作支撐的，不單單只是知識傳承那么簡單。反之，如果沒有教師的無私付出和學生的自覺努力，恐怕就算是在盛世年華，我們也能看到一些教師不像教師，學生不像學生的社會怪相。每當社會上流傳一些大學校園里的負面新聞時，我的老師們那一輩知識分子忘我無私，對于教學傾力而為的群像，就會下意識地出現在我的腦海里。

　　3月25日寫在上戲成立70周年之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