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小琥：我們都有太長的路要走

　　當代中青年作家系列訪談

　　常小琥：我們都有太長的路要走

　　　常小琥

　　“80后”寫作者中，常小琥的特殊顯而易見。在旁人急于寫這個時代的焦躁時，他在長篇小說《琴腔》中，以充滿京韻的語言和不緊不慢的氣度描摹著過去——一把琴、一首曲、一個人、一座城。作品中所呈現的不單是舊時光，更是一個“80后”作者對于行將斷裂的傳統的某種挽留。小說獲第四屆華人電影小說獎首獎。

　　記者：初遇《琴腔》，以為是正統的梨園小說，但細讀之后卻發現里面所藏更多的是對老北京的憶舊。對你而言，選取京劇作為小說的“舞臺背景”，是否也是有所考量的？

　　常小琥：的確有，因為我自己首先就是土生土長的北京南城人，所以在構思的時候，便直覺般的計劃去寫這里各行各業的手藝人。京劇團的故事，只是其中之一，而且它自然是再好不過的一個落腳處，與當下的時代有一種天然的落差，隔閡。其實現在回過頭再看，正是這種氛圍，為小說在節奏與質感上，提供了很大的幫助，令它有一種與眾不同的調性。所以我始終承認，這上面我是討到了一個便宜，至少在《琴腔》上，所謂“老北京”的土壤確實給我提供了便利之處。

　　記者：據說為了熟悉京劇，你花了一年多的時間進行鉆研，是否有曾經感慨和感受頗深的地方？

　　常小琥：其實從最早的構思階段算起，要遠長于一年的時間。我習慣確定好小說的母題后，盡可能多的走進去，接觸最新鮮的素材，對一切事物的可能性抱有期待。這里面有一種本真的態度，所以你會觀察到很多意外的收獲。比如在創作前我會想當然地以為，劇團演員的生活始終保持在高強度的練習狀態，冬練三九、夏練三伏那種，但后來我得到的答案是不對的。包括琴師，會不會過于死板，除去手藝上的事情，和外界很難溝通。但真的聊起來，跟不上趟的反而是我，他們個個都是人精，語言之生猛，判斷之精準，表情之豐沛，他們哪怕在別的領域里，也會一樣的有聲有色。而且我提到的每個問題，在他們身上都能得到反例，這是一個有趣的過程，他們用實際生活打破你對常識的認知。可見作家對語言和思想的掌控只是一方面，在另一面，你對生活經驗的體會是多少，同樣重要。

　　記者：小說對于上世紀八九十年代北京的追憶，也是你對于童年記憶的回憶。從某種意義上來說，許多作家終其一生所寫的，都是自己所回不去的過去，是對某一段公共歷史的私人化重構。這是否可被視為《琴腔》的某一層意義？

　　常小琥：是的，剖開故事本身，《琴腔》的氛圍和諸多生活細節，都源自于我對青少年時期的回憶。但人物關系和主線的鋪排，則是在別處得到的。我想我不會成為終其一生去寫回憶的那種小說家，但是我想說，與現在不同，八九十年代的北京城應該還是有美感存留著的。對于我們這一代而言，尤其是北京南城人，那會是永遠都抹不掉的色彩。

　　記者：讀完作品的許多人也許會發出慨嘆：雖人事變遷，然琴韻悠遠。也有評論者認為，貫穿作品的是一種超脫和淡然。對你而言，“琴腔”二字意味著什么？

　　常小琥：我自己看，就像在小說里，秦學忠悟到的那兩個字一樣，“淡遠”。這其實也是很多人的一種處世觀，我想秦學忠年輕的時候，他倨傲的性格一定在告訴他，淡遠就是敬而遠之，就是獨善其身。可人到中年以后，他開始可以理解，自己的性格與生活，其實是可以有很多面的。那份淡遠在心里默默保留著就好，但他還是要學會去和別人周旋，去維系關系，每一個人都要在與外界的相處中，盡量保持和諧的姿態，這其實也是生命里的一種兩難。怎樣把這種兩難處理得善始善終，是一種境界。

　　記者：在寫作上，《琴腔》并未迎合讀者的心理預期———天才未能人生遂意，名角亦需委曲求全，有些人物走著走著，就從作品中消失了。這樣的日常人生，奠定了作品的某種基調：與高潮迭起相比，你似乎更在意的是真實、細碎的生活。不知這樣的理解是否妥當？

　　常小琥：確實不止一位朋友提出來過，我在刻意地避免去寫激烈的沖突，或者高潮迭起的部分。而且人物忽然消失這一點，有虎頭蛇尾的嫌疑。其實這恰恰印證了我對生活的理解，也有兩個字“無常”。

　　我不認為故事里的人物，一定要由我去寫一個結局出來，有一部分的空白，旁觀者可以自己去填上。換句話說，你看到多少，就是多少，沒看到的，也不必強求。我們經常會發現，身邊朝夕相處的人，某一天可能突然就離開了，從前的歲月，像做夢一樣。這樣的體驗我想每個人都有，《琴腔》里的很多人物，依舊有他自己的生命要去完成，只是可能不在這個故事里，能留下念想就可以了。

　　至于戲劇性的起伏這個部分，我承認我是不太去碰的，首先它確實不太好寫，分寸不好把握。其次這是我性格中的一部分，我天性不愿去看扯破臉皮的東西。不過隨著年紀慢慢增大，未來這個部分我可能不會再去躲避了。

　　記者：如今看來，作品既是一個行業的起落興衰，也是兩代藝人的命運沉浮。而在后記中你提及，最初想寫的僅僅是兩代人之間關于“子承父業”的期盼與落空的探討。這個不斷豐富的過程，對你而言意味著什么？

　　常小琥：有時候我將作家比喻為速錄員。最好的狀態，其實是你每天打開電腦，人物和故事自行交織，因為他們活了，他們有自己的事情要干，有自己的心情要訴說。這時候你所需要做的，就是去記錄。

　　坦誠地說，我并不是那種訓練感很強的寫作者，也不是所謂“具有對文字掌控力的人”。我倒是覺得，直覺、眼界和氣度，遠比那些精于計算的謀篇布局，要可貴得多。因為寫作進入到一個瓶頸階段后，正是你自己要先走出來打碎某些東西，而不是被文字和結構鉗制住。

　　我是一個比較隨性的人，上天有時候給了我什么東西，能寫出來的，我就把它寫出來，《琴腔》是我氣運不錯，順順當當地完成后，要比我最初設想的那條干巴巴的線索豐滿多了。

　　記者：在作品中，令人印象深刻的也來自于字里行間透出的古意。在青年作家的寫作中，如此具有強烈個人特質的文字風格并不多見。這種浸染從何而來？

　　常小琥：所謂的古意，我想是那一代人身上與生俱來的某種氣質吧，現在回想起來，小時候確實身邊有那種老學究式的人物。至于在字里行間里的，我想會有很多出色的年輕作家，更擅長體現這種意境，我想我們都有太長的路要去走，其實大家離那個所謂的“好”，都相差太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