詩歌是天上的星星——對話《星星》詩刊主編梁平

制圖：蔡華偉

　　《星星》詩刊于1957年1月1日創刊，是新中國誕生的第一份詩歌刊物。盡管在四川出版，但半個多世紀以來，《星星》一直以開放、包容、接納的姿態面向全國，站在新詩發展的前沿，成為新中國詩歌繁榮發展的推動者與見證者，陪伴了一代又一代詩人的成長。《星星》最早的編輯白航、石天河、流沙河、白峽以及后來不同時期接過接力棒的高纓、孫靜軒、吉狄馬加、葉延濱、楊牧、張新泉等，他們的創作和編輯成就相得益彰，逐漸形成了《星星》幾十年來秉持的藝術傳統。近日，我們與《星星》現任主編梁平進行了一次關于《星星》、關于當代詩歌的對話。

　　問：上世紀80年代，詩歌被認為是文學的中心。《星星》在當時的詩歌勃興中發揮了什么作用？

　　答：1979年，復刊的《星星》扉頁上寫了意味深長的幾句話：“天上有三顆星星，一顆是青春，一顆是愛情，另一顆就是詩歌。”我以為這幾句話在當時人們的心中、在中國詩壇點燃了星星之火，注入了長久的溫暖。

　　當時有讀者給編輯部寫信說：“如果一個詩人沒有在《星星》上發表作品，那他作為詩人的名字將大打折扣。”確實，幾十年來，《星星》先后推出了舒婷、楊煉、海子、西川等著名詩人的作品，推動了當代詩歌的長足發展。在中國當代詩壇留下記憶的重大事件或活動，《星星》幾乎都參與其中，甚至還成為重要推手。我記得1986年12月，《星星》在成都舉辦“星星詩歌節”，萬人空巷，那場景讓人至今無法忘懷。

　　問：《星星》秉持的文學宗旨是什么？

　　答：《星星》堅持“二為”方向和“雙百”方針，開放包容，激勵創新，注重作品與土地血肉相連，與人民息息相關。就藝術方面而言，我們堅守的詩歌理念是：具有健康的審美情趣、深切的人文關懷、豐富的精神境界、真實的情感世界、獨特的慧眼觀察、勇敢的責任擔當。

　　問：過去很長一段時間，小說、散文比較熱鬧，文學評論借助于學術圈也受到關注，唯獨詩歌顯得有點落寞。但最近兩年，詩歌似乎又有了熱起來的趨勢，你認為個中原因是什么？

　　答：詩歌現在的熱鬧似乎有些過頭了，不少詩歌事件都演變成了社會關注的文化事件。一些詩歌的微信公眾號，點擊率非常高，一首詩的閱讀量經常在十萬、甚至百萬以上，其火熱程度已經遠遠超過了小說和散文。當然，這種熱鬧是就文學內部而言的，相對于其他藝術門類，詩歌與文學一樣依然顯得邊緣。但是我覺得這種“邊緣”恰恰是詩歌應該在的位置。隨著社會多元格局的形成，社會文化的多樣和豐富，人們的精神需求也多樣和豐富了，詩歌乃至整個文學只是諸多選擇中的一種。

　　問：有學者認為，詩歌雖然不引人注目，但這些年成就最大的其實是詩歌。你同意這種觀點嗎？近些年詩歌創作的成就與不足表現在哪里？

　　答：這個說法我同意。不論是思想還是文本，詩歌的成就有目共睹。相對于其他文體的寫作者來說，詩人最敏感，反應最快，往往能走在文化變革和社會轉型的最前列。而且詩歌的寫作非常豐富多元，早已構成了一個全方位、多層次、多格局、多重審美向度的藝術空間，優秀作品層出不窮。

　　然而遺憾也是存在的，從總體上看，平庸的作品很多，同質化嚴重，真正具有藝術擔當、社會責任擔當和具有大氣象、大氣度的詩人太少。比如一些詩人寫詩裝腔作勢，故弄玄虛，讓人不知所云，受到讀者忽略也是情理中事。再比如，一些詩人在社會上的不良行為和怪異舉動，使部分公眾對詩人產生極大誤解，從而遠離詩歌。

　　在我看來，唯有那些與時代和社會保持血肉聯系的人，唯有那些真正耐得住寂寞和孤獨的人，才能寫出優秀詩篇。

　　問：詩歌理應展現個人的真實情感與生命體驗，但又不能沉溺到過于封閉的圈子里去。好的詩歌應能引發更多人的共鳴，與現實世界接通血脈。一段時間以來我們的詩歌創作似乎有些過于追求晦澀的詩句與復雜的詩藝，喜歡在小圈子里自娛自樂。這是否也是一些詩歌為讀者所忽略的一個原因？

　　答：這是一個很重要的原因，小圈子的自娛自樂必然導致詩歌的路子越走越窄。我們不得不承認，原來熟悉的詩歌寫作場域已經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日常生活、社會形態、人們的觀念與精神世界已經與過去相去甚遠。一個詩人不能對這種變化熟視無睹、無動于衷。現實對于創作而言，絕不是可有可無的符號。詩人應有高度自覺，把為這個時代留下文學記憶視作己任。

　　問題在于，有些詩歌貌似是現實寫作，卻把現實標簽化、廣告化，失去了應有的藝術魅力。另有一些詩人則缺失了對現實的熱情關注、缺失了進入現實的書寫能力。現實不是一個空泛而虛假的概念，而是我們的日常生活。日常也不是簡單的油鹽醬醋，不只是土地和莊稼、城市與霓虹，而是既可細微至生命內核最隱秘的部分，亦可宏大至朗朗乾坤。我覺得，只有當詩歌知冷知暖、知苦知痛，有了人間煙火氣，才能落地生根，健康生長。

　　問：你認為評判詩歌與詩人的標準是什么？

　　答：這其實是兩個問題。首先是詩歌的標準問題，多年來一直存在著爭議。在我看來，一首好詩，應該在某一個點上，能揭開歷史的真相，挖掘事物的本質，寫出人心的廣闊性、人性的復雜性和精神的豐富性。至于一個詩人的成就，在我看來，與他的身份、地位、財富、名氣一點關系都沒有，而是看這個人寫出了什么樣的作品，這樣的作品是否經得起檢驗。我很贊同這種說法：詩人不要自戀，因為詩人不是自封的，幾十年之后，人們記住的是能夠留下來的詩歌，而不是詩人的名字。

　　問：一代有一代之文學，這個時代的詩歌，應該體現出這個時代的特征，應該對當下的生活保持敏感。作為《星星》的主編，你認為怎樣才能創作出屬于這個時代、這個國度的好詩歌？

　　答：中國詩歌走到今天，比任何時候都更迫切地需要欣賞與尊重。詩人的創作應更多在文本上下功夫，要有勇氣給自己“制造陌生”，拿出令人信服的作品。批評家的批評和研究，也應放下駕輕就熟的上世紀80年代的“榜樣文本”，把目光轉移到當下詩歌的創作上來，針對詩歌現場的得失發聲。盡管我們現在很難以上世紀80年代詩歌的“轟動效應”作標尺來衡量今日詩歌的成就，但是，今日詩歌在技術和思想層面的時代優勢已經開始顯現。只有創作與批評有效互動，中國新詩的發展才會欣欣向榮。

　　要寫出屬于這個時代的詩歌，一方面，要真正全身心投入這個時代，去把握這個時代的脈搏和心跳；另一方面，又需要與這個時代保持著觀察與審視的適度距離。然而知易行難，一個寫作者即便知道癥結所在，也依然要有窮盡一生的心理準備和勇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