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現代文學史：現代為體 傳統為用

　　中國現代文學史與傳統文化的關系基礎

　　通過這些年來研究的深入，中國現代文學史與傳統文化的關系基礎得到了清晰而充分的揭示。首先從發生學的角度看。關于中國新文學的源流，早在新文 學運動初步取得成果后，就有了不同的看法，但“移植”論一直占有上風，外國文學的影響被視為新文學發生的主要催動力。20世紀30年代初，周作人在《新文 學的源流》一著中提出了新文學的源頭應追溯到晚明的“性靈說”，在那個時代里，盡管周作人聲望很高，他的這種看法也只能屬于邊緣性的獨異看法。20世紀 90年代以來，不少學者未必同意周作人“晚明”說中的具體觀點，但其思路卻在不斷地啟示研究者從中國文化傳統自身中去尋找新文學運動發生的催生力。如果說 當年陳平原等人的“二十世紀中國文學”史觀將新文學的起始上溯到1898年，重視的還是梁啟超、嚴復等人的世界意識與現代眼光，那么，后來王德威的“沒有 晚清何來五四”的文學史觀則顯然暗含著一種對民族想象自身邏輯的重視。其次從作家主體人格的構成看，第一代新文學作家如魯迅、郭沫若、茅盾、周作人、葉紹 鈞、鄭振鐸等等，幾乎無不有著深厚的傳統文化修養，這種修養一方面直接顯在地反映在他們的創作中，無論是對傳統文化的批判反思，還是對傳統文化的整理繼 承，甚至包括對傳統文化形式的直接的運用，都顯示著他們對傳統文化的熟稔與理解。20世紀20年代的整理國故運動乃是新文學作家所發起并以新文學作家作為 中堅力量，即可見一斑。至于這些新文學作家在內在精神結構上對傳統文化的依戀與皈依，學術界也早有議論，如日本的伊藤虎丸早在上世紀70年代就極力贊賞魯 迅以傳統文化的固有血脈對西方精神進行的“抵抗性接受”，而林毓生認為“五四”一代新文學作家理性上反傳統，情感上皈依傳統，在思維方式上則是典型地傳統 儒家的以思想文化問題的解決來解決社會的根本問題的路徑，這一看法更是在國內學界達成了共識。新文學作家主體的文化傳統質素，在近20年來的現代文學研究 中，可謂碩果累累。再次從現代新文學已有的作品來看，民族文化傳統無論在題材內容還是在形式趣味，都建立起了深厚的根基。且不說20世紀30、40年代民 族形式問題的探討促進了英雄傳奇、章回體、舊體詩、民族戲曲等形式層面上的傳統形式的復歸，即使在思想意識、審美情感等深層次方面，傳統文化的影響力也在 不斷加強，現代文學中歷史題材創作的繁榮就是一個重要的例證，如果說郭沫若在“五四”時期寫的《三個叛逆的女性》還只是借古人的骸骨吹噓些新的生命進去， 而到了20世紀40年代，他的戰國史劇、南明史劇，形成了20世紀40年代戲劇創作的巔峰，無論是在戲劇的規模上還是在對歷史解讀的宏大氣魄上，無論是在 傳統文化中的經典型的歷史人物的塑造上，還是對于傳統文化中的核心理念如“仁”“義”“信”、“勇”等的闡釋上，都開辟了一個新的境界。魯迅20世紀20 年代寫過半神話半歷史的小說《補天》，而到了20世紀30年代，他的小說創作《故事新編》則完全是取材于歷史，盡管魯迅說自己的初衷是要“刨祖墳”，但正 是在這些小說中，體現了魯迅的民族觀歷史觀的變化。

　　現代文學史教育如何強化與傳統文化關系

　　今天，中國國家實力日益強盛，中國文化走出去已經成為當前國家實施的重大文化戰略，在這樣的情勢下，大學的現代文學史教育如何強化與傳統文化的 聯系，不僅是國家層面上的戰略問題，也是每一個從事大學文學教育的教育工作者應該積極思考的一個問題。在此，擬就技術的層面，談談自己的體會。

　　第一，打破傳統的中國現代文學史的架構，拓寬現代文學范圍，在一定的時間與數量上講授傳統意義上的文學作品，在體式上譬如舊體詩詞，在類型上譬 如佛教文學等等。就像古代文學中十分重視王維、皎然、寒山等和尚居士的作品一樣，在現代文學中講講八指頭陀、蘇曼殊、弘一、太虛、桂柏華、高鶴年、呂碧 城、大醒等佛教徒的創作，不僅為現代文學史的現有格局增添精彩的內容，涂上豐富的色彩，也能在內容與形式上接續中國文學的悠久傳統。

　　第二是強化作品解讀中的儒道釋的文化闡釋。儒道釋是中國文化傳統的三大支柱，自覺地在現代文學教育中強化這三種文化傳統思想的弘揚，無疑是大學 文學教育與傳統文化結合的重要而有效的途徑。在這方面大致有兩種情況，一種是佛教文學與道教文學，這理所當然地應用佛道哲學來解讀，另一種情況則是不少新 文學家深受佛道思想影響，自覺不自覺地在他們的創作中顯現著這種傳統文化的生命基因與思想質素。文學史教育如果能夠把這些學術界的研究成果，有機化入現代 文學史的具體講述中，豈能不極大地強化和凸顯現代文學教育在弘揚傳統文化方面的作用？至于儒家文化，由于它在封建時代中的一尊地位以及它與封建宗法禮教體 制的密切關系，在“五四”以來的新文化界飽受攻擊。但在現代文學中，儒家文化中的一些優秀的文化基因依然被一些具有遠見的新文學家們大力頌揚，如老舍的 《四世同堂》，寫祁老人和他的兒子祁天佑這批老派市民的禮節、和氣、克己讓人，慈長愛幼，寫錢默吟讀書人的名士氣、位卑未敢忘憂國的文化品格、系獄后“威 武不能屈”的人格氣節、出獄后繼續為抗戰做“小小工作”的國民定位；寫“最講理、知恥的”常二爺這一貧民家長不堪日兵搜身罰跪城墻下的侮辱悲憤抑郁地死 去，臨死囑咐兒子報仇的“士可殺不可辱”的傳統人格等等，這些都是儒家文化的優秀傳統體現，解讀這樣的文本無疑是弘揚傳統文化的極好的時機。

　　再次，是民族傳統審美趣味的弘揚。正如魯迅所言，他之所以寫小說，是因為讀了幾十部外國小說，而后來的話劇的引進、現代詩的發展、現代美文的濫 觴，甚至現代新格律詩的模板也幾乎無不以西方文學形式為學習借鑒的對象。講魯迅的小說藝術，重的是白描，講田漢等人的話劇，注重的是發掘中國傳統戲曲的影 響因子，將現代美文的特色，也比較關注中國文學的言志傳統，講巴金和張愛玲、孫犂等小說家，不能離開《紅樓夢》的影響，講錢鍾書的《圍城》也不忘將其與 《儒林外史》進行比較。

　　彌合新文化與傳統文化的裂痕

　　從“五四”新文化運動到今天，歷史已經百年。現在回頭看這一百年來的歷史，可以認識清楚“五四”新文化運動的實質。“五四”新文化運動的根本是 要建立適應現代民族生存的新文化，而不是要反傳統文化，只是在建立新文化的途中，遭遇到舊文化勢力的攻擊，他們才反戈一擊，到傳統文化中去“捉鬼”。其 實，“五四”新文化運動的宿將們幾乎沒有誰不是學貫古今的人物，幾乎沒有誰不是像林毓生所描繪的那樣，在理智上反傳統，在情感上依歸傳統。這不僅可以從他 們的創作中所呈現出的傳統因素，從他們的人格中所呈現的傳統修為，也可以從他們在整理國故方面所做出的巨大貢獻上看出。這百年來，一方面是經歷了王國維所 謂的“三千年未有之變局”，科技的發展不僅改變著物質世界，而且改變著人類的精神世界，世界觀、倫理觀等等都在發生重大乃至根本性的變化，像洋務派那樣企 圖以中學為體西學為用，以傳統來維系一個民族的文化根基已經不太可能，另一方面，通過“五四”新文化運動的啟蒙以及世紀末改革開放以來的思想解放運動，中 國新文化的建設與發展已經有了長足的進步。這個新文化就是以民主、科學、平等、自由為核心價值觀念的現代思想文化體系。在這個現代思想文化體系中，包括西 方文藝復興以來的先進文化觀念，更包括近代中國人民拋頭顱灑熱血尋求真理而得到的馬克思主義。而馬克思主義本身也是在吸取西方先進文化基礎上完善發展起來 的。這個現代性的思想文化體系雖然還不夠成熟，其基礎還不夠堅實牢固，但是它是現代社會生活在現代人的頭腦中的反映，是現代人面對現代物質生存與社會生活 的主體的精神應對，在理論形態上的完整性與體系性也喻示著它本身已經成為一種文化傳統。

　　在文學歷史的發展長河中，文化的傳統有大傳統與小傳統的區分。大傳統是一個民族在長期的發展中由于語言、環境、思想資源等方面的共同性所形成的 并且已經被民族文化所世代承襲的一些精神表征，小傳統則是在某一個歷史時段中由于時代主題與文化資源方面的特殊性而形成的并且有可能融入大傳統的一些精神 表征。相對于中國悠久的歷史文化而言，中國現代新文化傳統就是這種小傳統。中國現代新文化傳統歸納為人道主義、激進主義和大眾化三個方面，從意識本質上來 看，這三個方面均對中國文化大傳統有所拓展。中國儒家傳統只有天道與王道，天地君親師是儒家文化的基本信仰，而個人的價值在這一等級格局中是微不足道的。 在中國古代文化變革中，由于缺乏外來思想的背景，文化變革是在內部結構與體制中的變革，變革者往往揭橥于傳統中的主流因素來作為變革的動力，變革者沒有主 體精神的彷徨，所以也就沒有激進與保守之分。而中國文化發展的趨勢歷來就是精英化，雅致化，文化創造也從來就是掌握在少數社會精英階層的手中，大眾化只是 近代科技與文化工業發展的產物。這三種小傳統可以說就是中國現代文化的發生發展對中國文化傳統的貢獻。作為現代文學史課程，承載起大學教育對優秀傳統文化 的弘揚，首先就應該對這些現代文化傳統進行分析鑒別，取精用宏，將這些文化傳統的優秀部分融入到當下的社會文化建設中去。其二，“現代為體，傳統為用”的 核心理念就是大學教育一定要以現代性思想文化體系為根本，為基礎，選擇性地吸納和創造性的轉化中國傳統文化中的優秀成分，使這些優秀成分超越時代的局限而 成為當代精神文明的重要的構建元素。

　　這一理念可從三個方面來實施：

　　一是一切應以現代民族的生存與發展為考量標準，適應現代民族的生存與發展的文化傳統因素就是優秀的，就應該予以繼承與弘揚，不適應甚至背離現代 民族生存與發展的，就是不優秀的，甚至是糟粕，就應該予以批判。早在五四時期，《新青年》發起打倒孔家店的運動時，他們倒孔的一個重要的邏輯前提就是儒家 禮教與現代人的生存與發展是背離的，儒家禮教的根基是封建宗法家族體制，而民國以后中國已經進入民主共和時代，尤其是“五四”新文化運動以后，科學精神與 民主思想的確立，現代社會組織的個體化與技術化趨勢，從根本上改變了現代中國的文化語境與思想生態。所以，雖然是文化傳統，雖然這一傳統中的每一種思想話 語都有了平等的發展權利，但傳統中的每一種思想話語都必須接受現代科學精神的檢測，都應該符合現代交流方式的原則，都應該遵循現代知識譜系的規范，更應該 有益于現代人的生存與發展。譬如“五四”新文學提倡婚姻自主，戀愛自由，這是針對封建禮教的節烈觀而來的。今天，如果還有人祭出“節烈”的旗幟來批評當代 社會的“第三者”和越來越高的離婚率，那就只能是留下時代的笑柄了。要我們保存國粹，首先要國粹能保存我們。屠殺了現在，也就是屠殺了未來，這在“五四” 時期就是新文化運動主將們的共識，到今天，在對待傳統文化的問題上，我們仍然要堅守“五四”新文化這一基本立場。

　　二是在現代觀念意識的基礎上重新闡釋傳統文化，譬如儒家文化的孝悌觀，這也是“五四”時代新文學猛烈批判的對象，“五四”新文學批判孝悌觀的思 想武器主要是進化論，批判的主要內容除了祖宗本位，老者本位，還有盲目的服從意識。那種孝悌觀是建立在封建禮教嚴格的等級制度之上的，今天，這種封建禮教 的等級制度已經不再存在，平等的意識已經深入人心，對孝悌的認識和闡釋則可以與公民責任、家庭倫理等新興的現代社會理論結合起來，使傳統的孝悌觀重新獲得 它的生命力，而像《背影》《家》《財主底兒女們》《憩園》等一系列家族題材小說，也能獲得新的闡析角度。

　　三是歷史地看待“五四”新文化運動對傳統文化的批判，這是現代中國文學史教育的特點，也是它必須承擔的一個歷史的責任。因為“五四”新文化運動 對于中國傳統文化尤其是儒家文化的批判幾乎是毀滅性的，整體性的，《狂人日記》中說“仁義道德”“吃人”，就決不能將其簡單地視為一句狂人的囈語，這是魯 迅對于中國封建宗法禮教制度的一個深刻的總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