異彩紛呈的漢碑（下）

《西岳華山廟碑》 　 《曹全碑》局部之一 　　《曹全碑》局部之二 　《西岳華山廟碑》題跋

　　北宋時期，在文人學者群體中興起了一股搜集、研究古代碑文字的熱潮，當時的文人士大夫們到處搜羅埋沒在荒山古剎中的殘碑斷碣，獲得拓本后考證源流，記錄碑文，品評書法，留下了許多研究成果，其中最著名的有歐陽修的《集古錄》、洪適的《隸釋》、趙明誠的《金石錄》等。同時，還有一些專門收集、研究古代青銅器物的學者及著作。兩者結合在一起，便形成了中國傳統學術中一個重要門類——金石學。

　　宋代金石學的重要功績之一，就是著錄并保存了大量的漢代碑刻的記錄及拓本。由于戰亂損毀和自然侵蝕等原因，許多秦漢以來的碑刻都已湮沒無聞。經過宋人的搜尋、傳拓和著錄，大量碑刻重見天日，成為對后世影響深遠的文化遺產。

　　宋代興起的金石學經過元、明兩代的延續，在清朝初期又進入了一個新的復興、繁盛的時期。清朝統治者在文化上的嚴酷政策，導致了文人學者大都轉向遠離時事、閉門研究古代文物的學術風氣。當時，學術界盛行對漢代文獻、文物的研究，治學方法以訓詁考據為主，被稱為“漢學”，而漢代的碑刻漢字也被視為可信無疑的真實史料而受到廣泛的重視。這股風氣從學術界擴大到書法界，許多書法家開始倡導學習漢碑、復興隸書的實踐。于是，以漢碑為主的古代碑刻拓本成為文人學者及書法家們爭相搜集收藏的目標，并由此形成清代書壇的新潮流——碑學。

　　清代的碑學書法以研究漢碑、復興隸書為發端。由于年代久遠，許多漢碑都已經毀滅或湮沒，因此，尋訪和傳拓隱沒在荒冢殘廟中的古代碑刻成為當時文人官吏普遍參與的活動，如乾嘉時期的黃易、翁方綱、阮元等人都利用自己在各地做官的機會，大量搜訪漢碑。尤其是黃易，長期在山東、河南一帶尋訪古碑，不僅重新發現了《武斑碑》《武梁祠畫像石》《熹平殘碑》等一批漢碑，而且將拓片寄到北京，在翁方綱等學者間流傳、研究，產生了廣泛的影響，他自己也撰寫有訪碑日記、訪碑錄等著作。另一位碑學研究的重要人物翁方綱則著有《兩漢金石記》《漢石經殘字考》等著作。通過這些文人官員的影響和帶動，散落在各處的漢碑也被集中起來加以保護，今天保存在山東曲阜、濟寧等地的眾多漢碑，就是那時集中起來的。

　　對于那些已經毀滅的漢碑來說，僥幸留存下來的拓本就格外珍貴了，特別是年代久遠的宋拓或是孤本，更是價值連城，成為收藏家追逐的對象。因為古碑經過長期的雨摧風化、椎拓損傷等原因，即使原石尚存，不同時期的拓本在保存字數多寡和書法原貌方面差別很大，所以早期拓本尤以宋拓最為難得和寶貴。

　　比如赫赫有名的漢《西岳華山廟碑》原在陜西華陰華岳廟中，明代萬歷年間毀于地震。其原石拓本世間流傳僅有四本，存字多少不一，都是宋、元時期所拓，名動海內。清代時這四本在不同收藏家之間流傳，不論誰得到都視為珍寶，并邀請文人學者和書法名家考證題跋，以增聲價。到清末，這四本《華山碑》中有三本都歸于收藏家端方一人之手，傲視同儕，傳為佳話。據統計，四本《華山碑》上的題跋多達230余條，涉及人物超過300個，清代中后期的著名文人學者幾乎都在其中留下手跡，洵稱瑰寶。

　　即使晚出的古碑，由于椎拓過度原石往往受損甚至毀壞，所以初拓、精拓也十分難得。如漢《曹全碑》于明代萬歷年間在陜西白水出土，后來搬運到西安，其間損角、斷裂，完整的初拓寥寥無幾，在碑帖收藏者間也是珍若拱璧。

　　直到今天，漢碑不時還有新的出土發現，但出于文物保護的規定，新出土的漢碑極少有拓本流傳，對于收藏者來說十分難得。而古舊拓本已日漸稀少，若是經過著名學者、書法名家收藏或題跋者就更是難得的珍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