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家評“平凡的世界”：原著靈魂在心 語境觀照重當下

　　作為一部描繪30多年前中國陜北農村的正劇，在當今大眾文化的快餐式消費中重建一種情懷，重建新的話語面貌，這頗有些逆水行舟的意味。根據茅盾文學獎作品、路遙同名小說改編的電視劇《平凡的世界》已在東方衛視和北京衛視播出近半，穩中有升的收視率、交口稱贊的劇評，既出人意表，又在情理之中。“該劇在吸引當代人尤其是年輕人凝視的目光同時，還激發出思辨的火花，這不能不認作是重拍名著的最大價值。”中國傳媒大學文學院教授苗棣如是說，“電視劇《平凡的世界》讓原著的靈魂住進心里，用當下的語境觀照經典，近30年前的文學巨著得以煥發新生。”

　　該劇導演毛衛寧與制片人李娜不約而同印證了這點。“時代不該是理解經典的障礙，兩者當像一對舞者，時而緊密貼近，時而疏離但葆有內在張力。”毛衛寧說，在電視劇拍攝過程中，主創人員既尊崇原著精髓，又并非簡單地重歸小說，而是力求打通文學與影視、過去和現在的通道，讓今天的觀眾也能夠通過熒屏對新時期改革開放之初那段令人難忘的歷史有更貼切而深入的理解。

　　詩意與奮斗是路遙的饋贈，不可顛覆

　　“一個平平常常的日子，細蒙蒙的雨絲夾著一星半點的雪花，正紛紛淋淋地向大地飄灑著。”新劇的開篇就是原著的第一句，畫外音與小說的合而為一開宗明義，這是一部對原著懷有虔敬之意的制作。

　　隨后，無論是少平高中時分作甲乙丙三等級的菜色，還是被年輕人打趣成“歐亞非”的白黃黑三色饃饃，也不管是少安對著縣城方向高唱別離愛人的信天游，抑或情牽秀蓮后一句滿是羞赧的“這是我婆姨”，戲里敘事都打著濃重的原著烙印。而戲外，編劇在情節上的取舍，演員在方言上的學舌，乃至服裝、化妝、道具方面的精細化努力，都著力于還原30多年前陜北農村的一草一木。

　　導演毛衛寧深讀原著，他把路遙與許多擅寫苦難歲月的作家區分開來，認為他的筆調富有詩意。那種詩意的苦難可以視為作家長袖善舞的寫作，也能站在今天的角度理解成對美的不棄追求。因而，摘抄原著的旁白配合電影質素的長鏡頭，作家理想中那個“茫茫黃原，回首見桃紅”的故土鄉情躍然熒屏。念舊者從中看到青春的記憶，時尚的文藝青年則享受詩化的表達。

　　如果說詩意只是書里的行文表象，那么原作的精魂無疑落在“奮斗”之上。“從某種程度而言，詩意與奮斗是路遙這篇小說的兩大饋贈，我們不敢顛覆，也不可能顛覆。”電視劇出品方SMG尚世影業總經理陳思劼坦言，自己這兩天很欣慰，“因為看到收視率一天天在上升”。在他看來，盡管自己立足的上海與1980年代的陜北農村風馬牛不相及，但基于“奮斗”的信仰是可以穿越山河歲月勾連人心的。現在的電視熒屏常被不切實際的幻象畫風主宰，以至于“瑪麗蘇”“杰克蘇”取代了平凡人成為觀眾的精神伙伴，而崇尚靠雙手創造生活的勞動者之歌成為珍品。正因為此，重拍《平凡的世界》，謳歌一代青年的艱難與奮進，外化地看是重溫經典，內在地探討，則是用父輩的故事說道歷久彌新的理。

　　回眸與希望是今世的需求，無法忽略

　　總編劇溫豪杰有一段話被當作宣傳語反復沖擊視野——我們是60后的導演、70后的編劇、80后的制片人與演員，如今想要影響90后。“既然要拍給現在的年輕人看，要打動現在的收視人群，不可避免就得采用21世紀的語境。”苗棣教授特意比對了原著與新版電視劇的差別，由衷為之折服，“新劇有種很聰明的敘事策略，在順利地給予書迷們‘忠于原著’的安全感之后，移形換影地做了必要的重構。”而這些重構，即可解讀為當下的語境需求。

　　新劇對原著最大的改編莫過于倒換了孫氏兄弟的主從地位。小說里，開篇與結尾都落在孫少平身上，文學青年的夢想與奮斗在書里有著麥田守望般的孤獨。熒屏上，王雷飾演的哥哥孫少安成為男一號，由他的境遇所生發的土地故事成為新劇的第一主線。導演毛衛寧承認，這是投資方與制片方多次圍爐而坐、各抒己見的創新結果。最終說服主創的，是研討會上一位專家的觀點，“比起孫少平個人沉浮的勵志故事，路遙小說更重要的價值在于，全面表現了1975年到1985年間中國陜北農村的變化和發展。對于一部宏大敘事的正劇而言，人物所寄托的大環境不該忽略。當今天的觀眾回眸30多年的時光，他們不僅需要看到人物個體的抗爭精神，更需要貼近那個年代的歷史背景。”在這點上，孫少安恰是能夠折射一個時代潮起潮落的男一號，因為他在小說中就是一位與出場八九十號角色都有關聯的人物譜樞紐。

　　毛衛寧說，電視劇更大膽的創新在于結局。原著中，少平帶著傷疤回到煤礦，由平凡生，再復歸平凡，難免傷感。“電視劇的結局會有變化，有比較光明的尾聲。”導演說，如此改變原因有二。一來，他個人有種猜想，如果路遙仍在世，《平凡的世界》會有第四部。二來，也是更關鍵的，現在的熒屏需要正面的疏導——真情不會過時，奮斗總有價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