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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說:“創新”是西洋畫的基調,中國畫的焦點是“承傳”。就是說,西畫必須花樣翻新,挑戰前人,甚至要推倒重來,惟此才可能在藝術史上占有一席之地;中國畫強調以古人為師,重視師徒之間的陳陳相因。所以,臨摹是中國畫學習的一個重要階段,以至很多國畫大師都有臨摹前人的畫稿傳世。
但是,“承傳”并不是說沒有變化和創新,比如自唐、宋以來確立的工筆花鳥畫傳統,經過元、明、清三代的寫意和大寫意的變革,尤其是清代宮廷畫師大量借鑒了西方藝術的元素,使中國的花鳥畫發生了前所未有的改變,尤其在筆墨和造型方面有了明顯的突破和創新。因此,當代中國的花鳥畫家們都背負著沉重的無法超越的傳統負累,高山林立,俗套遍布,幾乎到了無路可走的境地。從這個背景和角度來考察劉天憐的繪畫,也許更有價值。
劉天憐的創作應該歸屬中國工筆花鳥畫的傳統,但她又是中國傳統花鳥畫的異類。為什么這么說呢?因為她作品的構圖、色彩、意象、觀念等等都與中國傳統的花鳥畫大相徑庭。劉天憐,一位1987年出生的年輕女畫家,畢業于廣州美術學院,她有扎實的造型訓練和嫻熟的筆墨功底,但她沒有因襲和迷戀傳統的路數,而是在尊重傳統筆法的基礎上,強調了作品的裝飾性和構成意義。她試圖將勾線、設色、構圖甚至意象等觀念從自身的角色和功用中解脫出來,借助它們之間的關系,點和線、疏與密、靜與動、黑與白、圓與三角、具象與抽象等等,在傳統與現代的交叉點上,獲取一個新的空間和時間的可能性。在她作品的幾個最典型的布局中,水管與魚、方塊與鳥、格子與植物,還有那個神秘的盒子……這些帶有點線方圓幾何意義的構成和似互不搭界的意象組合,讓我們產生一種陌生化的美感和驚異。那個連畫家自己也無法解釋的神秘盒子,在我看來更像是她畫面空間之內的另一度空間。從這一點上來看,劉天憐的作品又具有某種超現實主義的預設。當很多年輕的工筆畫家在不遺余力地追求超高清寫真、試圖最大限度地接近所描摹對象的肌理與質地的時候,劉天憐卻悄悄地與他們拉開距離,在二維的平面中,利用濃重而又鮮明的色彩、裝飾性的疊層平涂,以及幾何化的抽象和拼貼,表現了花草、蟲魚、鳥獸在宇宙萬物的存在中所處的神奇而又辯證的關聯。借用齊澤克的概念,劉天憐的作品所關注的不是我們肉眼所能看到的庸俗化了的“實在界”,而是我們必須用想象與理性創造的“象征界”。它是畫家童年愿望的延伸,也是畫家對自然與社會秩序的一種概括和思考。視覺給了我們觀看現實的本能,卻常常遮蔽我們穿透事物表象的能力。西方哲學家利用“凝視”理論,將觀看行為賦予了鏡像式的互為主體或互為他者的轉換,以便讓我們更深刻地考察和解釋我們所置身的復雜而多元的世界。回到劉天憐的作品,常常讓我產生一種錯覺,就如同兒時看到的迷宮多維圖案,那種精密、繁復的結構,重疊的色彩和交錯的映像,要求體驗者必須緊緊盯住畫面,直到你視覺的焦點慢慢分散、迷蒙,隨后突然間轉化成一個奇異的多維化的幻境,它讓我們震驚的同時,也發現了觀看世界的另一種角度和通道。這大概就是我們從童年開始便試圖尋找的所謂“奇觀”,也是劉天憐作品給我最直接的感受。
從西方藝術史的角度來反觀劉天憐的作品,我不時會發現亨利·盧梭式的稚拙而神秘的空間感。比如她的最新作品《勿聽,勿看,勿言》,畫面整體由葉子與花朵交織纏繞,人物姿態稚氣天真,多種色調的藍色和綠色營造了一種縱深感,富于節奏韻律的圖案和鮮明的色彩,強化了作品中夢一般的童話景觀。而古斯塔夫·克里姆特的絢麗而又奢華的裝飾性,在她的繪畫語言中也能找到某些根據。這或許與我過于偏愛兩位西方大師的作品有關,我無法斷定二者對劉天憐創作的實際影響,但是我隱約感到大師的藝術之光無形地投射在她作品之上。
魚、鳥、鹿、狗、馬無疑是劉天憐作品的重要符號。這些符號在中國傳統文化中具有特殊的寓意,比如吉祥、富足、愛情、忠誠等等。但是劉天憐巧妙地將之轉換成了非傳統符號,比如金龍魚、斑點狗、大嘴鳥、長頸鹿,還有非洲的斑馬等等,使那些在中國傳統花鳥畫中早已變得陳詞濫調的形態獲得了嶄新的意象和陌生化的效果。
記得在“奇幻世界:劉天憐花鳥作品展”上,有人談到了花鳥畫家如何介入當代社會的問題。她的最新作品《勿聽,勿看,勿言》或許就是對這一問題的最好解答。總結劉天憐這幾年的創作,我以為,她的畫是轉入內心的創作。喧囂的外部現實越來越變得失去了美感,數字化讓我們陷入比本雅明所描述的機械復制時代更廉價的現實,所以我們必須找尋或者建立一種新的現實與之對立,這個現實其實就是我們的內心,一個依托想象的空間,這個空間比任何現實更為廣闊深遠,也更強大,因為它就是雨果所說的心靈的宇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