祝勇：寫故宮，所有戲說都是胡說

　　作家祝勇，起初是反抗傳統散文的“新散文”干將；其后，他轉身做起紀錄片，主創歷史紀錄片多部，為《辛亥》、《1405，鄭和下西洋》、《利瑪竇：巖中花樹》等大型紀錄片做總撰稿。2011年，他進入故宮，成為故宮博物院故宮學研究所的一員。

　　無論是寫古建筑還是故宮珍品，祝勇的寫作始終圍繞歷史背后的人事細細展開。繼《故宮的風花雪月》之后，他即將推出新作《故宮的隱秘角落》，繼續身處歷史現場、潛心文化散文的探索。

　　今年是故宮博物院成立90年，祝勇的部分新作品也將一一面世。借此機會，羊城晚報記者對他進行了專訪。

　　故宮也是人生活的地方，只不過居民是一些特殊的人

　　羊城晚報：最近出版的《故宮記》中收錄了你關于中國古建筑的散文，你在序言中寫道：“建筑不只是建筑本身，更是大地上生長出的精神植物。”凸顯建筑的精神內涵，這好像是你寫作中一以貫之的風格？

　　祝勇：每看到一幢古建筑，我的心里都會升起一種異樣的感情。我會想到曾經在里面住過人，在里面流過的歲月。在我心里，建筑是時光的容器，也是情感的容器，不論是像故宮這樣恢弘壯麗的皇家建筑，還是我們每個人的生活場，都是這樣。

　　我生長在東北沈陽的一幢日式小洋樓里，小小的三層樓，住了幾戶人家。進門后，是窄窄的木制樓梯，小時候，我常在那陡陡的木樓梯上爬來爬去。很多年后回到沈陽，我很想再去看看那座小洋樓，重新踏上木樓梯。但遺憾的是，那座小洋樓連同周圍的一片民國建筑，都早已被鏟平了，原地蓋起一座高樓。我的心里空蕩蕩的，好像自己的回憶之路都被鏟斷了，我變成了一個來路不明的人。所以我很理解寫過《城南舊事》的林海音不愿意再回北京的那種感受——城墻都被拆了，還回來干什么呢？

　　人們常說建筑是凝固的音樂，這話被說濫了，但我仍然覺得它很準確。因為建筑會煽動起一個人的感情，是每個人內心的一部分。有一次與作家寧肯談西藏，他說布達拉宮像架在高山頂上的一臺鋼琴，這話一下就觸動了我，沒有比這更凝煉的表達了。 

　　羊城晚報：所以你筆下的故宮也是充滿人情的。

　　祝勇：對，故宮也一樣。它威嚴、壯麗，讓人望而生畏，但它也是人生活的地方，只不過它的居民是一些特殊的人而已。無論皇帝、嬪妃，還是太監、宮女，他們也都是人，會喘氣，有情感，所以我寫作的一個重要出發點，就是把歷史人物當人看。他們在宮殿里經歷過一遍遍的春秋，人世的滄桑、國家的興滅，都被建筑所見證。所謂“雕欄玉砌應猶在，只是朱顏改”，所謂“無限江山，別時容易見時難”，或許只有面對浩大的宮殿，才能真正理解這樣的喟嘆。所以，對建筑的書寫與研究，不僅僅是建筑學的事，也是歷史學、文學的事，因為建筑的內涵太豐富、太復雜，它牽動歷史，牽動情感。

　　羊城晚報：“祝勇文化筆記”系列中的《再見，老房子》、《北京：中軸線上的都城》等文章，都可見你不拘一格地將建筑、空間、歷史等等凝聚于筆端，這也是你所說的“跨文體寫作”實踐嗎？

　　祝勇：這些寫作，都是“跨文體寫作”，不僅需要文學寫作的能力，更需要一個綜合的知識結構，比如對歷史、建筑、民俗、藝術等的了解，它需要綜合能力。現在許多作家知識面太窄，只會編故事，而許多學者只會用學術八股寫文章，都有局限性。能跨越二者，并不容易。

　　阿房宮未央宮大明宮都不存在了，所幸我能守著一個紫禁城

　　羊城晚報：解讀故宮所藏書畫作品的文章很多，你的解讀方式有何不同？

　　祝勇：《故宮的風花雪月》這本書中涉及的藝術品都是經典性的，像王羲之《蘭亭序》、顧閎中《韓熙載夜宴圖》、張擇端《清明上河圖》等。這些藝術珍品不過是我透視歷史的一個“視窗”，從那一扇扇美輪美奐的窗子望出去，我看到的是各種歷史事件中錯綜復雜的互動關系，看到個人與時代的糾結以及復雜的人性。

　　一切歷史，歸根結底都是人的歷史，建筑史、藝術史都不例外。像我書中寫到的王羲之、顧閎中、張擇端、宋徽宗、倪瓚、唐寅等，我們今天能夠看到的，僅僅是他們的作品。他們留在紙頁上的傳奇，但它們僅僅是作為他們人生和命運的結果出現的，他們的人生與情感過程隱匿在時光中，我們看不見了。因此，我要用自己的書寫，填補這缺失的部分，當然，要有根據，要從眾多的史料和研究中尋找蛛絲馬跡。

　　羊城晚報：2011年你進入故宮，成為故宮博物院故宮學研究所的一員，故宮學是一門怎樣的學問？

　　祝勇：故宮學就是以故宮為研究對象的一門學問，這個概念是由我們前任院長鄭欣淼先生在2003年提出的。但故宮學的研究不是從2003年才開始的，早在1924年溥儀出宮以后，特別是1925年故宮博物院成立以后，北京學術界就開始對故宮(紫禁城)的研究了。

　　故宮學的研究范圍大致可分為六個方面：紫禁城宮殿建筑群，文物典藏，宮廷歷史文化遺存，明清檔案，清宮典籍，故宮博物院的歷史。我個人感興趣的是其中的第一、二、六項，即故宮的建筑歷史、文物(主要是書畫)，還有故宮博物院自1925年至今的歷史。

　　沒想到，故宮文創產品的銷售收入已經超過門票

　　羊城晚報：雖然大眾對故宮的關注度一直很高，但很多人其實并不明白故宮的內涵，是否需要更通俗的一些普及工作？故宮文創產品近年來很火，你怎么看待這個現象？

　　祝勇：這正說明了轉換表達方式的重要性。“說什么”很重要，但有時“怎么說”更重要。同樣的內容，表達方式不同，效果大不一樣。中國的博物館，歷來喜歡板著臉，一副教訓人的模樣，拒人于千里之外，老百姓自然也不會去親近它。我們有那么多的“愛國主義教育基地”，但老百姓不愛看，又能去教育誰呢？中國博物館與西方的差距，一是研究水平的差距，一是普及方式的差距。像《達芬奇密碼》、《博物館奇妙夜》這些好萊塢電影，實際上是對法國盧浮宮、美國大都會博物館最好的宣傳和普及。

　　在普及方面，這兩年故宮做了很多大膽的嘗試，包括《胤禛美人圖》、《韓熙載夜宴圖》的APP、《皇帝的一天》iPad應用、“微故宮”的微博等等，數字故宮館也將在端門城樓上建成，讓游客在進入故宮前先感受一番視聽震撼。故宮北院也將興建，屆時，一些在紫禁城里長期得不到展陳的大型文物，像家具、巨幅繪畫等，不僅有了公開展示的場地，文物修復的過程也可以被觀看。而且，故宮北院還可能在夜里開放，讓游客有更多時間選擇。

　　還有最近吸引人們極大關注的故宮文創產品也火得很。比如說，《故宮日歷》去年甚至出現給現金也買不到的情況；還有在網上大熱的朝珠耳機、故宮頂戴花翎官帽傘、“朕就是這樣漢子”的折扇等等，這些故宮文創產品銷售收入已經超過了門票收入。這一點許多人想不到，連我自己也沒想到！

　　單霽翔院長曾說過，此前推出“雍正萌萌噠”系列圖片，讓威嚴的皇帝比起剪刀手，曾擔心被批“褻瀆歷史”，沒想到贏得贊聲一片，這讓我們的團隊有了底氣。 

　　羊城晚報：進入故宮博物院后，在寫作上你有何新計劃？

　　祝勇：剛才說到我即將出版一本新書《故宮的隱秘角落》，牛津大學出版社先出版繁體字版，大陸簡體字版也將出版。未來十年，我除了繼續關注故宮里藝術藏品，還會詳細挖掘故宮博物院自身的歷史。自1925年以來，故宮博物院同樣承載了太多的歷史滄桑、人事沉浮。盡管皇權時代不再，但故宮博物院始終處在20世紀中國歷史的風口浪尖，任何一個歷史的風吹草動，都會在這座深宮里掀起波瀾。也可以說，故宮是觀察20世紀中國歷史風云的一個特殊角度、特殊舞臺。隨著當事人相繼老去、過世，如果再不挖掘，這段歷史也將湮沒無聞。

　　再過10年，2025年故宮博物院將迎來建院一百周年，那時我還沒有退休，希望屆時我會完成這個計劃，作為給故宮的百歲生日禮物。

　　文人論史、編劇寫戲都必須追求學科素養

　　羊城晚報：從廣義上來說，你以故宮為題材的寫作，也能夠囊括到你的“歷史寫作”中嗎？如何將“文學”和“歷史”相結合的書寫方式才最恰切？

　　祝勇：剛才說到故宮博物院成立90年來，出現了許多學術大家，為故宮學的發展奠定堅實基礎，但是對故宮文化的表述應該有多種方式，學術只是其中的一種。

　　我寫了很多年文學作品，博士專業念的是藝術學，我一直在尋找屬于我自己的表達方式，就是前面說過的“綜合寫作”，不僅試圖打通歷史與文學，而且試圖打通文字和影像，比如紀錄片。我希望這種表達方式是貼合故宮也貼近讀者的。對于讀者和游客來說，故宮是個神秘的存在，他們渴望了解故宮，了解建筑和文物背后的歷史滄桑，卻看不懂那些艱深的學術論文。因此，對故宮歷史和文化的表述，需要轉換方式，當然，這種轉換是以專業性為基礎的，不能戲說，在我看來，所有戲說都是胡說。

　　羊城晚報：總有人對文人論史有偏見，認為浮華縹緲，缺乏扎實基本功，靠文采掩蓋不夠牢靠的底子，你怎么看待這樣的聲音？

　　祝勇：其實文人論史也需要一定專業性，也需要像歷史學家一樣長期沉潛史料，這樣才可能有新發現。也許是找到新線索，也可能是從新的角度對舊有線索進行重新認識，就像在《故宮的風花雪月》中，我寫了一些故宮收藏的古代書畫經典。對于它們，發現新的線索幾乎已不可能，我的寫作重點就放在重新闡釋上，以文學的方式表達自己的見解，同樣會產生懸念。總之，文人寫歷史，不能外行，也不能人云亦云，必須發出自己的聲音，這種聲音不是“歪批三國”，專業性是基礎。

　　這種專業性，最能體現作家的“綜合寫作”素養。我曾經專門寫文章，以聚斯金德《香水》、麥家《暗算》為例，談過“專業性”的問題。有人說，現在學科分工越來越細，早已不是出“百科全書式”的大師的時代了。其實，一個文學寫作者對某一行業的深入了解，在西方是十分普遍的。熟悉美劇的人都知道《絕命毒師》，雖然只是一部情節劇，但里面表現的超凡的化學知識，實在令人瞠目結舌。假如我們將美劇《實習醫生格蕾》與國產劇《青年醫生》、將英劇《神探夏洛克》與國產劇《重案六組》放在一起比較，就會知道中國編劇的學科素養是多么低下，盡管《重案六組》在國產劇里已經算是“優質品”。

　　確實有很多文人寫作態度不嚴謹，認為“天下文章一大抄”，尤其是對歷史的書寫，不過是史料的堆砌，毫無個人視角，這樣的作品，價值為零。黨史研究專家楊奎松先生曾說：“不講規矩，不顧深淺，拿激情議論來代替客觀扎實的學術研究，把立論建立在種種錯抄誤讀的歷史資料和歷史真實的基礎上，怕是如同把漂亮的建筑建在沙堆上一樣，既經不起推敲、驗證，也難有任何持久的生命力。”“用這種方法寫書，實在誤己誤人誤社會。”我深以為然。

　　羊城晚報：你曾經為不少大型紀錄片擔任總撰稿，在接下來的日子里，還會有關于紀錄片的工作計劃嗎？是否會有關于故宮的紀錄片出來？

　　祝勇：今年將有一部26集歷史紀錄片在央視紀錄頻道播出，叫《歷史的拐點》，其中關于甲午戰爭的部分，我們專門去了日本搜集史料和進行拍攝。今后我將要寫的關于故宮的作品，都會以紀錄片的形式表現出來。

　　祝勇，作家、學者、藝術學博士，曾任美國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駐校藝術家。已出版主要作品有：《血朝廷》、《紙天堂》、《辛亥年》、《故宮的風花雪月》等。曾主創歷史紀錄片多部，代表作：《辛亥》。先后榮獲中國電視星光獎、金鷹獎等諸多影視獎項。

　　祝勇眼中的故宮

　　和故宮朝夕相處，對我來說，它已經成了一個生命體，我能體會到它的呼吸、節律，乃至情感。我的工作地點，在故宮西北角，也就是西北角樓下的一個兩進四合院內，那些曾經是紫禁城的城隍廟，“文革”時“破四舊”，把廟里的城隍像砸了，現在成了故宮研究院的所在地。

　　假如是在春天，我離開研究院時，鎖上古舊木門，然后沿著紅墻，從英華殿、壽安宮、壽康宮、慈寧花園的西墻外，一路北走。還沒走到武英殿和西華門，在慈寧花園和武英殿之間、原來屬于內務府的那片空場上，向東望去，就會看見三大殿側面、金色的戧脊上，夕陽的余暉無比明亮。我想很少有人會在這樣的時刻、從這樣的角度去看三大殿，心里會升起無限的幸福感。

　　假如是在冬天，天黑得早，我下班還是走那條路，卻是要穿過黑暗中的宮殿了。若站在相同的位置上看三大殿的側面，我會看到“莊嚴的三大殿就如一個縱向排列的艦隊，依次沉入暮色的底部”——這是我今年將要出版的《故宮的隱秘角落》序言里寫的話。花開花落、燕去燕來，我的生命，和宮殿的寒暑聯系在一起，這是一個歷史書寫者的幸福。阿房宮、未央宮、大明宮都不存在了，所幸，我能守著一個紫禁城，它帶給我無限的表達沖動，也給我無限的靈感。我覺得我不只是在研究故宮，在我心里，故宮是一個飽經憂患的生命，我在用自己的心，體會它的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