溫情的悲劇言說——評話劇《臺北上午零時》

　　近日在北京國家大劇院進行大陸首演的話劇《臺北上午零時》堪稱現代臺灣人的心靈寫照。該劇通過兩代人的悲歡離合，構成了一種生存溫情的悲劇言說。劇中彌漫著憂郁哀傷的情緒，恰是來自臺灣民眾內心難以言傳的文化心理與情感模式。地理上的孤懸，歷次的屈辱與抗爭，多種文化的交融交鋒，島內不斷的紛爭與動蕩，造就了臺灣人特殊的心理特點：心靈上的落寞很難通過身份的認同獲得充實，只能從對現實生活和情感的體認中得到些許慰藉。因此，現實中瑣屑幸福成了生活的本真內容與價值。這種特殊的文化心理具體在《臺北上午零時》中，就鑄成了兩層悲劇內涵：鐵工廠老板曾有樸素的正義感和對“美好”的執著，但在現實生活的極度焦灼不安中變成了潑皮無賴；阿秀曾是柔弱卻能給人以情感寄托的女孩，最終卻變成了煩躁潑辣的老板娘。而年輕一代希望青春美好一些的時候，生活的壓力再次將他們逼上了鐵工廠老板夫妻當年的舊路。不論人們如何掙扎，生活仿佛是一個魔咒，不斷重復循環著。個體生命被迫向時代洪流屈服，生活自身的集體無意識無情地擊碎了每一個感性生命的夢想。

　　該劇的第二層悲劇內涵更感人。在飛速發展的現代社會，兩三代人命運軌跡的輪回，無疑是對社會的戲謔與嘲諷。無論是阿榮的殺人行為，還是他和妻子之間的心靈隔閡，都印證著他是鐵工廠老板的復制。當終場將近，阿玲的兒子上場，這種“復制”在戲劇中再一次被揭示出來。鐵工廠老板飽受生活的壓抑，成了“異化”的殉難者，但同時也是下一代苦痛的制造者。他所代表的“異化”不論遭到怎樣的反抗，始終主導著現實生活；人們看不到盡頭，只有通過選擇對人情人性的回歸，才能獲得心靈的溫暖。

　　在《臺北上午零時》中，劇作的戲劇結構細膩緊湊，完整合理，尤其是伏筆的運用和意味的積累，巧妙且韻味悠長。三個男主人公在憧憬美好未來、各訴心曲時做出了不同的人生決斷，其后體驗了不同的生命歷程，卻獲得了相同的價值歸宿，反映的是深層文化對不同人格的微妙整合。阿榮所代表的是對感性生命的極端執著，卻因為這種執著而忽視了身邊朋友的心意，阿嘉也因此受傷，不幸隨之而來。阿生則是理性的代表，對自我的隱忍克制，使人生決斷總與心中的祈望背道而馳，他沒能成就最初的愿景，而是成為記者，從職業到心靈都終生漂泊無定。只有阿嘉，連被打破了頭都不反抗的人，卻能夠正視本心，從容堅守，在生活的屈辱中積攢起點滴幸福，在心靈上獲得安寧。因此，尾聲處，阿榮、阿生、阿玲坐在一起，而阿嘉則隱而不現，其意味是戲劇情感向阿嘉所代表的中國傳統文化心理與情感模式的回歸。故事結束了，悲劇情緒也隨之消散，人們獲得的是對生活本質的透徹領悟。在一定意義上說，正是在這種悲劇言說中，生命的溫情得到了洗禮和升華。

　　沒有精神的故鄉，卻要堅定地活下去，還要用溫情來使人情人性和社會現實得到改變，一點點地美好起來。這是溫情的力量，也是《臺北上午零時》的藝術魅力所在。

　　(作者為中國藝術研究院戲曲所博士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