農村題材呼喚更多“良心劇”(范詠戈)

　　漫畫 　　徐鵬飛

　　藝術虛構的最高形式是人物。要想塑造出新的農村人物，就要書寫真正農村的想象、農民的想象，而不是想象的農村、想象的農民，這樣才能做到為農民立傳，替時代留影

　　“三農”問題密切聯系著中國改革開放的進程與成就，農村新面貌、農民新形象無疑是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中國夢歷程中不可忽視的重要方面。在這樣利好的制播環境下，《我的土地我的家》《長白山下我的家》《陽光路上》《小麥進城》《馬向陽下鄉記》等一批被業界稱為“良心劇”的農村題材影視劇作品，不僅在觀眾中獲得良好口碑，在市場上也取得了不俗的成績。

　　但是，在解讀農村利好政策、傳播主流價值的同時，如何進一步捕捉并反映嶄新的農村生活，挖掘鄉村社會改革的現實矛盾，反映當代農民的心靈變遷，農村題材影視劇還有繼續提升的空間。放眼影視劇創作的整體環境，近幾年，包括都市、青春、情感、軍事等在內的影視題材，不斷強化各自的類型特色，鞏固自身優勢，也給農村題材帶來了壓力與挑戰。與其他類型的影視劇相比，農村題材創作在新形勢下如何升級換代、創新發展，如何在發揮觀眾基礎好、取材廣泛的既有優勢的同時，加強現實針對性，拓展藝術視野，吸引并培育更多元的觀眾群，出精品，出力作，已經成為無法回避的重要課題。可以說，無論是農村現實還是創作現實，都在呼喚更多農村題材“良心劇”的涌現。

　　創作農村題材“良心劇”，首先要正視并正確反映農村的新氣象、新矛盾。我們處在快速城市化的歷史變遷中，建設新農村是城市化進程中的必然一環。如何對城市化進程中的中國農村與未來理想中的中國農村進行影像化表達，成為影視劇創作的難題和弱項。不避現實的“骨感”才能構筑藝術理想的“豐滿”。城市化進程中出現的新情況、新問題，構成今天農村的新現實，應該敏銳地加以捕捉。不論是《小麥進城》還是《我的土地我的家》，都因大膽表現了農民對土地的復雜態度而受到觀眾青睞。《馬向陽下鄉記》用輕喜劇的形式展現農村現狀和人們對于農村發展的理想，通過一個城市公務員到大槐樹村任職的故事，揭示了留守群體、“空心村”、農村基層自治等現實矛盾。城里高樓機關中的干部對這些矛盾知之甚少，解決起來也就束手無策，村里的會計梁守業卻一語中的：村上現在的狀況是“盼致富，無思路；想致富，無技術；求致富，無門路”。真實的農村現狀和農村發展過程中存在的矛盾，得到精辟的總結和生動的再現。這些“良心劇”直面現實，不是一味地煽情、苦情，也摒棄了為搞笑而搞笑、不惜把農民低俗化甚至惡俗化的傾向，因而不僅農村人愛看，城里人包括80后、90后都在“追劇”。

　　創作農村題材“良心劇”，還要努力塑造新的農民形象。從藝術規律上講，藝術虛構的最高形式是人物。因為只有人物才能集中寄寓審美理想、體現價值判斷，并對觀眾曉之以理、動之以情。近年來，優秀農村題材影視劇努力塑造了一大批讓人記憶深刻的人物形象，如徐大地、小麥、田野、馬蓮、楊葉青等，這些普普通通的鄉村人物如同他們的名字一樣，從里到外散發著泥土的芳香。《希望的田野》中的鄉鎮黨委書記徐大地，雖然脾氣不大好，工作時也會耍點小“詭計”，但他身上更多表現出的是一個優秀黨員基層干部為公為民、吃苦耐勞的品質。《圣水湖畔》中的馬蓮，嗓門大，心眼好，潑辣能干，思想超前，可看做是新時期的“李雙雙”。《馬向陽下鄉記》中的馬向陽，則以一個城里人的身份實心實意為農民說話、辦事。和一些概念化、臉譜化的農民形象相比，他們是性格飽滿、鮮活生動的“這一個”，“不像是‘人物’，更像是‘農民’”。他們樂觀豁達、有情有義，雖枝杈橫生，但主干向上。正如有的創作者所言，要寫好農民形象，就要書寫農村的想象、農民的想象，而不是想象的農村、想象的農民。這樣的農民形象才能為農民立傳，替時代留影。

　　創作農村題材“良心劇”，還要從一開始就朝著精品的方向努力。精品不應只屬于那些“高大上”的創作，聚焦小人物、表現基層生活的農村劇同樣能出精品。關鍵是通過好的策劃吸引好的編劇，通過好的劇本吸引好的演員。僅靠明星效應是不夠的，農村題材精品還體現在場景、畫面、色彩等形式的考究上。“詩”一樣的圣水湖，“畫”一樣的插樹嶺，黑土地、黃土地、東北風、西北風……“土”并“時尚”著，提供令人神往、令人陶醉的視聽享受，這樣的農村劇才算真正有“誠意”。

　　擁有9億人口的廣闊農村，是中國影視劇不應忽視的沃土，農村題材影視劇有著巨大的題材潛力和市場前景。創作出更多不僅得到廣大農民群眾認可，也獲得都市人群情感共鳴的農村題材“良心劇”，國產影視劇大放異彩方可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