霍俊明：“草根詩人”引發了什么

霍俊明在研討會上發言

　　多年來人們已經習慣了“詩歌”與“大眾”之間的平行或天然的疏離關系，但是一旦詩歌和“大眾”發生關聯，往往就會成為一種噱頭、娛樂事件、新聞爆點，這又進一步使得詩歌在公眾那里缺乏公信力。而公共生活、個人生活以及寫作的精神生活給我們提供的是一個常說常新的話題——詩人如何站在生活的面前？一首詩歌和私人生活、時代現實之間是什么關系？

　　隨著自媒體以及大眾化影像平臺的參與，“由下而上”詩歌的傳播范圍和速度超越了以往任何時代。媒體更多的時候所關注的不是詩歌自身的成色和藝術水準，而是將之視為一場能引起人們“圍觀”的社會事件。時下媒體對草根詩人的“形象塑造”是值得進一步甄別與反思的，一定程度上，社會和大眾需要什么樣的詩人，就有什么樣的詩人會被“塑造”出來。反過來，如果一些詩人沒有特殊的社會身份、悲劇命運以及能夠被新聞媒體轉換為點擊率的文化資本，他們何以能夠在一夜之間傳遍整個中國？而與之相對的，一些常年默默寫作的詩人仍然處于被公眾和社會認知的“黑暗期”。

　　圍繞著余秀華等“草根詩人”所生發的各種觀點、立場不僅顯示了移動自媒體時代詩歌在生產、傳播、接受和評價等方面的新變，而且也揭示了不同階層的人通過這些來自社會底層的詩人所顯現的對社會和人生的不同理解。人們爭相關注的并不是詩歌本身，而更多是詩人身份、苦難命運以及底層的生存現狀。如果這種身份和相應的生活經驗能夠被轉換為真正意義上的詩歌“知識”則是有益的，如果這種身份只是成為社會和新聞學意義上討論的熱點或者噱頭就得不償失了。

　　幾十萬甚至上百萬之眾的“非專業”詩歌寫作群體，確實構成了新世紀以來詩歌新生態。這種自發的、原生的直接與生命體驗相關的“大眾寫作”有別于以往的學院派、民間派和知識分子等“專業詩人”的寫作美學。那么，這些“非專業詩人”是否提供了不同的“文學經驗”和“美學的發現性”呢？進入新世紀以來，以“草根詩人”現象為代表詩人與現實之間的緊密關系使得詩歌的現實感、人文關懷、及物性都得到了很大程度的提升。他們直接以詩歌和生命體驗對話，有痛感，真實、具體，是真正意義上的“命運之詩”。但是，這種日常現實寫作的熱情也伴隨著局限，很多詩人沒有注意到日常現實轉換為詩歌現實的難度，與此同時，過于明顯的題材化、倫理化、道德化和新聞化也使得詩歌的思想深度、想象力和提升能力受到挑戰。這不是建立于個體主體性和感受力基礎之上的“靈魂的激蕩”，而是淪為了“記錄表皮疼痛的日記”。很多詩人寫作現實的時候缺乏必要的轉換、過濾、變形和提升的能力，他們大抵忘記了日常現實和詩歌“現實感”之間的差別。

　　全民狂歡式的熱議在魚龍混雜、泥沙俱下的同時也一定程度上讓我們重新理解詩歌批評的多元化、公信力以及標準和底線。圍繞著“草根詩人”的“專業批評”、“媒體批評”、“大眾批評”之間出現的差異甚至矛盾，顯現了文學批評生態亟需矯正和引導。對于大眾如此熱議的“邊緣文體”需要審慎分析，不要急于肯定或否定。確實，很多“草根詩人”的詩歌更容易被大眾所理解和接受，當然一些詩歌中所體現的私人生活、隱秘情感和社會身份也滿足了大眾的窺私欲望。很少有人真正靜下心來閱讀這些詩作，而更多熱衷于評判和發言，看客心理、圍觀意識、獵奇心態，窺私欲望都在草根詩人現象甚至文化事件中得以上演，這并非是真正意義對詩人和詩歌的尊重。在媒體上，顯然，詩歌之外的部分被放大了，比如余秀華被貼上的“腦癱”、“農婦”、“底層”的標簽，成為了“新聞標題黨”的興奮點。

　　草根詩人現象所引發的問題和值得反思的地方很多。如何維護詩歌和詩人的尊嚴，如何引導為人民抒寫、為人民抒情、為人民抒懷，而不是淪為娛樂、狂歡和消費的事件已經成為當下中國文學新生態中亟待解決的問題。評價草根詩人等文學現象需要歷史的、美學的、藝術的和人民性的觀點相融合，而不是斷然割裂并在一點上極端放大。歷史上被銘記的詩人往往既具有美學的創造性和歷史的重要性、時代的發現性。無論在哪個時代，不管出現多么轟轟烈烈的詩歌運動、詩歌事件和大張旗鼓的詩歌活動，最終留下來的只有詩歌文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