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清華：草根詩歌是這個時代的痕跡

張清華在研討會上發言

　　對于詩歌寫作中的草根現象這樣一個言不及義、易于引發歧義的話題區間，任何談論都要小心翼翼。

　　首先是關于詩人的身份問題。在中國的詩歌傳統中，詩歷來分為兩類，馮夢龍《序山歌》中說，“書契以來，代有歌謠，太史所陳，并稱風雅”。風和雅，是詩歌的兩個大類；自然寫作者也就有兩個身份——文人、人民。文人當然也是人民，但由于他們寫作的專業性和個人性，就常被看做是一個單獨的群體了。文人寫作通常體現了寫作的專業性與難度，也體現了個人的性格與襟懷，情感與意緒，風格通常是比較典雅或高級的。“人民”更多是指一般底層的或草根的民眾，“沉默的大多數”的部分，既然是“沉默”的，自然是無須寫作的。但人民有時候也會興之所至地“寫”一點，《詩經》中大部分的作品——至少是《國風》中的大部分，從風格和口吻上看，就是屬于民歌的。民歌的作者當然是無名的草根族。馮夢龍說，“但有假詩文，無假山歌。”可見民歌的根本在于“真”。

　　民歌被壓抑的狀態其實是一直存在的，雖然我們口口聲聲說“貼近群眾、貼近現實”，但人民一旦寫作，就會感到驚詫，就會受不了。最近，草根詩歌引起了媒體和大眾讀者的熱烈討論，提出各種看似煞有介事的問題，其實都說明了大家對于人民寫作的不習慣。從上世紀50年代到70年代，民歌其實也不存在，《紅旗歌謠》是民歌嗎？很多情況下是文人假代了人民的口吻去寫作，人民最終還是沉默的。

　　余秀華的作品體現了一個底層的書寫者的本色，當她寫出“穿越大半個中國去睡你”的時候，大家就開始受不了，覺得要改成“穿越大半個中國去愛你”。意思當然是一樣的，但卻不是一首詩了。“睡你”是民歌的表達方法，“愛你”是文人的表達方法，而我們卻非要把民歌的元素徹底抽掉，這當然是不符合“貼近群眾、貼近生活”的。

　　其次是草根詩歌的倫理問題。這個問題討論了10年了，我認為，這個問題有兩個層面：一是作為“公共倫理”或者社會話題，底層寫作應該值得我們熱烈討論，因為人民實在是太苦了——現在當然好得多了，十幾年前，中國的礦難數字比全世界的總和還要多，類似“富士康的十五跳”那樣的事情也才過去五六年，地方政府對這件事情至今有沒有調查和交代，誰也不清楚。這種情況下，沉默的大多數還有辦法沉默嗎？他們等不得了，本來輕易不會寫作的，但他們終于寫作了，這種情況下，我認為文學已經算不得一回事了，比起社會公共倫理來，比起人民的生命、生存來，文學算什么？別計較人家寫得怎么樣，你寫得好，能夠給人民一個公平嗎，能解決生存的問題嗎？在那種情況下，作為一個有社會倫理關懷的寫作者，就應該讓所有的問題退居其次。

　　但是另一方面，寫作就是文學問題。我們仍然會尋找那些底層寫作中更感人的、寫得更好的作品。鄭小瓊就是這樣被發現和被重視的，余秀華和更多的寫作者如今之所以被專業的批評家和詩人們關注，也是因為她寫得比較好——將他們與一流的詩人相比較是沒有必要的，但與一般的詩人比，與我們對于一個不錯的寫作者的期許比，余秀華等人寫得還是不錯的。他們的詩歌有質感、有痛感，有一些專業性。另外，從重要性上看，我甚至覺得，余秀華的詩歌比一個專業性更好的詩人的作品要重要得多，因為她更能夠成為這個“時代的痕跡”。

　　關于草根詩歌中的美學問題則更復雜。在今天，草根詩歌首先表現出一個共性，即“泛反諷性”——這是我的一個命名。泛反諷，首先是說反諷的廣泛存在，這是一種普遍的原則，在今天的社會語境中、文學場中、傳播情境中，鄭重地抒情或者敘事常常是不合時宜的。一些文人詩歌寫得太“緊”，太雅，所以不夠有活力，因此很難在現在這樣的時代中吸引讀者。其次，泛反諷的意思是它“暗自存在”，或隱或顯，并不那么明顯，不易覺察，但仔細體味會感受到它的存在。余秀華的詩就是如此，我體會到了她作品中固有的悲愴、孤單，固有的堅韌，但是她用的是略帶反諷的表達，淡淡地、故意輕松地、略顯詼諧地表達。這種表達方式讓讀者在感受到的時候又覺得適度，可以接受。這是余秀華詩歌寫作的一個秘密。

　　此外，網絡世界有一套特殊的環境屬性，比如隱身、面具、虛擬、狂歡，這樣的世界給詩歌帶來了一種新的表達風格，一種帶有簡明化、詼諧性、一次性、力度感的表達，如果不是，就會被淹沒。這使得每一個詩歌寫作者都不得不考慮語言表達的策略——聳人聽聞勝過發人深省，引人入勝勝過居高臨下。

　　還有身份的驗證、見證的問題。“腦癱詩人”成為一個媒體化的標簽，但我很懷疑這種說法，有這樣的腦癱患者的智力嗎？多少健康的人都是“腦殘”，而余秀華卻完全可以以一個普通和常態的詩人的角度去看她——她的詩歌表現出比較專業的素養。同時，我們也可以用生存的艱辛與痛苦去見證性地理解這些詩，為她也擁有那么好的愛情而感動、而百感交集。我們會因此多一份感動，這就是我所說的“上帝的詩學”，上帝如果讀詩，他一定是知人論事的，一定是將詩歌與人一起來考量的，一定會給予更多的公正，更多的體恤，因為他是上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