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鏢門》看“忠信”的現代性轉化

電視劇《鏢門》海報。 資料圖片

　　電視連續劇《鏢門》聚焦中國傳統的走鏢護鏢行業，歌頌中華民族的俠義精神。但如果《鏢門》只表現出這樣的內涵，則和眾多武俠影視劇沒有區別。在我看來，這部電視連續劇最令人稱道的是它提出了一個宏大命題：曾經存在于傳統社會和古老行當中的價值觀——比如“忠”“信”，在社會轉型中以及古老行業消逝后該如何轉化。

　　《鏢門》一開戲，便是劇中男主角、新任總鏢頭劉安順為維護鏢局的“規矩”而犯了眾怒。曾對劉安順有過教導呵護之恩的老鏢師馬鏢頭為捎帶私貨謀利，私自改變鏢路而被土匪劫了，劉安順為維護“規矩”狠心將馬鏢頭開除，羞愧的馬鏢頭自殺。劉安順一直極力維護行規，不惜將個人得失與安危置之度外，用今天的話來說，這“規矩”就是職業規范。有些是書之于文牘的成文規則，有的則是從業者熟知并遵循的習慣法。中國傳統社會的鏢門規矩當然不是憑空而來的，它是在一定社會條件下為了這個行當長久的穩定的發展，從業者總結出的一套規范。

　　“忠”是鏢門從業者的立身之本。“忠”的本意并非下對上、臣對君那種妾婦式的服從，而是曾子所說的“為人謀”的忠誠態度，即“食人之祿，忠人之事”，這是有社會分工后社會成員之間產生委托關系必須遵循的道德規范。以鏢門為例，鏢局受了客戶的委托走鏢，那么必須盡最大努力維護客戶的利益，即平安地將貨物運到目的地或保護客戶的人身安全，由此便有了一系列的行業規范。“信”對鏢門來說，也是這個行當為了維護客戶利益從而使鏢局長久發展所必須遵循的重要行為規范，可以說和“忠”一體兩面。為了能“忠人之事”，必須取信于江湖。

　　劉安順到北京城創辦分鏢局，初來乍到被同行算計，他出面接待瞎子嶺的二當家路瑤婷。此時正是辛亥年，1906年開始的新官制推行了數年，庚子事變后袁世凱也在京津地區建立了現代意義上警察制度。師法于西方的現代警察對社會的掌控程度以及維持治安能力遠非舊式捕快衙役能比。北京城巡警長賈克木決心打破鏢門與匪幫的共生關系，以抓獲女土匪路瑤婷為突破口而立威。而劉安順必須維護舊有的“規矩”，保住來自家鏢局落腳的路瑤婷。然而世上沒有一成不變的規矩，舊規矩被打破后，新規矩能否建立，建立什么樣的新規矩就至關重要。如果只破不立，或者新與舊之間沒有一種內在繼承邏輯，社會必定混亂。清朝亡了，民國來了，鏢門曾經生存于其中的生態鏈斷了，傳統的鏢行也就衰微直至消失。

　　鏢門不存，但這個社會對安保服務的需求依然存在。誰來代替鏢門？現代社會對整個社會提供安保服務的首先是政府的警察，此種公共服務之外，還有現代安保公司提供差異化服務作補充。個人和企業享受公、私兩種安保服務的質量如何，關鍵在于現代安保服務守“規矩”如何，即從業者的整體職業操守和相關制度的實行情況。現代警察和保安職業操守之衡量標準與舊式鏢門的職業操守核心是一樣的，即“忠”與“信”。如果警察不忠于法律，必然會產生腐敗和瀆職，那么警察乃至司法制度必然失信于民。如果私人保安不忠于雇用他的客戶，他所在的安保公司也會信譽受損，進而被客戶拋棄。

　　傳統鏢門所崇尚的“忠信”與現代公私安保機構所必須秉承的“忠信”，是一脈相通、無法割斷的，所體現的其實是一種契約精神。《鏢門》的獨特之處，正是以鏢門這個獨特行業為視角切入，在對“忠信”這一價值觀念的現代化轉變過程梳理中，傳承弘揚中國傳統文化精神。

　　(作者系影評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