喜劇效果的局限——我看《好大一個家》

　　賀歲檔的喜劇需求和陳佩斯的笑星號召力，使《好大一個家》具備了相當的市場潛力。但這部賣點鮮亮的電視劇，卻沒能火爆。原因何在？筆者以為：

　　《好大一個家》不精彩，在于創作者對陳佩斯的倚重過度。這部作品帶有濃厚的陳佩斯個人色彩，他以身兼編導演的三重身份參與創作，個人價值非常突 出。但這也是該劇的短板所在。影視劇創作的綜合性價值，并不僅在于涉及的行當多，而在于各參與行當都能為最終成果獻計獻策、補遺拾缺。一部影視作品中的編 劇、導演和演員，設若都能從個人經歷和藝術儲備出發，“言室滿室、言堂滿堂”，潤飾角色、豐富情節、改進敘事方式，才能起到眾人拾柴的作用。作品的厚度和 豐富性，首先就在于資源的多樣性。但該劇可謂是一人挖山，其局限性也就非常突出。例言之，從角色的定位來看，唐一品和王大沖都是商人，只不過一個是開發 商、一個是承包商；從角色的功能看，唐一品、王大沖都是李婉華的前夫，而趙迎春的丈夫尤曙光在劇情中段也“被前夫”，一個故事三個前夫，角色的行動難免雷 同。這樣的結果，不能不說是主創職能過于集中的表現。而這并非《好大一個家》的問題，“鄉村愛情”系列同樣有這個問題。

　　《好大一個家》不精彩，在于其對局部的傾心大于對整體的結構。這部作品與其說是長劇，不如說是搞笑集錦。敘事進程推進緩慢，同一段落反復使用， 表演夸張突兀，使該劇帶給觀眾的笑料成了反復的笑料，而反復的笑料是不可笑的。例言之，唐一品和王大沖對李婉華的雙重“糾纏”，不僅在行動上而且在語言上 自始至終都大同小異；唐一品和王大沖的糾葛始終圍繞工程承包合同在轉；齊秀娥督促尤曙光“離婚”、催促尤曙光找李婉華向唐一品要房的橋段都重復用了三四 次。在這種遲滯、少變化的進程中，完全靠角色插科打諢和夸張的形體動作來填充時間，使鬧劇成為劇情主體。這不能不說是受喜劇小品和搞笑段子擅零碎細小、突 出“嘴斗”功夫，而不長于層層推進的敘事風格使然。

　　《好大一個家》不精彩，在于其價值關懷的支離。該劇開篇使用了開發商征地這樣一個具有時代敏感性的話題，來促發觀眾入戲。孫助理闡述的一品鼎盛 拆遷策略——“和諧溝通、幸福拆遷、低調瓦解、高調補償、斗智斗勇、速戰速決”，與現實中拆遷事件的效果形成的反差，確實很有吸引力�？梢哉f“開發商”和 “釘子戶”的矛盾，是該劇開端呈現出的喜劇扣結。拆遷涉及到比較尖銳的“人民內部矛盾”，這本不是輕喜劇擅長的題材。但該劇為了先聲奪人，卻明知山有虎、 還要摸屁股。但開篇后，當拆遷這個涉及到重大利益分配的社會關懷話題被擺出來之后，創作者卻沒有膽量、也沒有能力來處理好這個問題。因而作品開始急劇轉 向，把拉開架勢講述“人民內部矛盾”的故事，改寫為描寫人民內部毛病的故事。于是，作品開始濃墨重彩地把“和諧溝通、幸福拆遷、低調瓦解、高調補償、斗智 斗勇、速戰速決”的拆遷策略，運用到圍繞著李婉華、尤曙光來展開婚姻拆遷故事中。即便是要處理婚變這個“轉型”問題，創作者也沒有高超的駕馭能力，所以只 能依靠趙迎春這個“植物人”的病情來打轉轉，人民內部毛病的話題再次被轉移為人民內部疾病的橋段。這種價值關懷層層轉移遞減的結果，使《好大一個家》變成 了好亂的一個家，以致觀眾看到劇尾時，也像優優、豆豆和王浩一樣，弄不清他們之間該怎么稱呼彼此的父母。

　　一個藝術家身兼編導演，在陳佩斯之前，還有卓別林。與陳佩斯一樣，卓別林也是以小人物為主角的�？醋縿e林的喜劇，有笑、有淚、有寬慰。在講述大 時代背景下小人物的故事時，卓別林既發掘小人物身上的可笑之處，也突出小人物身上的可敬之處。他在小人物與時代、社會的矛盾中，以人本主義的價值情懷去發 掘幽默，但《好大一個家》還差得較遠。

　　《好大一個家》以陳佩斯為最大的號召力，看重的是這位資深笑星的前魅力。從電影《夕照街》《瞧，這一家子》，到小品《我00是主角》《拍電影》 《姐夫和小舅子》，到“兒子系列”和“父與子系列”電影，陳佩斯確實積累出相當豐厚的喜劇資源。令人惋惜的是，近十多年來，在銀幕、熒屏上，觀眾再也看不 到他的身影了。無論什么原因，有一點是清晰的，那就是陳佩斯對喜劇追求發生了斷裂，但是當代中國喜劇文化和“搞笑經濟”卻沒有因為他的退出而終止，反而在 加速前進。當他重回熒屏時，無厘頭喜劇、搞笑視頻、幽默小品、段子文化、冷笑話、喜劇欄目已經是鋪天蓋地，要在其中尋找一席之地實屬不易。而細看《好大一 家人》，不難發現它的故事基底上，還壘著從《夕照街》里拆下來的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