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鄧一光：我不可能成為城市的同路人

http://www.donkey-robot.com 2015年02月03日09:40 來源：長江日報

　　最近，著名作家鄧一光憑借中篇小說《你可以讓百合生長》斬獲郁達夫小說獎。從當年的英雄史詩寫作，到現在的深圳城市書寫，離開武漢整整5年的鄧一光，有什么變與不變？日前，記者通過郵件專訪了他。

　　對武漢，談不上離開

　　2009年底，鄧一光因為身體原因離開武漢，南下深圳。去深圳以前，鄧一光是湖北省作協副主席、武漢市文學院院長，是“文學鄂軍”的領軍者之一。當被問起現在是否還關心湖北文壇的時候，他幽默地回答“我連頭都在武漢剃，所以談不上離開”。

　　最近一年，鄧一光的母親連續住了4次院，他都是把老人送回武漢治療，并順便跟老朋友們見見面。這位蒙古族漢子天性豪爽，雖然并不喜歡喝酒，遇到老友卻也力求賓主盡歡，“上次剛在天河機場落地，胡發云的電話就進來了，第二天晚上胡發云、冷軍幾個朋友把我拖到火鍋店一頓猛喝，喝完再聽冷軍唱戲”。

　　對于這種文化圈子里的友誼，鄧一光挺珍惜。“湖北在歷史上有過公安派、竟陵派，這兩個圈子拿擬古風開刀，發前人之所未發，無論‘獨抒性靈，不拘格套’，還是‘幽深孤峭’，他們極其重視精神層面的表達，在文體上‘一掃李王云霧’，這種圈子，沒有什么不好”。

　　鄧一光在武漢還有個人工作室，今年，這個工作室作為聯合出品方，參與拍攝了一部劇，這部劇的導演是著名武漢導演巴特爾。

　　“我的工作室正在籌備拍另一部劇，還有一部電影，編劇也是武漢作家。”說到這些的時候，鄧一光仿佛真的從未離開這里。

　　小說完全寫實，應該被開除

　　到深圳后，鄧一光用了一年的時間安頓生活，隨后開始以中短篇小說的方式恢復寫作。此前，他已有七八年時間沒有寫中短篇了。

　　鄧一光立志要寫十部關于深圳的小說，是為了找到自己的生活。他說：“卡爾維諾說過，城市是荒誕怪異的，對于城市這個大的概念，我進入不了。我只能試圖用小說進入我的生活。”

　　對鄧一光來說，深圳是他當下的生活地，“我帶著我的家人去那兒綰草而居，我們喜歡那里變幻莫測的氣候、瘋長得不像樣的植被、城市里連綿不絕的山脈、每年超過300天的藍天白云、正在被巨無霸集團大塊填掉的藍色海灣，還有整座城市無所不在的流浪貓狗”。  

　　當然，鄧一光和家人也有不喜歡那座城市的地方，“我們和生活在那里的其他人一樣不要臉地吐槽，這些都構成我和家人的肉身生活，有這些就夠了”。

　　在鄧一光已出版的兩部深圳小說集《深圳在北緯22°27'-22°52'》和《你可以讓百合生長》里，關于深圳的地名俯拾皆是。然而鄧一光表示：“我不負責去寫深圳是什么，對于很多人來說，深圳是數字和規劃中的深圳，而我的深圳一定是有條理、情感和文化的深圳，我在寫我自己的深圳。”

　　鄧一光提到，對于某一個地方的書寫，無論是馬爾克斯的馬孔村、莫言的高密鄉、蘇童的香椿樹街，寫的都不是現實中的城市，而是創造文化、認知體系上的城市。因此，對于鄧一光來說，一部小說如果完全寫實，是應該被開除的。所以，你在他的小說中讀到的深圳，是熟悉的深圳，卻又是精神世界里不一樣的深圳。

　　他的小說始終有熱度 

　　在中篇小說《你可以讓百合生長》中，鄧一光從一個屢獲國際大獎的少年合唱團入手，將眼光投向了生活在社會邊緣的深圳外來務工者子女身上，試圖揭示他們物質和精神世界的雙重困境。此外，這本小說集中的其他作品也和《你可以讓百合生長》一樣，多維度地呈現了一種書寫城市底層的面向，包含了底層的情義、底層的掙扎、底層的救贖等主題。

　　事實上，很多普通讀者對于鄧一光的印象還停留在《父親是個兵》、《我是太陽》等“硬漢文學”階段。大家對于鄧一光這樣的城市書寫，多少還是有些陌生的。關于“風格變化”、“寫作轉型”這樣的提法，鄧一光自己倒是拒絕多談，只是淡淡回應“風格的事情我沒留意，我不太留意皮毛變化。”

　　“很多人的寫作是給自己慢慢畫圈，鄧一光始終是一個生長性的作家。”《人民文學》主編施戰軍是典型的學院派評論家，他如此看待鄧一光的轉變。

　　有人說鄧一光去深圳以后創作的中短篇小說調子有點冷，很有卡夫卡式的荒誕感，施戰軍卻不這么認為，“當代文學把情感剃得很光，越寫越冷，而鄧一光的小說始終有熱度。下一代人在成長過程中必須要去拿到的那個自我價值，在《我是我的神》里有，在今天的城市生態里也有，鄧一光的作品里一直有這樣的成長元素。”

　　要不你

　　再給幾個問題？

　　記者歐陽春艷

　　以往聯系著名作家，似乎總有那么點難度——電話要么老關機，要么你打通了，人家不接。尋找鄧一光的時候，卻是意料之外的順暢，電話響了幾聲，他接起來，直接問明來意，然后爽快答應下來。

　　最令人意外的是，他還沒開始回答采訪提綱，倒先給我寫了封回郵。大意是，這十來個問題我用不了多少字就回答完了，這可以配合你完成工作嗎？要不你再給幾個問題？我想說的是，這樣認真細致與體貼兼備的采訪對象，真的極少遇到。

　　得到“沒關系”的答復后，他用最快的速度回答了我提出的問題。在回答里，他會表達出一些對現實與流行的批判，甚至還會直接對我說“我不喜歡你用的這個詞”。這多少會讓作為提問者的我有點尷尬，不過他隨后也會說出“我知道你為什么這么問”的語句，顯出善解人意的一面。

　　稍后我又進一步提了幾個問題給他，他仍然是麻利地回復了。讓人感動的小細節是，他居然根據邏輯關系，將新老問題重新排序，再一并發還給我。

　　有獨立思想，直爽、利落，很多人說，鄧一光在武漢的時候，是個朋友極多的人。對此，我除了贊同，還是贊同。

　　訪談  記者歐陽春艷

　　在強烈困惑下開始我的寫作

　　讀+：深圳確實有一個百合合唱團，《你可以讓百合生長》的故事來源于此嗎？

　　鄧一光：小說的現實起因的確緣于一個合唱團，團名就叫百合少年合唱團。他們得到了無數國際獎項，光數數這些專業成績，就知道合唱團的孩子們有多了不起。

　　我到深圳頭一年，一個偶然機會，去百合合唱團看過一次孩子們排練，和兩位音樂老師聊了一會天，那次孩子們的練習曲目是非洲音樂家的一首環保歌曲，孩子們模仿大森林的自然之聲，非常迷人。

　　原本沒打算寫這個故事，兩年后，也是偶然，我和一位朋友聊孩子的話題，我給他講我在合唱團看到的事情，我講的內容已經離開現實中我看到的內容了。那個時候我突然覺得，它來了，于是我把這個故事寫出來，就有了這篇小說。

　　讀+：《你可以讓百合生長》是一個充滿了正能量的故事，你以前創作的很多小說主角，也似乎都有在逆境中追求光明的特質，這是你一直以來的寫作追求？

　　鄧一光：我不是一個知識分子立場和價值尺度上的理想主義者，不接受虛無主義主張下的理性寫作，但我相信并且一直在用我的寫作去確認，人是生命意志和自由意志的產物，人的生命尊嚴和價值觀是最終決定人之為人的那個砝碼，獨立、創造和自由是個體生命道德的惟一真理。確認這個，我在活著這件事情上才擁有了意義，我的寫作也由此產生了意義。我是在深受生命負極強烈困惑和壓迫下才開始了我的寫作，人性與生俱來的豐富性和復雜性，足以讓我找到我需要的那些力量。

　　有人出人頭地  有人掙扎在平庸中

　　讀+：書中的主角蘭小柯、蘭小寶是深圳打工者子女，你接觸這樣的孩子多嗎？他們最大的困境是什么？

　　鄧一光：作為小說家，我不替任何人、任何族群代言，告訴人們他們是誰，他們的困境是什么。直白地說，我懷疑社會學譜系上的歸類對文學的發現是否有意義。

　　深圳是一座移民城市，原住民3萬，戶籍人口300萬，非戶籍人口1000多萬，可以這么說，這座城市里的大部分人都是——打工者，雖然我很不喜歡這個詞語。所以，不管愿不愿意，我在這座城市里認識的人，接觸到的人，他們大多是外省人。他們在這座城市里求生存，求發展，有人出人頭地，有人始終掙扎在平庸甚至苦難中。

　　這種個人與城市的共構關系會延續到生命終結，而且會把命運的基色帶給他們的孩子，他們的孩子都可能是“蘭小柯”，如此，他們構成我小說中的人物。

　　讀+：你在小說里寫“歧視有了進化后的變種，不是拋棄，而是關懷”，這是你的真實感受嗎？

　　鄧一光：我的觀點另論，這是小說中主人公蘭小柯的感受。這種觀點出現在20年前，你會指責它大逆不道，現在應該被社會接受了。

　　現實生活中，不是每個人都同意蘭小柯的感受，他們仍然會為這樣的觀點吃驚，因為他們久徊不去的集體無意識，這正好說明了假以關懷之名實施的歧視之實，不但在我們的社會制度中大量存在，在人性深處也普遍存在。

　　事實上，社會制度乃至日常生活中充滿了大量對個體意志的歧視，這正是蘭小柯這個人物精神叛逆上的時代性表達的意義。

　　我沒打算融入深圳

　　讀+：“干物女”、“蕾絲邊”，你在小說里用了不少流行詞匯，并且你的寫法也非常現代，很多人因此甚至不相信你是位50后？

　　鄧一光：人們讀《變形記》，不會想卡夫卡能不能變成甲蟲，讀《如果在冬夜，一個旅人》，不會想卡爾維諾是不是脫世于建筑師。金圣嘆在《水滸》批注中提到人物塑造法則，“人有其性情，人有其氣質，人有其形狀，人有其聲口”。他說寫劊子手不必殺人，寫妓女不必侍客，說的是生活與寫作的關系。人物塑造是寫作的基本功，我不認為這是一個問題，相反，很難想象一個缺少仿真能力的小說家能寫出讓人信服的小說。

　　讀+：作為一個到深圳并不算久的“外地人”，你已經融入這座城市了嗎？寫深圳的時候會有什么不一樣的感覺？

　　鄧一光：我沒有融入這座城市，很難融入，也沒有打算融入。我的年齡比這座城市大，它出生的時候，我已經是一個20多歲的青年了，但它的成長是裂變式的，我得一天天的成長。在這一點上，我和城市永遠都不是同類，也不可能成為同路人，充其量，我只是一個城市的過客。

　　我不會成為我生活的城市的代言人，以城市的立場，以及別的什么人的立場寫下任何文字。我只寫我認知中的生活，這個認知與其說依賴地理學意義上的城市，不如說依賴于對城市特征密碼的好奇心、對城市生活細節的追索欲望，以及借助想象力而企圖展開的精神建構，所以，我寫的不是深圳，是我的深圳。

　　每年寫小說不超過3個月

　　讀+：以前你每年都有幾個月去森林、草原、沙漠，現在還去嗎？你似乎不太喜歡城市，但你最近的小說，又都是講的城市里的人和事？

　　鄧一光：這些年行動不太方便，腿腳、視力都有障礙，很少去那些地方了，只能空懷遠行之心，實在是久違了。

　　不過對我來說，城市不乏另一種隱結構中的森林、河流、草原和沙漠，不乏遮天翳日、浪淘風簸、一碧千里、動物兇猛，如果你讀過我這些年的小說，你會發現它們。

　　讀+：接下來會有什么樣的創作計劃？會有繼續創作長篇小說的想法嗎？

　　鄧一光：目前沒有。年輕的時候有，那個時候心高氣盛，總有寫不完的東西，非寫不可的東西，擔心寫不完，擔心受不了別的誘惑而放棄，會用計劃來控制自己，現在用不著。

　　我這幾年一直寫短篇，5年，寫了30篇，出了兩部小說集，第三部在編，有點泛濫。我猜這和南方的氣候有關系，陽光充足，雨水多，一年有幾個臺風，根本停不下來。

　　實際上我一直在停，每年寫小說的時間不超過3個月，都是在春天，鳳凰木盛開的時候是我最瘋狂的時候，木棉花一落我就泄勁了，有好多念頭都死在木棉花落盡的時候。

　　爭議都沒有，就連真實都沒有了

　　讀+：最近每個文學獎項出爐，幾乎都伴隨著爭議聲，你對文學評獎的機制以及爭議等問題怎么看？

　　鄧一光：有爭議比沒人搭理好，至少有人惦記著，吵兩嘴不是什么壞事。如果連爭議都沒有，就連真實都沒有了。我對評獎關注不多，也不大了解其中的機制。我不看電視不讀報，沒有QQ微博微信，恐怕沒有什么資訊可談。

　　讀+：近期都在讀些什么書？哪個作家是你特別喜歡的？每天是怎么安排閱讀時間的？

　　鄧一光：剛讀完桑德爾的《反對完美》、索爾仁尼琴的《古拉格群島》和尤瑟納爾的《哈德良回憶錄》，正在讀南兆旭的《深圳自然筆記》，還有一本有趣的小說，《從莫斯科到佩圖什基》。我不會去喜歡作家，我喜歡誘發我好奇心和想象力的作品。我不是勤奮的閱讀者，我的閱讀量不大，每天能有兩三個小時已經不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