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平民史詩映襯改革進程

電視劇《生命中的好日子》海報。

電視劇《生命中的好日子》海報。

電視劇《生命中的好日子》海報。

電視劇《生命中的好日子》劇照。

電視劇《生命中的好日子》劇照。

電視劇《生命中的好日子》劇照。

　　當下，以“中國夢”為主題的影視作品眾多，但不少作品總是難以擺脫標簽化、形式化、臉譜化的藩 籬。如何讓“中國夢”的思想內涵以生動具象的方式走進人們心中是廣大文藝工作者一直在思考的問題。可喜的是，由幸福藍海影視文化集團股份有限公司和潤禾文 化傳媒有限公司聯合出品的電視劇《生命中的好日子》，在“中國夢”的文藝表達上，進行了一次成功而大膽的嘗試。該劇走出了傳統的類型化創作套路，通過二十 年中四個家庭的變遷和幾個主人公命運的沉浮，成功縮寫了一部當代中國的斷代史。為了總結該劇的思想內涵、藝術特色和創作得失，同時也為“中國夢”題材影視 劇創作積累經驗，1月15日，本報聯合《生命中的好日子》出品方共同舉辦作品座談會。與會人士指出，該劇的成功創作不僅是“中國夢”題材影視劇創作的一大 突破，也標志著中國電視劇現實主義創作傳統的回歸。

　　把國富民強的民族夢想與老百姓過上好日子的個體夢想有機結合在一起，并通過打動人心的故事呈現出來，從而讓“中國夢”的內涵要義如春風化雨般走進觀眾內心。

　　中國文藝評論家協會名譽主席李準用一句話概括了他對《生命中的好日子》的理解：中國夢的眾人畫卷和精神贊歌。該劇把國富民強的民族夢想與老 百姓過上好日子的個體夢想有機結合在一起，并通過打動人心的故事呈現出來，從而讓“中國夢”的內涵要義如春風化雨般走進觀眾內心。可以說，該劇為“中國 夢”的藝術表達積累了成功經驗，對同類型影視劇的創作具有啟示意義。全劇圍繞主人公探索與追求、尋夢與圓夢展開，在這個過程中，多少恩怨情仇、多少世事滄 桑，隨著悠悠時光的流轉，最終都化為對生活的感恩和祝福。《生命中的好日子》形象地反映出只有推動時代前進，只有在追求和實現新的夢想中，才能走出個人和 家庭的歷史恩怨，才能走出歷史的沉重。劇作在謳歌夢想的同時，也尖銳地指出欲望是把雙刃劍，揭露出市場經濟條件下的種種不道德，這對當下生活具有強烈的警 示意義。

　　在中國文藝評論家協會主席仲呈祥看來，《生命中的好日子》通過幾個家庭把個人的人生經歷同家庭之間的和諧歷程與國家改革開放的歷史命運融為 一體，實現了用一部電視劇來表現這個時代的風貌，來引領這個時代的風氣的目的，實現了有思想的藝術與有藝術的思想的統一，是一部情懷灼人、情節引人、情感 動人，在當下電視劇生態環境中由“高原”向“高峰”攀登的力作。作品除了正面表現改革開放以后以韓墨池為代表的返城“知青”的人生故事和精神軌跡，更生動 地表現了新時代個體的夢同國家的夢、民族的夢是如何實現交融的。全劇講述了“50后”一代人的成長史、創業史和心路歷程，在帶給觀眾感動、啟迪和鞭策的同 時，也讓人們深刻感受到，個人的奮斗目標同國家民族的復興目標是始終相連的，個人的夢想只有置于時代的背景中，才會獲得濃重的底色。

　　人民日報海外版原總編輯丁振海進一步用“六美”來闡釋這種“中國夢”的藝術表達。他說，《生命中的好日子》通過韓、李、周、吳四個家族20 年的恩怨情仇，折射出歷史的進步，同時也通過普通人情感命運的變遷，為觀眾講述了時代給我們機遇，奮斗成就夢想這樣一個具有歷史感和現實意義的道理。同 時，劇中透露著理想之美、事業之美、人性之美、愛情之美、理解之美、和諧之美，以高度的文化自覺挖掘年代劇中彌足珍貴的東西，并且用一代人的青春記憶對當 代觀眾進行精神反哺。

　　人民日報文藝部主任劉玉琴說，《生命中的好日子》對改革開放20多年波瀾壯闊的歷史發展歷程做了別致的藝術呈現，是改革開放的頌歌。該劇的 選題本身具有歷史的縱深感、時代的大視野，站位高，立意遠，從“知青”返城、恢復高考寫起，通過普通家庭和普通人物在這個歷史時期的顛簸起伏，折射出一個 時代的發展變化，實現了家事、國事的命運與時代發展緊密相連。當下的電視熒屏存在兩個極端，要么是回避當下社會現實的宮廷戲、古裝戲，要么走青春時尚路 線，完全回避重大政治、歷史問題。《生命中的好日子》選擇“文革”結束到香港回歸這段離我們較近的歷史作為敘述故事的時代背景，直面了這一段特殊、復雜的 歷史與現實，體現了全劇主創高度的使命感和責任感。

　　云南省委常委、宣傳部部長趙金認為《生命中的好日子》是一部現實題材的大型史詩劇。該劇把現實題材和年代戲完美結合，全景呈現了“知青”一 代的“如歌歲月”，藝術地再現了這一群體在改革開放的大潮中的探索與追求，反映了重大歷史事件和重大歷史轉折中的你、我、他。該劇從“后知青”時代展開 “中國夢”敘事，同時又能把集體性的“中國夢”和個人故事結合起來，將“中國夢”的故事順暢地轉化為個人故事，進而實現了對公共問題和國家憂患的發聲。

　　電視劇的核心內容是故事，而世上最精彩的故事是關于人物命運的故事。國家新聞出版廣電總局電視劇管理司司長李京盛認為，《生命中的好日子》 講的就是這樣的故事——個人命運和時代發展同沉浮、共榮辱的故事。他說，該劇是在北京文藝工作座談會之后誕生的一部符合總書記講話精神的優秀劇作，它繼承 和發揚了中國電視劇現實主義的創作傳統。實踐證明，這種將個體命運與時代風云相結合的現實主義創作方法，是中國電視劇從誕生至今最成功的創作方法。另外， 這部電視劇也是對當下電視劇創作中過度強調類型化的創作傾向的一種糾偏。李京盛說，并不是類型化的創作方法不對，而是由于一些電視劇過度強調類型化，使得 故事和人物的時代空間布局過于狹小，比如有的家庭劇只講家庭，有的職場劇只講職場，有的偶像劇只講時尚。這樣的創作方法，過于剝離時代和社會背景，一方面 使作品失去了反映時代、折射現實的功能，另一方面也會使作品缺乏思想深度和歷史厚度。反觀《生命中的好日子》，既是家庭劇，也是職場劇，還是年代劇，在多 種類型的糅合中，使個體命運的講述和家國情懷的表達實現了有機統一。

　　既是一部不斷深化改革開放的時代畫卷，又是一部反映普通人精神命運的心靈史詩，兩個敘事維度的交融契合，使得這部戲既“有意義”又“有意思”。

　　中國夢的藝術表達，其實質就是講好中國故事。文藝報原總編輯范詠戈指出，講好中國故事，關鍵還是要會講故事。《生命中的好日子》的成功就在 于述奇和訴情的完美結合。劇中，兩代人“尋女”“認子”以及墨池、思存、柔嘉組成的“大三角”貫穿故事始終，形成敘事張力和令觀眾追劇的動力。錯位的婚 姻，復位的愛情在三個主人公間游刃有余地展現。墨池希望柔嘉過得好，但柔嘉過得并不好。而“強加”給他的思存，最后對他產生了感情。為了不耽誤思存，他幫 助思存復習功課考上了大學，而且一再要和思存離婚。主創會編故事，但其實更看中故事的內涵，并不是為了故事而故事。柔嘉和思存都是善的化身，思存對墨池始 終懷有真情，她受到婆婆的冷眼、校園流氓的騷擾及各種誤解，但她一直忠于自己的情感。而柔嘉雖然受到家暴，還是對自己的丈夫大勇關心感化。劇中柔嘉最后做 了電視節目主持人，為許多人解決感情困惑。這些情節都體現出編導對情懷的追求。劇中墨池嘴上經常說一句話：“人可以被消滅，但不可以被打倒。”柔嘉也經常 說：“愛情是勇敢者的游戲。”《生命中的好日子》不只是表現生活的表象，它對生活更有升華，將生活畫面上升到了生活哲理層面。一部劇，做到有故事易，做到 有情懷有哲思不易！

　　中國電視藝術委員會秘書長王丹彥對如何講好中國故事進行了進一步闡述。她說，所謂的“中國故事”不僅單指故事發生的背景，更指打著中國烙印 的精神血脈、人物品格、情感表達、敘述方式。《生命中的好日子》把普通人對于過上好日子的質樸追求深深鑲嵌進改革開放的時代畫卷中，既見人又見事，既寫情 又寫義，既傳心又傳神，可謂是一部以現實主義精神和浪漫主義情懷相結合的表達“中國夢”的難得力作。該劇時間跨度長、場景變換多，展現了諸如“知青”返 城、恢復高考、南巡講話、改革開放、特區開發、香港回歸等一系列具有標志性意義的歷史節點。在時間的順次推移中，通過采用“小人物、大背景”“小情感、大 生活”“小家庭、大國族”的敘事范式，致力于講清楚廣闊時代環境與個體人物命運、個人情感糾葛的雙向辯證關系。此間所重點描摹的人物心理、行為與抉擇的彼 此差異以及親情、友情、愛情的潛在變化，由于有了時代因素的參照而真實可信、感染人心。總之，這部電視劇既是一部不斷深化改革開放的時代畫卷，又是一部反 映普通人精神命運的心靈史詩，兩個敘事維度的交融契合，使得這部戲既“有意義”又“有意思”。

　　中國傳媒大學教授曾慶瑞指出，《生命中的好日子》將中國文學藝術里面傳統的家族敘事主題，成功地運用到敏感的“知青”題材中，并且融入了勵 志、青春等多種元素，這契合了當今觀眾的普遍社會心理和欣賞期待，是一種比較聰明的創作手法。同時，該劇人物形象數量多且涵蓋廣，在年齡階段、文化程度、 城鄉分別、社會階層等方面具有較大的差異化，這些都增加了作品內容的復雜性和劇情的可看性。在看似散亂的人物出場中，劇作重點展現的不是形形色色的人物群 像，而是這些人物在不同的經歷中完成的自我救贖、自我蛻變、自我超越的精彩過程。在這個過程中，觀眾不僅目睹了人物命運的變遷，也感受到了人格的魅力和人 性的光輝。尤為重要的是，該劇沒有像當下有些影視劇一樣，為了吸引眼球而陷入價值觀錯位、審美情趣混亂、歷史觀混沌的陷阱，劇中所體現的歷史觀、價值觀、 滄桑感、思辨性，說明創作者對生活、歷史、人生具有獨特的觀察與思考。在當今五光十色、價值多樣的電視熒屏上，該劇主創對傳統價值的堅守和對藝術理想的追 求，值得稱贊！

　　“知青”一直是當代中國文藝創作中一道奇特的風景線。雖然《生命中的好日子》是關于一群“知青”的故事，但在清華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常務副 院長尹鴻看來，該劇卻沒有傳統“知青”題材文藝作品的那種“傷害感”，而是重點表現“50后”一代知識青年從改革開放的歲月中走過來，跟時代與國家命運共 振的過程。過去的影視劇寫知識青年，更多的是表現他們的苦難和所受的創傷，但這部劇從一開始沒有講苦難，講述更多的是在苦難和創傷之后怎么面向未來，包括 最后兩位主人公幾十年恩怨的和解也是在闡釋這個主題——如果你面向未來，把命運控制在自己手里，生活中都是好日子，如果你在創傷中不能自拔，那可能好日子 就會離你遠去。整部作品用血肉豐滿的人物形象，講述了富有張力的生命歷程，全劇始終洋溢著一種奮發向上、勇于擔當、寬容豁達、積極向上的精神基調，充滿正 能量。

　　獨特的美感和韻味，正是來自劇中所塑造的一系列普通人的角色，這些角色構成了劇中別開生面的社會世相，也構成了當代中國的另一種文化圖景。

　　“拍攝這樣一部電視劇，我想絕不是為了簡單的回顧和懷舊。”文藝報藝術部主任高小立指出了《生命中的好日子》這部電視劇的當下意義。劇中有 那個年代高干子女的成長軌跡，有人在命運前的抉擇，有青年人的創業勇氣，也有年輕人的愛情故事，所有這些都有強烈的現實意義。當代觀眾觀看這部電視劇，不 僅可以從中窺探歷史的細節，更可以為當下的生活提供精神坐標。高小立進一步指出，該劇雖然不是戰爭劇，沒有流血，沒有犧牲；也不是一部苦情劇，沒有身患絕 癥，沒有壯舉；更不是煽情劇，沒有眼淚，沒有大悲，沒有大喜。但是，這部作品帶給觀眾的卻是平常日子的感動，因為劇中充滿了中國式的幸福。

　　不同于高小立從劇中看出了當下的現實針對性，中國傳媒大學教授戴清則從劇中咀嚼出了對歷史的反思。她說，該劇最難能可貴的是在勵志、成長的 底色中，還開掘出了一份更耐咀嚼的歷史反思韻味。比如劇中劉春紅形象十分獨特，演員的形象、氣質、表演都恰到好處地演繹出了那個時代一類小人物的精神特 征。這個形象的典型性是富于時代質感和審美新意的，也是近年來比較稀缺的反思“文革”、批判國民劣根性的藝術表達。再比如，劇中對陳愛華的把握也同樣富有 深意，很多時候她是善良的，但對親人又有著很強的掌控欲，這從她對丈夫女秘書邵音的嫉妒到她對兒女婚事的干預都不難見出。由此，作品對“文革”中的挨整者 與整人者就做出了較為深刻的精神拷問——很多人既是受害者，也是害人者，使“文革”之惡不斷演化為人性之惡，最終惡化著整個社會機體并愈演愈烈。這一歷史 反思顯然大大加強了該劇精神內涵的厚重感，也使作品突破了一般情節劇的窠臼。

　　對于一部成功的電視劇，除了動人的情節，成功的人物塑造也是必不可少的。《生命中的好日子》打動人心的地方，就在于塑造了一系列令人難忘的 人物，精工細筆地勾勒出：時代如何塑造了人，人又如何成就了時代。在中國視協理論研究部主任趙彤看來，《生命中的好日子》獨特的美感和韻味，正是來自劇中 所塑造的一系列普通人的角色，這些角色構成了劇中別開生面的社會世相，也構成了當代中國的另一種文化圖景。在這些角色身上，觀眾看到的既不是比自己好的 人，也不是比自己壞的人，而就是自己。如果說該劇用韓墨池、韓秉先、思存、柔嘉、韓靖然、單成雙等人的形象，建構起了充溢著理想色彩的正面人物體系，用江 天南、羅正達、三狗等人建構起了充斥著道德污濁的反面人物體系，那陳愛華、劉春紅、陳沁、胡勇、鐘誠，則構成了一個充滿了現實觀照色彩的常態人物體系。在 “中國夢”的時代主題下，這個體系的價值就在于，它提示我們要克服哪些性格積習和心理積淀，才能自強不息而一往無前。

　　除了人物形象塑造，視聽語言的精致考究是《生命中的好日子》的又一大亮點。資深媒體人喻若然說，劇中穿插了一些歷史紀錄片中的真實影像，但 與劇情實現了互融互彰，沒有違和感。演員在表演中情感收放自如，拿捏適度，“不過度”也“無不及”，例如由黃志忠扮演的主人公韓墨池，在遇到種種人生磨難 時，無論在情緒把控，還是在行為表情方面，都恰如其分，真實自然。此外，該劇在歷史氛圍的營造、服裝道具的選擇、光線的運用、場景的切換等方面，都表現出 較高的藝術水準，實現了多種突破，從而增強了對觀眾的吸引力和感染力。二十年的時間跨度，也考驗著一部劇對細節的把控。《生命中的好日子》在還原歷史細節 方面顯然下了很大功夫。比如，劇中對20世紀90年代初的呈現：農村的墻壁上出現香港明星貼紙、深圳隨處可見“時間就是金錢，效率就是生命”的標語、商人 手中笨重的“大哥大”、就連公用電話亭的招牌都能讓人從中嗅到20世紀90年代的氣息，從人物服裝到路邊廣告牌，從一張小海報到一個日記本，所有這些共同 構成了豐富的時代細節。

　　此外，《生命中的好日子》在真實性與戲劇性的結合上也下了很大功夫，既把握了總體的真實，特別是歷史真實和現實真實——因為畢竟反映的是離 我們生活很近的一段歷史；同時又采用了高度的藝術假定。在劇情的設計特別是人物關系設置等方面，既符合真實性原則，體現出真實的可信度，又充滿著戲劇性張 力，體現出藝術的感染力。比如劇中男女主人公在農村插隊勞動，得到高考信息時欣喜若狂的情形；村里失火時舍己救人，身負重傷的情形；因為出身不好而被迫割 舍愛情的情形……劇中的很多場景，都是“50后”這一代人的共同經歷，因此很多觀眾看后產生強烈共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