軍事題材詩歌：鳴鞘聲里繡旗紅(王鳳英)

　　回顧2014年度軍事題材詩歌，試圖用聚焦強軍夢、文化強軍等高頻詞來概括其文本呈現是不盡準確的，毋須過多強調在駁雜的詩歌生態空間里如何要面對眾多角度的路徑分支和差異性的觀感，便可輕易發現用迥然不同和意料之中作年度綜述母語，竟然有著不必言說的默契和神識。喜樂與擔憂、成長與矛盾、堅守與悖離同時生長，生命與情感、使命與英雄主義、贊美與痼弊一直在場，而成名詩人創作呈顯而易見的散落狀態，名不見經傳者詩作卻往往頻有驚喜且頗可期待，這些均成為過去一年軍事題材詩壇富于烙印感的詩歌秩序。正如評論家殷實對寫詩的描述：“這既關乎社會歷史，也關乎語言與文字本身，關乎我們對詩以及原于詩本身的力量的信仰。”(《新詩如何繼續成長》) 軍事題材詩歌也概莫能外。面對姓“軍”的詩歌，姓“軍”的詩人們關涉不可覆蓋的時代責任和歷史使命使詩歌題材指向有了特別選擇，紀念性征文、紅色歷史詩章占據不少篇幅，屬于文本本身的詩歌意義在美學的前提下起起伏伏，這就使軍事題材詩歌在“身世感”與想象性的存在中必然要被打開、自審。

　　一

　　就總量而言，軍事題材詩歌寫作者比從事其他文體寫作的人數要多，其中包括軍人身份寫軍事題材詩歌和非軍人身份寫軍事題材詩歌，后者在軍事網絡寫手中更為常見，且在烹文煮字的不同演繹中很容易發現詩人的個性形象。詩無達詁，軍事題材詩人在詩里構建起某種力量以展示或對抗來自某種強大的、超拔的存在，是其出發的元氣，在用個人的視角和富有溫度的生命渴望規定出一個無比理想的秩序來時，注定會在軍隊“現實感”的圖景中融注不謀而合的存在體驗。劉立云的《邊關蒼茫如鐵》中寫紅其拉甫邊防官兵“那兒空氣稀薄，青草爬不上高坡/但住著一群爬冰臥雪的人”，這種細節開筆無疑為抒寫高原“無人區”特殊的地理物象，以及官兵們身心在此環境中遭到怎樣的粗暴沖撞、踐踏和蹂躪提供了想象。對于小眾化、背對時代和膠著春愁秋緒的某些軍事題材詩歌寫作，也是一個重要啟示。詩人一瀉千里的澎湃激情和“燃燒的心”，讓人想到老兵的《回望營地》、馬蕭蕭的《誰在逼我種驚雷》、東來的《英雄仍在，才有開不敗的春天》、趙艷文的《詩意連隊》，個體面對地域面貌和軍營現實氣息生發想象，是以其相似的情懷關注為評判前提的，調門雖有高低、直迂之別，卻是一種試圖“把億萬年的時光坐成天老地荒”的“雄性的聲音”。郭海峰的《高原，那盛開的格桑花》和藍野的《高原銅像》都是以寫高原特殊的地域常見的“雪”、“藍天”為意象的詩作，因為前者的軍人身份與后者的非軍人身份使然，呈現的是高原官兵不同視角觀照下的表象沖撞與內心體驗。趙艷文的《女兵》與蘭草的《女兵》共同搶注軍營中特別風景的女兵這一熱詞，展開了迥然不同的情緒刮擦。“槍的呼吸，炮的吶喊/在高原粗獷的血管中奔涌”與“連長的煙剛掏出來/就被烈焰般的空氣燒著了”，甚至打量“番號像一組音節/狠狠甩著鞭子”這樣充滿細節動感的詩句，便粗可知曉詩人是否在剪切基層部隊生活的經驗抑或有深淺不一的情感觀察。一般印象而言，沉溺于自說自話或天馬行空是為數不少的網絡軍事題材詩歌寫作者目前的狀態，背對生活和時代，面朝個人化心靈雞湯，幾乎可以判定已游離了部隊現實生活，但事實并非如此。赫義英的《我的2049》將詩人的思路以異想天開的方式打開，保持了詩歌可貴的天真與純粹的部分，自然生成的玄想空間里拓殖了詩人“連同星星的媚眼和月牙的身段一起獻給黑暗之城”的超驗體悟。馬方方的《馬蘭，馬蘭》，通過探究關涉生命意義的動因，純正了讓我們在過往的歲月里歡愉的光輝。商震、朱零在抒寫軍事題材時保持了對軍人傳統美學上的敬意，他們均以互文性意義上的密切關聯指涉了天然相近的“呼吸”方式。

　　二

　　程步濤、劉立云、王久辛等已成名的詩人秉承了軍隊的詩歌精神和氣度，依然用詩歌的高度墊高寫作的緯度和軍事題材詩歌美學的尊嚴，不放棄更新已成型的詩歌美學觀。當然，他們最應當引起關注的不是描摹軍事題材世界的表象，而是讓“存在現身”。他們摒棄式反映事件，而潛入對象的內部使之“從它自身中解放出來”，讓筆下所創造的軍人世界替他唱念做打，達至思與境偕、情與心發的天地同參之海拔。他們沒有制造更多的玄妙冥想，只對軍人這個具象傾注所有可能的心機，直到所描摹對象朝著自己走來，并自行在字句的形神匹配中生長自己。“連石頭都被凍傷凍裂了/土壤因凍大面積壞死/而需要給它換一個腎，需要從遠方/運來新鮮的泥土/給它們透析，清除血液中的毒”(劉立云《三畝江南》)。在無限擴展感知的邊界與人的內心發生了巨大感應與契合，以痛不欲生的文字刻意蹦落一般意義的“修辭”技巧，而營葺內外自然的“相遇”，接通自身延展出來的一條神經纖維，其效果遠勝那些頌歌式贊美和浮光掠影式的眾多大詞匯堆放，遠勝歇斯底里的干吼和對氣候特征的簡單絮叨。詩歌不僅僅傳釋情感、經驗、智識，應有屬于詩本身的情感、經驗和智識。

　　這意味著軍事題材詩人的質量有多高，軍事題材詩歌的質量就有多高，從老一代的詩人到年輕的詩人都在耐心地刻畫或挖掘生命中經久而內在的經驗的紋理——不想用“70后”、“80后”或者“90后”這樣從生理年齡來界定詩人年齡的劃分法，這樣劃分于詩歌評論者來說省力許多，但并不合適——許多軍事題材詩人發出自己聲音的同時，保持了語感、語速的奔逸性，不再縮手縮腳，輕松和自由許多。比如康橋、郭曉曄、東來、馬蕭蕭、楊獻平、笑偉、縱華政、軍中雨巷、赫義英、溫青、胡松夏、堆雪、大兵。在現代敘事詩學和軍事題材現實基本主題的長期拉鋸中，詩人需要保持一個基本主題的基本骨架，而在裝飾、對位、音型、速度、調性等方面提煉出比較個人化的節奏和口氣。這是軍事題材詩歌具有強烈辨識度的標簽，詩人只有關心自己以外的軍事題材生活和生命觀察才是有意義的，國際局勢與戰爭、軍隊反腐與政治任務、文化與經濟所構成的多元化時期，都給軍事題材詩歌創作以豐富的題材和熱情。如王清濤的《我在等一道命令》，透過軍人整裝待發奔赴戰場的“壯懷激烈”和“不破樓蘭終不還”的決心，看到有殺戮、犧牲、流血、仇恨和豺狼這些傳統意象。這種寫作范式優長在于處理材料時以單一的視點和明確的態度清晰地告白個人的道德標準、價值立場、情感趨向，這樣的詩歌表面看起來清晰、明了，直指矛盾的核心、對象的正面，能夠很快消解吊詭與奇異的心靈陡峭，獲得了詩歌的“統一性”。但這種詩歌的寫作缺陷往往會變成簡單的誓詞，在不期然中標榜所有正義和真理在手，以慷慨激昂的方式粗暴取消了詩歌本身的多樣性和與讀者平等交流的可能。保羅·策蘭說過：“詩歌從不強行給予，而是去揭示。”實際上那樣做的后果就是破壞了讀者沉思、提問與二度創作的可能，遮蔽了事物固有的復雜內容，加速其“揭示”的自我萎縮。這種寫作越煞有介事損害越大，且會導致過于關注表象景觀在抒情方式和詞語上仿寫的泛濫。

　　在軍事題材詩歌的檢視中還會相遇一些政治跟進和近代史關鍵節點的大量吟述、回憶、訴說和抒寫，在觀照當下、貼近軍隊當前形勢任務中用詩歌的創造力去重新塑造軍隊新形象。比如寧明的《甲午：歷史凝視的眼睛》、郭曉曄的《陽光下的審判》、胡松夏的《甲午》等。他們集體回頭觸動歷史痛感神經的詩歌令人印象深刻。他們在反思、比對、痛楚和歷史煙云的清晰結合處，制造了堆積如山的沉吟和驚諤的理由，血性充溢的勇士尚武精神、硝煙驅離、文化分檢和家國命運搭建出時代情緒、民族精神理想的新圖景。想到“火焰吞噬著英雄/邱少云的牙齒快要咬碎/此時 我痛恨敏感的神經/想從身體的內部關閉它/所有的閘門”(康橋《燃燒的歌唱》)的肉體之痛，能夠讓我們感受到個體無以復加的疼痛體驗，接受關乎生命與戰爭、忠誠與價值的可貴坐標。詩人沒有了人道尺度，就沒有同呼吸共命運的群體精神，沒有對同類遭遇不幸、苦難的強烈傷痛之感，自然缺失標示正直的力量和互愛。在這些詩中，個體的經驗世界和想象空間得到了有效重疊。

　　三

　　詩歌雖非單純理性的產物，不可能取代思想和哲學，但思想哲學的高度卻是詩歌應該有而且必須有的高度，對語言文字的詩性追求應該有一種高度自覺的意識，我們在反觀軍事題材詩歌的歷史時，意識到這一點非常重要。軍事題材詩人最先應該解決語言關，然后才談得上意象、意境之類。因為從感到的世界到筆下寫就的“詩的世界”需要對語言作艱難的提煉、醞釀的考量，必須從普泛的人類感受中提取出真正屬于詩的特殊的元素，在現實經驗與美感經驗中謀求到美妙的平衡，這便是加入審美觀照的感性，使詩在“可言之境”找到如歌行板的“無言之境”。好的詩歌會像一把尖銳的錐子扎進人惰性的血管，使之震動、驚奇，獲得一種對生活的超常感受。可惜，這樣的詩并不是普遍存在，相遇在軍事題材詩中頗覺可喜——“在比歌聲更遠的地方，有一簇火焰/在喊我，有一支槍在喊我/有一段汗水浸泡的歲月在喊我”(劉立云《回到隊列中》)。這些詩歌語言的不可復制性使個體生命和語言瞬間打開了，呈現了一種奇妙的心靈震顫。如此看來，詩的含混價值必須有內在的精敏做基礎，而直接明白必須有“光明的神秘”，使用復雜感受力帶來的詩歌的特殊語言“肌質”，源于對確切表達個人靈魂及感情的關注。這樣不能為其他語言轉述的言語才是個人信息意義上的“精確的言語”，顯然這是帶有個人特殊感受力在內的個人靈魂的獨特體驗。

　　有秉持技巧在軍事題材詩歌中無用論者，提議詩必須直白一些，對軍隊和軍人的認識或洞察力僅需建立在既定圖景描摹和直感的可能性上。但詩歌不是分行的口水句子，它需要變化，喚回人對生活的感受。它是藝術，藝術是使你對事物的感覺如同你所見到的那樣，而不是如同你所認知的那樣。做到這樣，就要有意識拋棄慣常化的照搬，而要從慣常化的圍困中突圍出來，創造一種陌生化的選擇。陌生化體驗對軍事題材詩來說尤為重要，因為有一部分軍事題材詩歌語言一眼就可望到底，如生硬處理政治語而未有藝術轉換的過程，激情少見掩飾或克制的態度等。軍事題材詩重視語言，融入技藝，使詩歌可供心靈反復體驗而不至于在“達意”之后感覺到濃度發生磨損，精敏有效，并無匠氣和板滯。比如說軍犬的警惕是“目光里長出兩枚釘子”，說山峰的高是“已高過天堂/高過神話和詩歌的屋脊”，說重要性就是“坐到我胸前大紅花的紅上”，“長”、“高”、“紅”傳達的是詩人生命和情感的涌動，其超拔的力量超越了詞語本身。如果還原其表達的原始性，詩的意義便無法從狹隘、瑣屑中超脫出來，情緒便少了某些連續性和陌生化效果。語言是有個性的、有溫度的，還應該是有生命的，需要用精準的詞匯傳達出無限的情感可能，它又不只是在詞語的選擇上，還應遍布于意象、敘述等詩歌元素中。

　　真正的軍事題材詩永遠是超越身份的，更淡化身份，他所關注的應該更廣闊、更深刻，比如戰爭和人性、生命和存在等。但不能回避，甚至還應鼓勵的是，軍人寫詩的莊嚴感永在，人背叛自己是最難的，但活動半徑不能總在莊嚴上，應化蝶為鷹，飛到天空俯瞰大地，要在天地間建立聯系，歌頌應放在跟天地的關系上，跟大愛的關系上，細小的感懷敢于放到更廣闊的時代空間里生發。是故，詩人把直覺到的組合成有意味的形式，而沒有生命真氣的詩歌不可能有語感，沒有灌注生命的詩即便致力于語言的精確選擇和甄別，一樣無用。

　　四

　　是否有能力將情緒、境界、思想融為一體，抽離無關詩歌的部分，讓文字從生命深處以舒適的樣子生長，這是詩歌絕不是“到語言為止”的深層動因。軍事題材詩歌中詞語的密集交鋒往往失去并迷失必要的詩意“呼吸”出口，好詩應該在詩歌的主要要素如韻味、意境和情思上呼應讀者心靈情感訴求，能夠產生共鳴，而軍事題材詩歌最大的問題是能否以一種散漫的匠心去經營詩歌，包括意象、聲音、節奏、韻味，而不應寫得拘謹或三心二意。但不容回避的是撐起一首詩并穩穩地站立在那里的是詩的意境。意境對于一首詩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卡爾維諾說詩要寫得像鳥一樣輕，但不要像鳥的羽毛一樣輕。軍隊詩人獲得普遍詬病恰在詩的思想清淺、想象貧乏、情感泛濫、意象陳舊及視角模式化、題材同質化。

　　重大題材與個人之間如何達到一種詩性平衡，詩須寫得舒展、松弛，用毛茸茸的、蓬松的感覺捺到心里去，再長出來，讓它有飽滿的感情在里面，這樣的詩人為數不是很多。比如有程步濤、朱秀海、劉立云、峭巖、郭曉曄、諶虹穎、馬蕭蕭、楊獻平等。赫義英詩“醒來卻叩不開一塊青磚上/被掩埋的劍影刀光/也復原不出一道磚縫里/被塵封的凄涼悲壯/但總有一種情緒/自由蔓延，越過垛口/高高站在風的雙肩”(《長城之上》)。“青磚”、“垛口”、“磚縫”這幾個意象，在詩人看來并未表達出絕望，他反而用歷史的深空意識尋找依稀致敬的震驚，以現實介入能力連線當下軍人的使命、責任和精神，傳達對歷史和現實世界恰當的描述和精確透視，這有別于軍事題材詩歌常見的面對內心的感受在更確定對文字進行對應選擇時的力不從心或茫然不知所措。

　　當然，詩人的思想境界、文化品位、情感素質也是其中非常關鍵的部分。

　　五

　　與此同時，在一些軍事題材詩人那里感受到比非軍事題材詩人更多的擔當，這在成為與時間、變形原則相抗衡的決定性力量之外，承擔著要為時代和部隊建設傳播正能量的使命，而不只是個人的行為和個體的精神勞動。從這個意義上講，軍事題材詩人更應該為詩歌構筑一種應該有的尊嚴，寫自我背后有忘我的視角在里面，要發現美、反映美、傳播美。很多時候，翻遍眾多軍事題材詩人的海量詩篇會發現，有一部分軍事題材詩人竟然有著相近的表達方式以及相同詞語復制的密切關聯。這份巧合正是詩人所面對的共同的軍隊生活圖景所致，但這種結果注定是有害的，軍人的兵質、血性的闕如，使一部分軍事題材詩人轉而關注自我、個人的日常情感和心靈冷暖體驗為主體的小情調。但在這個歷史階段中，勢必要轉換一個足夠大的視野，裝下關乎整個國家的、時代的命運與軍隊大題材意義上的密切關聯。軍事題材詩歌之所以充斥那么多淺顯的、直白的、無詩意的、陳舊的、干巴巴的句子和詞匯，是無法詩意地處理政治與軍事生活，即缺少一種詩意地藝術處理的能力。政治語匯不是詩人的話語系統。無處不在的國家、民族、軍事、戰爭、打仗等詞語是需要藝術轉換的出現，如何在二者之間找到一種詩意入口達至觸動人心，最后熔煉為行氣貫穿渾然天成，則需耐心和信心。同樣寫英雄寫保家衛國，寫能打仗、要打仗的主旋律和愛國的主題，如《那些島礁》以不容回旋的口氣表明立場；而有些詩卻如白開水一樣，手法單一、直白，用詞陳舊、生硬、無意義，直抒胸臆，沒有超脫事件本身的敘述，活動半徑就是母親、家人、戰場，甚至摒棄或忽略了基本修辭的存在，這種情況在不少軍事題材詩中最為常見。再如《那些島礁》讓“所有殺伐之氣”毫不示弱，而且“美酒飲盡”的是“最后一次盛宴”，以及“用錦瑟的五十弦填詞夠不夠”壯行，“鼻炎”這個比喻驚世駭俗，詩人巧喻釣魚島歷史的擱置爭議格局被日本單方面撕毀，為戰爭埋下了禍患；而有的詩情感假、口號大、內容空，以及莫名其妙的矛盾情感轉折和不合情理的生硬形象，包括流露出的悲觀色調，使一個明朗的主題被輕易地消解了，而且充滿了矛盾。總之，語言必然要為詩歌中的比喻提供素材。

　　當然，以文害意的表達是可怕的，而詩歌表達的合理性是詩人心靈體驗的真正意義，毋須啟動與詩性無關的偽情感、偽修辭、偽意境、偽想象以組裝詩歌的骨架，它應是心中鏡像的勾畫并可進入感性階段的精彩航行。

　　軍事題材詩歌姓“軍”，不意味著可以放低詩歌的標準，詩歌的氣蘊，對詩意的發現和表達在于留白，在于粗糲，在于細節演繹和空間感，在于嶄新的詩性表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