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藝氣象（2014電影劇篇）

　　交替(年度關鍵詞)

　　尹鴻

　　2014年中國內地電影票房繼續保持著30%左右的高速增長，越來越多的中小城市觀眾越來越頻繁地走進電影院。與大眾日益增長的電影消費需求同 步，國產電影也越來越呈現出它的多樣性。雖然陳凱歌和馮小剛兩大“巨頭”缺席，但張藝謀、顧長衛等第五代導演，與姜文、王小帥、張揚等第六代導演，以及寧 浩、張一白、俞白眉，甚至更年輕的路陽、韓寒、郭敬明等所謂新生代導演三代同堂，努力堅守著本土電影的話語權，共同為本年度中國電影描繪出一幅多彩畫卷。

　　“網生代”“軟電影”盛行

　　這一年，最引人矚目的現象之一，就是所謂電影“網生代”的出現。互聯網在中國發展20年，如今互聯網上流行的游戲、網絡文學、微電影等元素紛紛 進入電影，在互聯網上活躍的人物開始參與電影制作，互聯網公司開始通過對用戶資源的調用來運作電影。更重要的是，伴隨互聯網長大的年輕人成為電影的主力受 眾，使這一年的中國電影越來越鮮明地體現出所謂“互聯網”氣質，出現了類似《后會無期》《小時代3》這類票房動輒數億的“粉絲電影”。而《老男孩》《分手 大師》等影片的敘事碎片化、臺詞網絡化、場景戲謔化、價值觀“草根化”等，一方面體現出這些電影對普通網民的貼近與迎合，另一方面也引起人們對這些電影中 的某些倫理虛無主義、美學粗鄙化傾向的質疑。隨著大數據、粉絲經濟、社交媒體等因素對電影的影響越來越強，電影如何在滿足大眾文化消費需求的同時，防止過 度迎合帶來的娛樂無度、倫理無度的偏向，堅守基本的文化底線，正在成為中國電影文化未來發展的新考驗。

　　從票房數據來看，2014年可以說是“軟電影”大行其道的一年。宏大題材、尖銳主題，甚至硬派的動作片，似乎都被邊緣化了。相比許多大導演的大 制作，喜劇、輕喜劇、浪漫故事得到了觀眾更多的認可。一些中低成本制作，主創人員也比較年輕，卻輕松地創造了數億元電影票房，甚至超過不少好萊塢分賬大片 的中國內地票房成績。這些作品在題材和風格上比較“軟”，表現當下生活時，不過多地設計視聽語言和運用敘事技巧，有時甚至顯得過于平鋪直敘，簡單得近似于 普通電視劇，但卻因其題材與情感的“平易近人”、臺詞的生活化、場景的現實感，容易讓觀眾獲得“軟”共鳴。

　　大導演未出大作品

　　過去一年被人們普遍關注的大制作和大導演作品不少，但最終并未產生在思想境界和藝術表達上都具有典范意義的精品力作。張藝謀的《歸來》，其題材 的突破、演員的表演受到廣泛贊譽，但是敘事過于簡單，弱化了影片的藝術魅力；吳宇森的《太平輪(上)》制作豪華、格局宏大，但演員與角色錯位帶來的人物塑 造上的缺陷，大大影響其史詩片的效果；許鞍華的《黃金年代》構思獨特、歷史氛圍感強烈，但只流于人物關系的簡單呈現，對人物內在世界的揭示不夠；《一步之 遙》有姜文電影一貫的個性張揚、場景沖擊，但整個故事和人物也被一些觀眾批評為支離破碎、炫耀矯情……這一批飽受關注的影片似乎都沒有達到觀眾的預期，因 而在票房上也受到了影響。它們的遭遇折射出中國電影在融合電影與文學、商業與藝術、制作與創作的關系上往往顧此失彼、不甚成熟。當然，這也是中國電影成長 過程中的一種必然經歷。

　　“成長的煩惱”很多

　　過去一年，“網生代”流行、軟電影當道、大制作普遍遭遇滑鐵盧的現實，反映了當下中國電影文化一種濃重的“草根化”傾向。這一方面是因為互聯網 普及的確在很大程度上給予了更多普通人以文化表達的機會，而這些表達又借助市場的力量撼動了昔日文化精英的話語權。另一方面是因為，最近幾年電影市場向二 三線城市普及，觀眾群的性別結構、年齡層次、受教育程度、經濟狀況、社會地位等方面發生了明顯變化，使得中小城市觀眾掌握了更大的市場決定權。在社會轉 型、經濟調整、城鎮一體化的過程中，電影文化的確有可能向下沉淀，向草根靠近，并且成為某種生活情緒的宣泄和調整渠道。

　　當然，我們也應該意識到，通俗與庸俗不同，尊重與迎合有別，娛樂不等于無度，票房不是評價電影的惟一標準。一方面，觀眾在接觸到越來越多的優秀 文化產品的同時，自身的文化素養和審美能力會不斷提高；另一方面，文化產品始終擔負著一定的文明引領、素養提升的使命。“賤人”電影、“粉絲”電影、“惡 搞”電影中，某些低俗化、低賤化、丑陋化現象應該引起我們反省。如同過量的食品添加劑會對身體健康造成傷害一樣，超出倫理和審美底線的娛樂添加，也會給人 的精神健康帶來潛移默化的危害。

　　“亂花漸欲迷人眼，淺草才能沒馬蹄”，正是當下中國電影的現實寫照。中國電影仍然處在蛻舊變新的過程中，創作者的新老交替正在進行，新市場、新 觀眾帶來的電影美學觀念沖突還在調和，市場機制尚未成熟，電影價值觀的探索和表達還缺乏自覺意識，甚至高新技術對電影創作觀念的沖擊也還正在消化，特別是 電影還未能找到與當下中國的變遷與發展、當下中國人的奮斗與夢想息息相關的敘述方式，這一切都說明中國電影正處在成長的煩惱中，中國從電影大國發展為電影 強國還任重道遠。

　　首先要解除觀念束縛(年度話題)

　　饒曙光

　　2014年，在全球電影增長放緩甚至停滯的大背景下，中國電影產業高速發展。電影對中國國民經濟的貢獻、對經濟結構轉型的重要性也日益顯現。盡 管數據很漂亮，但我們不能自我陶醉，中國電影存在的結構性問題不容忽視，有針對性地推進中國電影產業結構的優化調整成為當務之急。

　　從整體上看，與美國等發達國家相比，中國電影仍處于后發狀態，因此更多地依靠話題性、段子化乃至網絡碎片化等手段吸引觀眾眼球，在國內票房上獲 得了暫時的優勢。從創作層面來看，中國電影出現了一批具有市場號召力的作品，尤其幾位跨界青年電影導演，打破了傳統電影的固有模式，憑借與“粉絲”的有效 互動贏得了年輕觀眾，但其創作的品質和可持續性還需要未來市場的檢驗。從觀影人群上看，19至30歲觀眾在過去兩年貢獻了中國電影票房的80%以上，成為 核心觀影人群，這個人群將在很大程度上決定中國電影的類型、趣味和風格。

　　中國要從電影消費大國變成電影創作強國，產業結構必須調整。而要實現這種轉變和調整，必須逐步解決一些關鍵問題：推進電影文化建設，提升全社會 電影欣賞水平，培養高端觀眾群體；加強頂層設計，推進差異化市場體系建設，讓多樣化的電影無縫對接目標觀眾，實現創作生產的良性循環；培養和支持源源不斷 的青年人才群體，讓創意成為中國電影發展的核心動力，增強電影的文化內涵和藝術魅力，有效提升中國文化的感染力、影響力。

　　除了要夯實產業基礎，我們還迫切需要在發展理念上突破“初級階段”的局限，為中國電影起飛解除觀念上的束縛。

　　首先，經濟上要超越“唯票房論”，建立“大電影產業觀”。電影票房只是評價電影銷售情況的一個顯性指標，并不是評價電影產業的科學體系。電影對 國民經濟的貢獻，遠超單純經濟效應的邊界。中國電影必須有效延伸電影產業鏈，進一步緩解票房對藝術創作的過分壓力，改變單純以票房評價電影創作生產成敗得 失的習慣性思維。要建立更具有包容性、綜合性、前瞻性、科學性的評價標準和體系，促使電影產業從單純的票房經濟上升為以版權經濟為核心的“大電影產業”。

　　其次，文化上要克服“泛娛樂化”，著眼“軟實力”。在現代社會，電影作為一種高科技、工業化、大眾化的藝術，無論是對民族傳統文化的傳承，還是 對民族文化的現代化融合創新都具有不可小覷的意義。在現代文明競爭乃至構建新的世界秩序過程中，電影所發揮的軟實力功能是無法替代的。我們必須從提升軟實 力的戰略高度來觀察、理解和闡釋中國電影，而不能僅僅將其理解為“休閑娛樂”。

　　再次，戰略上要擺脫“影響的焦慮”，立足本國實際，發揮自身優勢。中國電影要實現后發優勢，必須認清中國社會、文化、電影的現實，在此基礎上建 立清晰、堅定、不因風吹草動就輕易動搖的戰略布局和戰略目標，即通過有誠意、接地氣的作品為國產電影贏得人氣，注入更多的人文內涵，鞏固和提升國產電影市 場份額，實現電影產業與文化的兼容式發展。

　　近兩年來，互聯網的滲透使電影產業發生著深層次的改變，但毫無疑問，內容為王、導向為魂、創意制勝的鐵律沒有變。只有增強自身發展的核心競爭力和內生動力，才能提高中國電影的整體效益，才能創造電影藝術的高峰，推動中國從電影大國有效、有序走向電影強國。

　　年度推薦

　　標題書法：王干

　　版式設計：蔡華偉

　　主旋律藝術范

　　高山

　　《警察日記》 寧瀛導演 蘆葦 寧岱編劇

　　《警察日記》從對英雄的質疑開場，以一樁無解的命案作終，潤物無聲般完成了對英模郝萬忠的形象建構，成就了一部不一樣的主旋律電影。

　　警察職業是一扇窗。透過13年間的68本日記，創作者一面走向郝萬忠的內心，一面走向廣闊的社會現實。影片對英雄的“祛魅化”處理，可視為對非 黑即白的英雄觀的一種反撥。借助記者的調查，影片展現了“羅生門”一般的敘述結構，不同人眼中的郝萬忠呈現了他不同的性格側面：對犯罪分子嫉惡如仇，對家 庭成員卻常懷愧疚，被同事視為可以交心的兄長，在親兄弟的眼里卻不近人情……影片所涉的幾起案件，雖不乏抽絲剝繭的推理分析，但更多關注主人公的狀態呈現 及其關聯的世間百態。在一個經濟急速發展的北方邊陲小城，一位忠誠質樸的人民警察永遠停不下奔忙的腳步。

　　《警察日記》沒有囿于紀實性的電影語言，而是進行了藝術風格的探索創新，圍繞警察的日常生活，以大量的主觀性語匯，采用時空交錯、閃回、慢鏡頭 等手段閃轉騰挪，提升了影片的視聽效果，有效彌合了主旋律電影與藝術電影之間的習慣性裂隙，在國際A類電影節贏得榮譽，獲得了有效的國際傳播，實在是一部 “破格”之作。

　　小成本精制作

　　左衡

　　《世界屋脊的歌聲》 王文杰導演 張華峰 呂品品編劇

　　影片《世界屋脊的歌聲》是一部取材民族、教育、勵志的主旋律作品。影片講述一位山東青年幫西藏孩子們圓夢、西藏長者又幫他重拾信念的故事，相當流暢地在自然景觀、生活模式、人物形象之間建立起童話般的邏輯聯系。

　　劇作圍繞主人公對孩子們的善意謊言寫下了該片最富神采的一筆，營構了戲劇矛盾，凸顯了文化差異，同時也平衡著傳統與現代的道德律令。精致的小懸 念和小轉折顯示出主創團隊高明的劇情把控能力。觀眾通過影片看到，西藏正通過艱苦而堅韌的教育活動來實現文明程度的大幅邁進，山東隱喻著經濟高速發展過程 中尋找精神家園的人們，北京則象征了國家和民族的夢想。這些豐富的內涵在影片中通過意指明確的影像符號與視聽語言得到相當充分的展示，完成了主線與副線的 和聲效果。 

　　尤其難能可貴的是，影片超越了“援藏”的意識，表達了更深刻的主題，那就是，東部發達地區的人不再是慷慨的施予者，相反，也可能是需要心靈援助 的對象。這種認識使影片走出了狹隘的地方主義，看到了更廣闊的世界，并把這些有關文明的思考傳遞給了觀眾。《世界屋脊的歌聲》的意義，不僅在于對本地形象 的自豪自信，更在于這種難能可貴的自省。一部投資小、沒有明星的影片能取得如此多的成績，是“地方電影”一個很好的開始。

　　得市場葆初心

　　喻若然

　　《白日焰火》 刁亦男導演 刁亦男編劇

　　由于中國電影市場的多元化格局尚未形成，能夠同時在藝術追求和商業回報上取得雙贏的作品仍然鳳毛麟角，而《白日焰火》正是其中一部難得的作品。 

　　昏暗的街道，發生了一起離奇命案，一名潦倒失意的警察正在追蹤一個神秘女子。影片在通俗化的包裝下，裹藏了一顆珍貴的“作者”之心。盡管講述的 是一起犯罪案件，但創作者并未進行“惡有惡報”的簡單道德評判，它對每一個卷入其中的靈魂都給予悲憫的觀照。“白日焰火”的綻放，象征著被宏大敘事遮蔽的 個人內心的釋放，刁亦男在影片中注入了他對現代社會人性異化問題的反思，提供了一個可以再三咀嚼、開放解讀的文本。 

　　從故事結構、場景設置、人物設定到視覺設計，導演主動運用類型化元素講述故事，為影片爭取到了更多的拍攝資源，最終也斬獲了過億票房。《白日焰火》的市場成功，為國內藝術電影的制作發行探出了一條新路。

　　中國電影市場的迅速擴容導致當下的國產影片出現過度商業化的傾向。《白日焰火》能贏得國內國際觀眾的認可，讓我們欣慰地看到，中國還有一批電影人追求藝術，不忘初心。如何既保持市場意識，又保留創作靈魂，是未來中國電影人的一大挑戰，也是《白日焰火》的開拓價值所在。

　　講矛盾有擔當

　　任姍姍

　　《親愛的》 陳可辛導演 張冀編劇

　　手持體檢報告的農婦李紅琴蹲在醫院的走廊，淚如雨下；隨著鏡頭的后退，長長的走廊不斷延伸，直至步入黑暗深處……這是電影《親愛的》最后一個鏡頭，它似乎寓指我們剪不斷理還亂的庸常生活，也似乎在告訴觀眾，故事還遠未結束。 

　　《親愛的》由香港導演陳可辛執導，故事源于真實的“打拐”事件。影片的立意不只在于聲討泯滅人性的拐賣行為，更在于思考事件背后的情感真空、道 德困境以及社會錯位。以“尋子”為中心，電影就像一枚投向當下生活的深水炸彈，與揪心的淚水一起涌出的是農民工群體、新富階層、中產人群共有的無奈，制度 與人情的沖撞，現代都市病的蔓延以及人性的雙面，世態的復雜。更為難得的是，電影表達了對這些普通人處境的同情和理解，引導觀眾情感的凈化和升華，而它并 沒有完全訴諸催淚的情節，幾處冷靜而克制的講述，更能傳達出影片的弦外之音，于無聲處聽驚雷。

　　與許多電影抽離現實、規避風險相比，它以正面強攻的姿態，將當代中國正在生長的風景、蕓蕓眾生的糾結搬上了商業院線的銀幕，其勇氣和情懷值得敬佩。

　　作為一種文藝樣式，電影最重要的就是讀心和走心。電影創作者如同擺渡人，將自己，也將觀眾從此岸渡到彼岸，故事就是那艘船。講述故事的方式有百千種，流傳久遠的一定是創作者那顆火熱的、跳動著的心。《親愛的》的溫度就是中國電影人的溫度。

　　兒童片人文化

　　戴清

　　《洋妞到我家》 陳剛導演 李春利 李輕松編劇

　　2014年電影市場讓人喜憂參半，票房成績毋庸置疑，但上乘之作的稀少似乎也是繁盛表象下的真實。尤其是不少高票房影片，其人文含量和藝術水準 都不能令人滿意。在此環境中，由李春利、李輕松編劇，陳剛執導的小成本電影《洋妞到我家》顯得格外清新別致，一經面世，就頗為引人矚目。

　　《洋妞到我家》敏銳地捕捉到全球化進程及出國移民潮給普通人的情感、生活帶來的沖擊。女主角文娟望女成鳳，為了給孩子提供她認為的最好的教育， 積極準備移民，為此和堅持在國內發展的丈夫發生了激烈沖突。活潑可愛的小女兒皮皮在母親的嚴格管理下變得小心翼翼，熱情奔放的洋妞姐姐的到來解放了孩子的 天性，但兩個孩子在一起也麻煩不斷，全片充滿了輕喜劇色彩。影片通過表現一個中產階層家庭聘請外教輔導孩子學英語的故事，將情感婚戀、子女教育、出國移民 等熱點話題形象地展示在銀幕之上，以一個小家庭的生活選擇折射出了當代中國人的精神脈動。

　　影片細膩傳達了逐步富裕起來的國人對外在世界的渴望，更深入反思了這份渴望中的非理性成分，表現了人們重返真情本位、重建人際信任的情感歷程以及對民族文化根脈的再度認知。影片的結局溫馨美好，實力派演員徐帆、陳建斌和小演員陳一諾對角色的詮釋都非常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