讓戲劇比真實生活更感人

　　當前有不少根據生活中真實的人物和故事創作的現代戲，這些作品在宣傳英模人物的事跡、弘揚正能量方面發揮了積極作用；但也存在一種情況，即大家在閱讀這些人物事跡的報告文學和聽他們的報告時，非常受感動，而看戲劇演出時卻覺得不如事跡本身那樣感人。但看呂劇《回家》時卻有一種“更強烈”的感覺，作品使我們感動。生活氣息濃厚，人物形象鮮明，人物的情感深深打動我們，這說明作品確實做到了更典型，更有集中性。其創作的經驗是值得認真總結的。

　　呂劇《回家》是根據臺灣老兵高秉涵的真實故事創作的，高秉涵二十多年來，無數次奔波于海峽兩岸，將一百多名旅臺老兵的骨灰護送回大陸老家安葬，讓他們魂歸故土，圓夢“回家”，這一事跡感動了千千萬萬海峽兩岸的中國人，高秉涵因此被評為2012年度“感動中國人物”。

　　《國家》有成功，首先我認為是作者抓住了人性中最深刻、最帶普遍性的東西——對親人、對娘、對家鄉的情。開始，劇中人物在政治觀點上是模糊的，但對家鄉的情，對娘的情是丟不掉的。這是聯系海峽兩岸人民最深刻的東西。在中國古典詩詞中有很多表現故鄉情思的動人的詩句，有過或長或短離開家鄉經歷的人，都會有同感。所以當劇中的山根兒被國民黨軍法處處死時，他要求轉過身去，望著山東家鄉，“山根兒我生死魂繞故鄉山”；當回不了家的老兵們看到故鄉的土，激動得泣不成聲，恨不得吞到肚里時，我們也不能不深為感動。回不了家，這是他們心底最強烈的痛；親人相聚，這是兩岸人民共同的情感。無法磨滅的親情，這是人類心靈中最美好的東西。國內戰爭，兩岸分隔，這是一段人們刻骨銘心的歷史，這是一段血火交并的政治，其中自有是非在。但作品不去著力分辨歷史的是非曲直，而是直指人心。“人心是最大的政治”，寫人心比直接寫政治具有更大的藝術力量。

　　第二，根據典型化的需要，作者對人物原型的事跡和人物關系作了適當的改造，使母子之情，家鄉之情，與友情、愛情交織在一起。比如，在原型中，是高秉涵執行了對“逃兵”的槍斃的，現在改成別的人，而涵子是與那個“逃兵”山根兒一起逃跑而沒被抓住的，山根兒是他的親戚和朋友，山根兒的死與他密切相關，山根兒死前囑托他把骨灰帶回家鄉，因此這囑托的分量就格外重。還有其他一些人物關系的虛構，如葉子因為與山根兒相愛，就女扮男裝當兵到了臺灣，可是一直沒能見到山根兒，而追上山根兒時，卻是山根兒被槍斃之時，這就更增加了人物命運的悲劇性。而執行槍斃山根兒的軍法處長又是誤傳已死實際沒有死的山根兒的父親，他知道自己要槍斃的是自己的兒子，依然執行“軍紀”，更突出了這一行為的違背人性。

　　第三，作品發揮了呂劇劇種的特點和演現代戲的長處。呂劇是說唱藝術山東琴書發展而成的比較年輕的劇種，善于表現群眾的日常生活。自上世紀50年代創作演出《李二嫂改嫁》以來，已形成了編演現代戲的優良傳統。近年創作演出的《補天》《百姓書記》等劇目，都取得很大成功。編劇劉桂成、導演盧昂、作曲欒勝利等都對呂劇劇種非常熟悉，在作品中充分發揮了劇種的特點和長處。劇本運用了不少山東方言和生活習俗，許多細節，如給親人打“福萬”，給孩子“拉魂”，都使人感到親切。尤其是小道具福萬，山根兒臨死前，向涵子要福萬，因為他再也得不到象征愛情的福萬了；葉子為給山根兒送福萬，硬是跑到了臺灣，福萬猶如少女的一顆純情的心；五十年后回家的涵子見到當年未入洞房的妻子芥蘭，說起福萬，芥蘭拉開柜門，滿柜的福萬像潮水一樣奔涌出來……使我們感到，在一個小小的福萬中蘊藏著多么厚重的情感！蒼老的皂角樹，《一枝花》的嗩吶旋律，如同一種永不磨滅的印跡，永不消失的音符，留在人們的眼前和耳邊。山根兒臨死前的唱段：“待來日哥哥能把家鄉還，勿忘記，把弟弟的骨頭帶回皂角灣”，芥蘭與母親的唱段“母女倆心酸對心酸”，“不知道等盼兒要到哪一年”，以及涵子的唱段“我背得動眾兄長千斤骨，背不動思家想家半世情”等都是呂劇韻味濃郁，因此具有十分感人的力量。

　　《回家》的原型人物是感人的，但呂劇《回家》之所以能取得感人的藝術效果，在于創作者真正被生活所感動，他們不僅是看了報道，而且到臺灣對原型人物做了采訪，加深了對人物和歷史事件的理解，并根據戲曲藝術的創作規律對生活和人物進行了典型化的創造，所以呈現在舞臺上的形象確實做到了比實際生活更高，更集中，更帶普遍性，這是一部有筋骨、有道德、有溫度的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