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書元：人民社的金字招牌越擦越亮

　　我國第一部《中國人文社會科學圖書學術影響力報告》(國家社科基金后期資助項目)發布對出版社學術影響力的科學評估結果，出版社總被引用率Top10中，人民出版社排名第一。在更細的21個專業領域學術影響力排名中，人民出版社在馬克思主義、哲學、宗教學等七個領域是赫赫醒目的領跑者。

　　作為人民出版社的社長，黃書元自2002年來到該社，已經“領跑”了12年。這位自1982年就在出版界辛勤耕耘的“老兵”，直到2014年10月底才獲得“第十二屆韜奮出版獎”。而這項出版行業個人的最高榮譽獎項，其實早在20世紀90年代初就曾眷顧過時任安徽省出版局副局長的黃書元。

　　“在我的心目中，韜奮出版獎是出版人的終身大獎，是最崇高的榮譽，我距離出版大家還有很大差距。所以一直沒有申報這頂大獎。”黃書元說，自己的生命早已和出版融為一體，身體中流淌的是圖書的血液，可是和出版界的前輩相比，自己做得還不夠。“出版最重要的使命，是知識的積累和文化的傳播，出版人的使命是為我們整個民族文化作貢獻，而不能視為謀生的職業。如果為了賺錢，早就投身其它行業了。我是真正把出版作為事業來追求，希望能夠出版一批立得住并能傳之久遠的好書。”

　　2014年，人民出版社的發貨碼洋和銷售收入與上年相比，均有兩位數的增長。在數字出版和多媒體發展強烈沖擊的今天，實屬不易。

　　這一數字背后主要是三大因素的支撐。一是選題。出版的重點是選題，既要有敏銳的眼光和意識，也要有迅捷的反應和強有力的執行。很多闡述中央政策的大眾讀物，人民出版社都在第一時間推出，這是由于經過超前的周密規劃。正因為事先緊鑼密鼓策劃，《中國共產黨第十八屆中央委員會第四次全體會議公報》單行本及學習輔導類讀物，為廣大黨員干部群眾深入學習貫徹黨的十八屆四中全會精神，提供了最權威、最全面的輔導材料；二是精干的編校和發行力量。人民出版社擁有30多人的校對人員、80多人的發行隊伍，這在全國出版社中也是首屈一指。對于重點圖書的發行，采取分片包干到人的方式，發行工作到位而細致，無論是《朱镕基講話實錄》、《溫家寶談教育》，還是最近的《習近平重要論述學習筆記》等，過去印象中枯燥的時政讀物演變成了“暢銷書”。這其中既有作為黨和國家領導人個人魅力和公眾知情權的需求，也與人民出版社強大的發行力量緊密關聯；三是嚴明的獎懲措施。在人民出版社，超過社長收入的編輯人員，每年都有二三十人。“人民出版社是事業單位，但是市場化程度很高。”黃書元說，出版社采取嚴明的獎罰措施，編輯獎勵上不封頂、下不保底。卓有見樹的優秀編輯年個人創利超過百萬元的有之，而因業績平平，連平均獎都拿不到的也大有人在。

　　2014年12月27日，“中國數字出版聯盟”成立大會暨第一屆全體理事大會在北京召開，黃書元當選為聯盟理事長。12月31日，黃書元在接受讀書報采訪時說，聯盟的成立，是傳統出版社面對數字化浪潮嚴峻挑戰、生死攸關的時刻采取的聯合行動，是適應傳統出版與新興出版加快融合發展的重大舉措。不僅是抱團取暖，關鍵是市場化的資源整合。

　　實際上，人民出版社早在十年前就嘗試了數字出版。“我的觀點是，建立專業的數據庫，調劑余缺資源，公開透明經營過程，優勢互補。”黃書元認為，大數據時代，必須既精通傳統編輯業務又熟悉數字化進程和各種工具，加快傳統出版社的數字化轉型，更好地實現傳統出版與新興出版的融合發展，促進數字出版業良性健康發展。

　　12年前，黃書元從安徽省出版局調任人民出版社任社長時，正逢從計劃經濟轉型為市場經濟。人民出版社原來有各種資源，均因各部委出版社成立，原有出版資源被分流，而老字號出版社品牌優勢之外，也面臨負擔重、不能享受轉企的優惠政策等問題。面對市場經濟，必須要“找”市場。

　　本著這一觀念，黃書元確定提高市場占有率，發揮品牌影響力的戰略。如今，人民出版社的“老字號”金字招牌越擦越亮。自2013年起，人民出版社設立專項基金評選本社“年度優秀學術著作”，每年經學術專家評審委員會嚴格評審，評出10本年度優秀學術著作。他表示，2015年人民出版社將進一步以精品學術著作、重要出版項目以及通俗理論讀物為抓手，履行好公益出版單位的學術出版職責，繼續做好馬列經典系列著作的編輯出版發行工作，做好“一帶一路”主題出版工作、紀念世界反法西斯戰爭暨中國人民抗日戰爭勝利70周年主題出版等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