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歸文學傳統　建構民族詩學——2014年古代文學研究綜述

　　從20世紀80年代開始，古代文學研究界開始反思這一研究路徑，致力于經典的還原解讀，并在21世紀取得了豐碩的成果。閱讀2014年的古代文學研究論著，我們驚喜地發現，“回歸傳統、建構民族詩學”已經成為當前古代文學研究界的共識。

　　20世紀中國古代文學研究的現代化進程是一個西學東漸的進程，西方文學觀、西方文學史觀、西方學術論述模式彰顯了西方視野下的中國文學“風景”，與此同時也在相當大的程度上遮蔽了中國文學自身的傳統，甚至制造了不少學術偽命題。20世紀的中國古代文學研究更是在各種文化思潮尤其是意識形態的影響下呈現出特殊的時代“風貌”，學術思潮、經典認定乃至論述模式均受其影響，許多結論彰顯的不是經典產生的時代而是閱讀經典的時代。從20世紀80年代開始，古代文學研究界開始反思這一研究路徑，致力于經典的還原解讀，并在21世紀取得了豐碩的成果。

　　閱讀2014年的古代文學研究論著，我們驚喜地發現，“回歸傳統、建構民族詩學”已經成為當前古代文學研究界的共識。在此，我們無意對2014年的古代文學研究進行全面盤點，只是就閱讀所及談談這一年來對古代文學研究的一些直觀感受，希望能把握學術發展命脈，表達自己對學界前輩、同仁的敬意。掛一漏萬，在所難免。

　　探尋傳統文學的傳統

　　本年度，《文學遺產》等重要刊物刊載了一批論文，對西方模式進行反思，其旨趣在于探尋“傳統文學”的“文學傳統”。趙敏俐指出，以往的研究將古代文學研究現代化，即用現代文學觀念來規范中國古代文學，這一方法未能反映出中國文學發展全貌，因為西方化路徑缺少對中國文學民族特點的把握，政治化路徑對許多文學史現象進行了片面解釋；張伯偉指出，當代學術面臨的最大問題就是如何反省西方學術對中國學術的影響與改造，中國學人能否提出并實踐一種有別于西方的理論與方法，發現一個東方的、亞洲的、中國的知識生產模式。有鑒于此，他提出了“作為方法的漢文化圈”這一學術命題；陳文新的《〈劍橋中國文學史〉商兌》是對西方中國文學史編寫模式的反省，提醒學術界關注“中國”文學史的功能、關注“中國”文學的民族傳統，他的這一反思是其“辨體意識”使然。

　　近年來，一批中青年學者在從事中國宗教文學史的編撰工作，吳光正、李舜臣的論文從宗教實踐的角度界定道教文學和佛教文學，試圖在清理宗教文學歷史進程的同時建構具有民族本位的宗教詩學；羅鋼指出，王國維的意境理論在晚清詞壇備受冷遇，這一理論是一種“被發明”的傳統，一種依據德國美學建構的傳統，當我們把《人間詞話》奉為國學經典、將意境說視為中國古代詩學核心范疇或中華民族最高審美理想的時候，同時就永遠埋葬了自己民族的詩學傳統與審美理想。如果結合學者們提出的各種方案，我們發現，反思西方、回歸傳統已然成為古代文學研究界的一個時代話題。

　　辨析時代知識體系

　　從文化與制度層面分析文學作品和文學現象是本年度古代文學研究回歸傳統、建構民族詩學風潮的一大面相。本年度的研究表明，辨析一個時代的知識體系與文學創作之間的關系是回歸傳統的一個重要途徑。這樣的研究路徑，有利于我們對傳統產生同情之理解。辨析政治文化、仕宦文化、科舉制度和文學創作之間的關系，也是回歸文學傳統的重要路徑。

　　具體說來，首先體現在政治風尚對文學的影響。如，諸葛憶兵指出，宋高宗在詞作領域倡導高雅，并創作一組漁夫詞，將其納入童子舉考試內容，歌詞在某種程度上取得與儒家經典著作同樣重要的地位，在尊體過程中發揮重要影響。其次體現在科舉文化對文學的影響。如，魯小俊指出，科舉功名的偶然性確實存在，但是平時成績與錄取率之間存在著正比關系，這一發現提醒我們正確認識明清科舉題材文學“功名富貴無憑據”的主流表述。最后體現在政治制度、文人政治命運對文學的影響。如，王相飛分析南朝地方行政制度與山水詩創作的關系，認為吳越山水書寫主體為浙東文人，寄托了作者對老莊玄理的哲學感悟；荊楚山水書寫主體主要是在荊楚做官和途經荊楚的文人，傳達了詩人旅居異地的生命體驗。

　　還有相當一部分論文作者甚至提出了文學研究的文化生態學理論。如，徐大軍認為元代平話文體的生成與平話技藝無關，乃是基于元代書面白話文體的編寫、閱覽所關聯的環境、觀念的推動。這也是關注文化生態的一個顯著個案。所有這些研究都關注到了古代文學寫作群體的文化語境和生存狀態，這是深入體貼“文學傳統”與“傳統文學”的正確路徑。

　　側重文體理論研究

　　文體研究、辨體研究更是本年度古代文學研究回歸傳統、建構民族詩學風潮的重要面相。一批論文關注到儀式與文學文體之間的關系。如，董芬芬分析了春秋時代的詛辭，認為春秋時代的應用文體皆因不同儀式而作，禮儀背景限制著文體的內容結構、表達習慣和措辭風格。

　　一批論文關注到禮樂制度、科舉制度與文學文體之間的關系。如，徐正英指出清華簡《周公之舞琴》保留了孔子刪詩前的原始形態，這一形態為楚辭所繼承。李昌集甚至提出了文體文化學的理念。他對周詩生成進行了詳盡分析，倡導一種文體文化學的研究視角，即通過文體生態學、文體功能學與文體行為學的貫通考察，將單一的、靜態的文體形態學擴展為立體的、動態的文體發生學研究，揭示文體歷史生成過程中的文化學意義。

　　在這樣的理論自覺之下，學者們對文學作品和文體理論的分析和把握也就更加到位。如，余恕誠指出，李賀詩歌特征有賦體淵源；朱迎平分析了唐宋元單體總集編撰的發展規律，指出單體總集編撰促進了文體研究的細化深入，開拓了文體研究的創新體式，標志著新興體類的確立與被認同，是唐宋元文體學發展的重要標志。

　　元代文學研究成就突出

　　從突破陳見的角度來說，斷代文學史研究成就最突出的無疑是元代文學研究。長期以來，由于受進化文學史觀、白話文學史觀的影響，似乎元代文學只有元曲獨領風騷；長期以來，學術界習慣性地用民族壓迫、階級壓迫來分析元代文學，元代似乎是文學史上的黑暗時代。在陳垣、姚從吾、札奇斯欽、孫克寬、袁翼、陳高華、李治安、張廣保、申萬里尤其是蕭啟慶教授的努力下，元代歷史研究、元代文化研究已經完全改變了人們對元代的認識，但是文學研究界一直無視這些學術成就，以至于李修生一再呼吁，元代文學研究要重視元史研究成果。在李修生、楊鐮、鄧紹基、幺書儀、曾永義等學術前輩的努力下，隨著《全元文》、《全元詩》的出版，元代文學研究終于在21世紀出現了新的轉機。

　　2014年，無論是論文還是論著，元代文學研究均出現了驚喜之成就，尤以查洪德《元代詩學通論》的出版，刷新了人們對元代文學的認識。該書充分運用元人文集尤其是文集中的大量詩序還原了元代文人生存狀態、元代詩文創作語境、元代詩文創作風貌、元代詩文創作理念，批駁了強加于元代文學的大量不實之詞，為回歸傳統、建構民族詩學作出了貢獻。

　　(作者單位：武漢大學文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