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駿虎：人民是文學的生命力

人民是文學的生命力
山西作家　李駿虎

山西作家李駿虎在會上發言

　　山西作家“深入生活、扎根人民”的優良傳統，是由來已久、代代相傳的，最遠可以追溯到上世紀三四十年代的趙樹理。早在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發表之前，深受新文學運動影響而成長于太行山區農村的趙樹理，就提出了做個“文攤兒”作家、為農民寫作的創作理念。《講話》明確提出“文藝要為人民大眾服務”之后，趙樹理創作發表了《小二黑結婚》《李有才板話》等一系列實踐作品。在《講話》的指導下，在趙樹理作品的影響下，后來被稱作山西文壇“五戰友”的馬烽、西戎、束為、孫謙、胡正，創作出了一批同樣為農民所喜聞樂見的、反映農村生活的作品，形成了獨到的創作方向和獨特的創作風格，被譽為“山藥蛋派”。從奠基人趙樹理到張平，這個流派橫跨兩個世紀，歷時近百年，在文學史上是絕無僅有的，這樣綿長的生命力，正是來自于“深入生活、扎根人民”。

　　為人民寫作是山西幾代作家的不懈追求。被山西省委、省政府授予“人民作家”榮譽稱號的有8位：馬烽、岡夫、西戎、孫謙、束為、胡正、鄭篤、張平，他們的創作主張一直對青年作家產生著深遠影響。馬烽同志健在的最后幾年，我正編輯著《山西日報》的文學副刊，馬老讓他秘書給我送稿子的時候，經常會附一張小小的便箋，叮囑我要學會多觀察生活、思考生活，那幾張用鉛筆寫就的紙條我一直珍藏著。“深入生活”是山西幾代作家的優良傳統。從“山藥蛋派”五老到新世紀以來的中青年作家，很多人都在省作協的幫助下有過掛職體驗生活的經歷。他們一直篤信和踐行著“生活是創作的唯一源泉”，為了創作出反映時代精神和大眾生活的作品，他們大多掛職到縣鄉，蹲點到農村，和農民一起吃住，一起勞動，從而創造了山西文學的持續輝煌——包括“晉軍崛起”，也是插隊知青和山西地氣融合后生發出來的一個高峰。

　　我個人在這方面也受益匪淺。2004年前后，我的創作陷入了一個瓶頸期，剛開始以為是靈感的枯竭，后來發現其實是生活積累的貧乏，同一個素材反復使用，思路和格局也打不開。正在一籌莫展的時候，省作協物色青年作家掛職體驗生活，我就積極地報了名，如愿以償地回到故鄉洪洞掛職縣長助理，跳出書齋投入火熱的現實生活中，和干部群眾一起為家鄉建設發展出力流汗。后來又擔綱分管科教文衛的副縣長一職，投入到了繁忙的行政工作中，包村子、跑項目，處理上訪事件，和各種身份、不同性格的人打交道。這一干就是滿滿當當的4年。這4年中我忘記了寫作，也忘記了自己是一個作家。就在我以為自己就要遠離文學的時候，無數的靈感、故事、人物、思想卻紛至沓來，以至于靠一支筆根本就無法書寫和表現。4年的掛職體驗生活，使我從 “江郎才盡”的枯竭轉變為“井噴”狀態，也使我的眼光從個人體驗轉變到關注大眾、關注時代上來。基于對這個時代大眾的精神狀況和價值取向的把握，尤其對鄉村的風俗沿革、生存狀況和農民的精神訴求的深入了解，我相繼創作出中篇小說《前面就是麥季》《五福臨門》，長篇小說《母系氏家》等，先后獲得魯迅文學獎、莊重文文學獎和趙樹理文學獎。

　　毛姆在評價巴爾扎克的時候說：“在所有為世界增添精神財富的偉大作家中，我覺得最偉大的是巴爾扎克。他是個天才。有些作家是靠一兩本書出名的……但是他們很快就江郎才盡了，即便再有作品，也是重復而已。偉大作家的特點就是作品豐富，而巴爾扎克的作品真可謂豐富得驚人。他表現了整整一個時代的生活，而他描寫的領域則像他的祖國一樣廣闊。”多年的掛職體驗生活，同樣改變了我的文學觀念，使我的創作漸漸回歸到現實主義的道路上來，發現現實主義才是最先鋒的，走現實主義道路的作家，是最具有探索精神的，他們直面現實、直面矛盾，直面人的生存現狀，同樣直面人的精神境遇，他們是時代的代言人，也是歷史的記錄者。就像巴爾扎克，怎樣豐富的閱歷和強大的內心，才能把這樣多變的時代和復雜的人物表現出來啊！為了提高自己的思想境界和藝術修養，在完成以掛職經歷為藍本的長篇小說《浮云》后，我決定再次深入生活，選取一個歷史階段來做個深入研究，也就是說通過對歷史的認知和歷史小說寫作，來鍛煉自己的歷史眼光，然后再用歷史眼光來觀察當下、書寫時代。我選取了紅軍長征到達陜北后，通過東征山西促成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形成的那段歷史，并申報成為中國作協定點深入生活項目。這段歷史在文學上鮮有表現，史料也不充分。我用了3年時間來到當年東征的渡口和黃河兩岸采訪，考察地形、搜集資料、咨詢專家、訪問當事人，沿著當年紅軍東征的路線進行了細致的考察，得到了沿線干部群眾的熱心幫助。比如說永和縣，紅軍東征期間毛澤東率中路軍曾在永和轉戰13天，并在此地作出回師西渡的重大歷史決定，由永和縣于家咀渡口西渡回陜。在我多次采訪期間，永和的書記、縣長親自帶路，沿著當年毛澤東進出永和的路線跑了好幾天。當時正值春雨連綿，有些山路濕滑，車輛不能通行，我們基本上是互相攙扶著徒步上山下溝的。他們縣的宣傳部長、文聯主席、文化局長、東征紀念館館長、導游員和專家們都跟著，走一路介紹一路，互相補充，互相糾正。有時候關于傳說和史料的偏差，我們會發生激烈的爭論，以至于面紅耳赤、拂袖而去。就是在這樣的氛圍里，我把當年的季節氣候、地理環境、人居環境，老百姓養什么牲口，地上長什么草，都摸得清清楚楚。回太原后，如果永和方面有什么新的發現，他們又會及時從網上給我發來。就這樣，歷時3年終于打通了史料，理清了脈絡，開闊了思路和作品格局。萬事俱備，今年初，我向作協請了8個月創作假，一氣呵成30余萬言的長篇小說《中國戰場之共赴國難》，使自己的創作完成了對歷史的書寫，也使自己的作品種類趨于豐富。

　　生活就是一座富礦，取之不盡用之不竭，以人民群眾為對象的寫作也永不過時，并且常寫常新。自2005年為了解決創作素材掛職體驗生活，到2011年帶著創作任務有目的的定點深入生活，我不但完成了自己創作上的不斷轉型和成熟，尤為重要的是社會和時代不斷地引發我的思考，有些作品在頭腦里慢慢地聚攏和成型。掛職伊始的10年后，我完成了表現中國鄉村文明在市場經濟沖擊下迅速湮滅的長篇小說《眾生之路》，里面的人物都是我所熟悉的鄉親，里面的事件都是這些年來正在中國大地上普遍發生的，這是一部鄉村文明的挽歌，我希望能夠引起全社會的思考。作品將發表在《莽原》2015年第1期，由山西人民出版社出版。

　　2012年的全國青創會上，我做了《生活遠比想象更精彩》的大會發言，這不是我個人的心得，這是山西文學半個多世紀持續輝煌的法寶，也是山西幾代作家奉行的信條。我理解，為人民寫作是符合創作規律的，文學大眾化的主張，是和“五四”新文化運動同時出現的，從新文學運動到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再到習近平總書記在文藝工作座談會上的重要講話，是符合歷史發展要求的，也是順應廣大人民群眾精神文化需求的，人民的閱讀離不開表現他們生活的文學作品，人民就是文學的生命力。這就要求我們作家“深入生活、扎根人民”，用自己的觀察和思考表現這個時代。生活體驗對作品的重要性是放之四海而皆準的真理。恩格斯說，“世界上最偉大的小說是托爾斯泰的《戰爭與和平》”。托爾斯泰能夠寫出這部偉大的現實主義巨著，正是基于他長期而深入地對1812年俄國衛國戰爭當事人采訪和進行史料研究，而他對戰爭場面無與倫比的描寫，也是因為他親身參加過克里米亞戰爭。像巴爾扎克那樣具有驚人的創造力，他也不是憑空想象，他在小說中若要寫到某種場景，只要有可能，他都要去做實地考察，有時不惜作長途旅行去看一看他要描繪的某條街道或者某所房子。左拉說：“從來沒有人把想象派安在巴爾扎克和司湯達的頭上。人們總是談論他們巨大的觀察力和分析力；他們偉大，因為他們描繪了他們的時代，而不是因為他們杜撰了一些故事。”我們應該有這樣的認識，也應該有這樣的雄心，更應該有這樣的情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