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文學與經濟的生態關系

　　經濟同樣是文學藝術最重要的生態要素。經濟是一切社會活動的基礎。由一定生產力和生產關系構成的社會經濟活動，對社會的其他活動都產生重要的影響。而市場經濟體制建立后，文學藝術作品的商品性凸現，它與經濟的關系更加密切。正確認識這種關系，對于促進文學藝術的繁榮和發展，十分重要。

　　一定的經濟條件是

　　文學存在與發展的必要前提

　　恩格斯曾指出，“馬克思發現了人類歷史的發展規律，即歷來為繁蕪叢雜的意識形態掩蓋著的一個簡單事實：人們首先必須吃、喝、住、穿，然后才能從事政治、科學、藝術、宗教等等；所以，直接的物質的生活資料的生產，因而一個民族或一個時代的一定的經濟發展階段，便構成為基礎，人們的國家制度、法的觀點、藝術以至宗教觀念，就是從這個基礎上發展起來的，因而，也必須由這個基礎來解釋，而不是像過去那樣做得相反。” 這說明，如果沒有最起碼的經濟活動以滿足人們的溫飽，藝術包括文學都無法產生。人類社會只有當經濟發展到一定階段，人們的衣食無虞，才有余暇從事精神生產，包括文學的創作。而當社會分工進一步發展，才有可能出現專業的作家。在口傳文學時代，文學大多是人們的集體創作，無所謂作家。隨著生產力的發展和社會分工的出現，有些人可以不直接從事體力勞動，而轉向精神的創造和生產。如古代的酋長、巫師和貴族中的一些人。我國春秋時代，涌現了諸子百家。他們多數也是士族或官宦。在我國漫長的封建社會中，官宦有一定的俸祿，也有余暇可以進行文學創作，也有錢去刻印自己的作品，所以那時的作家基本上都曾做過官。陶淵明不為五斗米折腰，他是高官的后裔，大約有點積蓄，所以有可能歸隱田園，“采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但他仍然要勞動，“晨興理荒穢，帶月荷鋤歸”，這樣才能維持自己的生活，并有余暇來寫作。可見，沒有一定的經濟來源，以維持起碼的物質生活，就很難進行精神的創造。曹雪芹創作《紅樓夢》時固然很貧困，“繩床瓦灶”，但仍然能“舉家食粥”。《紅樓夢》后四十回所以沒有完成，自然是他貧病交加而去世的緣故。恩格斯的上述一段話還有另一層意思是，經濟不但是一切精神活動的前提，作為基礎，它還會影響到精神活動的內容，即讓上層建筑意識形態或遲或早反映它的發展趨勢。文學作為社會意識形態的一種，自然也如此。歐洲文藝復興時代，但丁的《神曲》所揭示的人文主義思想，就是沖破中世紀封建的一道亮光，催生了資本主義的發展。《紅樓夢》中所寫的賈寶玉鄙棄仕途，反感孔孟之道，追求反封建的愛情，視男女為平等的思想，在那個時代是被視為叛逆的、超前的思想。它反映的也不是封建的經濟基礎的意識形態，而屬于未來資本主義的意識形態的萌芽。而我國許多以馬克思主義世界觀為指導的文藝作品，就為瓦解舊的經濟基礎，促進社會主義的新的經濟基礎產生過不可磨滅的作用，更是人們所熟知的。

　　經濟與文學的關系有著系列中介

　　但經濟對于文學的影響并非是直接的，而存在系列的中介。恩格斯曾把文學看作是飄浮于空中的意識形態。普列漢諾夫在解釋馬克思的歷史唯物主義時說：“一定程度的生產力的發展；由這個程度所決定的人們在社會生產過程中的相互關系；這些人的關系所表現的一種社會形式；與這種社會形式相適應的一定的精神狀況和道德狀況；與這種狀況所產生的那些能力、趣味和傾向相一致的宗教哲學、文學、藝術——我們不愿意說，這個‘公式’，是無所不包的——還離得很遠！——但是我們覺得它有無可爭辯的優點，覺得它更好地表現了存在于不同的‘一系列環節’之間的因果關系。”他曾經畫過一幅塔形圖例，緊挨經濟基礎的是政治和社會風尚，在其上才是法律、道德、宗教、哲學，最上層則是藝術和文學。正如上文他所說明的意思，他認為政治、社會風尚和法律最先反映經濟基礎的指向，而宗教、哲學、藝術、文學等飄浮得更高的意識形態，則要通過政治、社會風尚、法律、道德等中介才能與經濟基礎發生互動的關系。在這塔式的圖畫中，文學則是飄浮得最高的意識形態，它必須通過藝術、宗教、哲學以及政治等中介才能與經濟基礎發生互動關系。實際情形也如此。它要最終影響經濟基礎，必須先通過影響人們的上述種種觀念和趣味的變動，并通過人們的政治、法律行動等中介才能做到。它跟經濟基礎之間的互動，并非立竿見影。

　　文學逐漸成為重要的經濟資源

　　在古代，文學藝術滿足人們的審美需求并無什么代價。古代的神話、歌謠等口傳文學是大家共享的，往往都在勞動之余，在各種祭典儀式或游戲中表現和傳播。那時的文學藝術作品只有審美的觀賞性，而沒有商品性。但當社會出現市場經濟，文學藝術作品通過抄寫和印刷等手段加以復制，可以在市場上出售，因其觀賞價值而具有了交換價值，它就成為商品。于是，文學藝術也就成為社會的經濟資源。它不獨供人們欣賞，還能夠為生產者創造財富。

　　我國的文學藝術作品之進入市場，大約起于唐宋時代印刷術的發展，雕版印刷和活字印刷，使作品得以成批量生產并投諸市場出售。但李白、杜甫的時代，詩歌還是賣不了錢的。那時李白、杜甫等雖然寫了許多詩，其志向卻在仕途。李白投靠唐明皇，就志在“申管晏之談，謀帝王之術，奮其智能，愿為輔弼，使寰區大定，海縣清一。”未得重用后他又仗劍出游，因他的家庭其時尚富有，后來便不得不投親靠友，求得經濟上的接濟。安史之亂后，杜甫顛沛流離，輾轉來到四川，在成都就靠劍南節度使嚴武等朋友的接濟，才能建個草堂安身。嚴武死后，他只好出川，最后貧困交加，死于湘江的小船上。可見，那時的詩歌大多只能呈送給皇帝或親友傳閱或自娛之用。及至宋元明清之際，市場經濟逐漸發展，宋代話本在勾欄瓦舍說書人那里是要向聽眾收錢的。元代看雜劇，在京城大都也不是白看。至于馮夢龍、凌濛初編印“三言二拍”即有“筆資”，也即稿費。可見書本印成后也是通過市場銷售產生利潤，才能給作者發稿費。從此，文學作品的生產便開始與市場掛鉤。近代以來隨著機器印刷術的引進，圖書市場不斷擴大。稿費制度也逐漸確立。“文章只為稻粱謀”的現象日益普遍。巴爾扎克當年就依靠稿費來支付他欠的債務。西方資本主義制度建立以來，文學藝術日益成為社會的重要財富資源。作家和出版商發財致富比比皆是。這就使文學逐漸發展為一種有利可圖的文化產業。它不獨可以印行書籍，還可以通過改編成電影、電視、動漫等各種形式，擴大自己的市場和覆蓋面，英國作家羅琳本是小學的窮教員，可她創作了《哈利·波特》以來，財富竟然超過英國女王，就是突出的例子。我國青春文學作家郭敬明為推銷自己的作品，還成立了公司以包裝、宣傳和改編、銷行自己的作品，目的顯然在實現作品的最大利潤化。美國好萊塢電影年利潤達數百億美元，日本的動漫產業其利潤竟超過鋼鐵業。如今書畫等藝術品的拍賣，一件能夠達到幾個億。這都證明，文學藝術已成社會的重要經濟資源，成為代表社會財富的重要商品，而文化產業也已成為當代世界各國競相發展的支柱產業之一了。它反過來，也必然會促進文學藝術的生產，促進更多的人投入文學的創作，投入文學產業鏈，包括出版、銷售、改編成電影、電視等的許多環節。

　　市場經濟的發展對文學的正負面作用

　　市場經濟的發展，對促進文學藝術的繁榮當然具有正面的積極的作用。它使文學藝術通過市場而擴大銷售面、接受面，并使作家藝術家得到一定的金錢報酬，這對于作家藝術家付出艱巨的復雜的勞動，應是公平而合理的，有助于鼓勵作家藝術家多創作優秀的作品。上面說到，在古代，當市場經濟不發達，文學藝術并沒有成為商品的時候，市場對于文學藝術的發展產生的作用就比較小。那時，政治權力集中的帝王和貴族世家對文學發展的影響很大。漢賦的發展跟當時漢武帝賞識和重用司馬相如等便有直接的關系，唐代詩歌的發展跟當時科舉制度將詩歌列入考試的范圍也有直接關系。新中國建立后，由于社會主義改造，出版機構收歸國有，政治權力干預作家寫什么和怎么寫，其力度大于市場。及至上世紀90年代以來，市場經濟體制確立，文學藝術的商品化已歸普遍。一方面，我國政治權力對文學藝術創作不再橫加干預；另一方面，市場需求像看不見的杠桿，卻對作家、藝術家寫什么和怎么寫影響日益擴大，以致許多作品完全受制于市場的需求。什么最賺錢就寫什么，怎么寫最能賣錢就怎么寫，成為有些作家的信條。暴力和性描寫的泛濫，就是跟作家屈就市場需求有很大關系。這種狀況對于建設社會主義精神文明來說，決不是正面的能量。引起人們的廣泛憂慮，應不為無因。市場的本質之一是惟利是圖。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不能沒有政府的調控，即政府必須利用手中的杠桿來調節市場的需求，調節市場的利潤，既要使市場有利可圖，又要避免暴利，禁止不擇手段的惟利是圖。即使是資本主義國家，有許多作家仍然堅持自己的精神家園，堅持有益于人類歷史進步的審美創造，而不向金錢權力屈服。因為作家是人類靈魂的工程師，對于塑造民族靈魂負有重大的責任。何況我們還是社會主義國家。我們的作家藝術家必須不斷以自己的作品促進社會主義精神文明的建設，使廣大讀者和觀眾通過作品獲得更高更先進的思想與藝術的精神境界，因而如習近平總書記所指出，維護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的良好的文學社會生態，兼顧經濟效益與社會效益，真正把社會效益放在第一位，文藝不能淪為市場和金錢的奴隸，既要發展壯大文化產業，同時又堅持社會主義大方向，堅持文學藝術必須提升人們的思想和藝術境界，這是必須予以深入探討的又一重要的理論課題。

　　經濟繁榮或衰敗對文學的影響

　　由于經濟是文學發展的必要前提，經濟繁榮或衰敗必然會對文學的發展產生重要的影響。從歷史上看，經濟繁榮與文藝繁榮并非一定平衡。馬克思曾在《〈政治經濟學批判〉導言》中指出，“關于藝術，大家知道，它的一定的繁盛時期決不是同社會的一般發展成比例的，因而也決不是同仿佛是社會組織的骨骼的物質基礎的一般發展成比例的。”他以希臘神話和莎士比亞戲劇為例，說明特定的藝術形式總與當時的一定條件相聯系，并非后代所能復制。他說：“在藝術本身的領域內，某些有重大意義的藝術形式只有在藝術發展的不發達階段上才是可能的。”我國詩歌創作中，唐詩、宋詞、元曲以及現代新詩的遞嬗，也說明特定詩歌形式總與當時的眾多歷史條件相聯系，也即總是特定歷史時期的政治、經濟、文化土壤的產物。特定藝術形式的興衰與文藝整體的興衰有聯系也有區別。文藝盛衰有著多方面的生態條件，經濟并非惟一的因素。但經濟繁榮一般總有利于文藝的發展。這也是文學藝術史可證明的。我國歷史上，每次王朝換代往往都經歷亂極而治的過程。大亂之后，都要經過幾十年的經濟恢復，政權才能穩定和鞏固，文化才能走向繁榮。而文學也就昌盛起來。春秋時代鐵器的發明和生產力的發展，各國經濟走向繁榮，諸子百家應運而生，使得學術文化和文學成果累累，孔子得以刪定六經，而莊子那樣的奇文和屈原的《離騷》《九歌》那樣的奇詩才得以問世。漢初到了武帝時代，經濟走向繁榮，才出現了司馬遷、司馬相如等名家，迎來漢賦和樂府的鼎盛；魏晉時代北方經濟的恢復與發展，才產生“建安文學”的鼎盛。唐初，也經歷貞觀之治和開元之治的幾十年經濟恢復，才出現了文學的“盛唐氣象”，產生了李白、杜甫等大詩人。宋代也于五代十國的亂世后的經濟恢復，五六十年才出現歐陽修、曾鞏、王安石、蘇洵、蘇軾等大家。在西方，古希臘、羅馬文藝的鼎盛，跟當時經濟的發展也分不開。法國路易十四時代和俄國彼得大帝改革之后出現的文藝大家，也跟當時資本主義經濟的發展有著相當的關系。這說明，經濟繁榮對文學發展具有何等的重要性。相反，經濟凋敝的時代，文學也往往凋敝。經濟對于文學的繁榮雖非一定成比例，一定平衡，但眾多歷史事實畢竟表明，自覺地創造經濟的發達與繁榮，對于文學的繁榮，正是一個很重要的生態環境條件。新中國建立之初，由于經濟的恢復與發展，才有可能涌現當時的紅色經典創作。而三年困難時期和文化大革命中經濟受到破壞，文藝創作也產生嚴重的困難，乃至嚴重荒蕪。改革開放新時期的到來，經濟和文化的高速發展，才使我國的文藝創作重新走向空前的繁榮。深刻而全面地認識上述規律性的現象，樹立理論的自覺，對于我們正確處理文藝與經濟的生態關系，應是極為重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