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荒誕中走出的具象與通俗——評幕間版話劇《等待·戈多》

　　1949年，塞繆爾·貝克特在寫完《等待戈多》時，大概并沒有想到，他給戲劇舞臺留下了多大的難題。因為所涉話題的哲學、宗教色彩以及形式上的反戲劇特點，即便在確立經典地位之后，這部戲給人的印象依然是探索性質的。幕間戲劇推出的話劇《等待·戈多》日前在北京隆福劇場上演，導演是曾于2012年執導斯特林堡名作《朱莉小姐》的羅巍。從一開始，劇本就注定了這是一部十分難排的戲，因為難以營造、難以傳達，觀眾可能難以理解。

　　兩個流浪漢，戈戈和狄狄，在等一個可能來也可能不來或許永遠都不會來的人。在《等待戈多》的戲劇情境中，荒誕成為一種人類的處境——信仰及其代言人變得不可知、不確定，構成文明秩序的時間、空間以及思想變得似乎可有可無，人類就像被拋棄在文明荒原上的流浪漢，孤獨無依，百無聊賴，失去了獨立的人格自覺。戈多是誰？他們為什么要等他？幾十年來，人們一再追問，目的無非是想找尋到等待的意義。這構成了一種人物命運甚至文明圖景的隱喻。人的生老病死、喜怒哀樂，人的卑微與尊榮、選擇與放棄，人的思想情感與行動，都無法逃脫等待的范疇，因為時間才能落實并印證這一切。那么，意義是什么？

　　歷史的語境已時過境遷，人類從工業文明跨向信息時代，一切看起來蒸蒸日上。這部有二戰背景的戲及其對終極意義的追問，是否還合時宜？貝克特之所以偉大，就在于其作品剝離了時間、背景、環境，因此賦予了作品直面文明的全人類性質。當“等待”成為一種哲學的概念，“戈多”成為一種無所不在的、人類賴以生存的希望之光時， 《等待戈多》的每一次排演，都會變成一次人類的捫心自問：當我們談論《等待戈多》時，我們在談論什么？

　　在幕間版《等待·戈多》中，導演羅巍談論的是權力。這權力當然不是指狹義的世俗權力，而是指人在不同處境下的選擇取舍。作為流浪漢，戈戈、狄狄是無聊的、煩躁的。他們在時空載體里隨波逐流，他們的等待無可選擇，代表了一種荒誕派作家認知中的人類普遍狀態。那么戈多呢？世界幻象萬千，人有七情六欲，當波卓和幸運兒出現時，他們在流浪漢面前似乎是有可能成為戈多的。波卓所展現出來的氣勢，他那頤指氣使、張牙舞爪的派頭，幸運兒戴上帽子時的思想者氣質，讓人看到了人為形役的悲涼處境。作為個體，流浪漢是可悲的，他們可以為一根雞骨頭搶得頭破血流，甚至妄圖取代幸運兒甘受奴役；但他們帶有人類宿命色彩的等待，又讓他們稍稍變得可愛，因為看似可笑的理想主義——等待戈多。

　　對于這部戲來說，二度創作是一個嚴峻的考驗。羅巍似乎也很清楚這一點，因此并沒有把重心放在更終極意義的人類處境上。他把波卓和幸運兒變得更具體可感、更時尚通俗了。波卓的范思哲、普拉達、 LV，那一個個土豪式的炫耀，是原作所沒有的植入，卻很貼近當今觀眾，且嚴絲合縫。幸運兒明明累了，卻不休息，“因為他放棄了選擇的權利” 。這種世俗層面的奴役，因幸運兒帶上帽子之后的思想爆發，被拆解得支離破碎。他說：“我要吃飯。 ”一句話瞬間瓦解了原作幸運兒充滿哲學和宗教色彩的演講，卻鮮明、直接、有力地砸在人們的脊梁上，反諷意味強烈。這給流浪漢造成的壓力是巨大的。

　　但是，人類不茍活，這才是《等待·戈多》的執念。或許可以認為，羅巍在做通俗化處理時，其實是一種無奈的妥協。為了抵達觀眾的痛癢，獲得劇場的共鳴，他的選擇無可指責。事實上，羅巍甚至比貝克特還著急地解構了這種世俗的奴役。他讓幸運兒因帽子而思想，讓波卓因失去帽子而卑微地痛哭，一切皆因并不可靠的帽子而起。相比之下，貝克特直到第二場波卓失明、幸運兒成為啞巴才宣示了命運無常，他們并不可能成為那個被等的戈多。那么，劇終那個帶著天使翅膀的白裙子小女孩，她會是人類的希望之光嗎？羅巍沒有解答，但他對這個信使的處理，顯然是有態度的。這態度就是，人類不茍活。

　　在舞臺呈現上， 《等待·戈多》運用了很多有象征意味的符號、標簽、手法。飛機的轟鳴聲、鐵軌的嘎達聲、戲曲的元素、電影的慢鏡頭、畢加索和達利的名畫、 Rap風格的段子等，它們構織出一個傳統與現代、時間與空間的交錯畫面，讓人恍若置身現代文明的碾壓之下，造成了具體的接受現實。在當下的接受語境中，并非觀眾都能抵達原作的荒誕語境，這些輔助的舞臺處理，是值得肯定的。而且，演員的氣質很對，表演可圈可點。可《等待·戈多》面對的舞臺悖論是，過于對的演員，反而容易消解人物的普遍屬性。或許是太過擔心觀眾看不懂，其舞美和服裝還原了貝克特時代的特征，演員的表演也有用力過度之嫌。其結果，就是容易落入皮相，觀眾的想象空間被限制了，荒誕的語境被寫實破壞了。

　　看過胡軍、郭濤版《等待戈多》的人一定記得，那個在中央戲劇學院小禮堂演出的版本，舞臺簡陋得就像挪開課桌的教室，一個懸吊風扇上掛下一串樹枝象征樹。胡軍和郭濤完全是上個世紀80年代青年的裝扮，而梳著光溜頭型、西裝革履的波卓則是一副開皮包公司的偽老板形象。排除條件限制的原因，這種隨機的、隨意的選擇，讓人不無啟發。或許，對于像《等待戈多》這樣的作品，具象落實就會淡化原意，極簡隨意又不利于抵達觀眾，舞臺悖論本就不可避免。幕間版《等待·戈多》的可貴之處，不單因為它是一群年輕人僅依托民間的戲劇平臺卻敢于觸碰如此難排的劇目，更在于它并不受限于西方的觀念和認識，而是強調了自己的、源自本土的價值和審美取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