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俊發言

　　談一點體會，先祝賀一下《小說評論》創刊三十周年，從我的角度體會來說，《小說評論》已經在當代文學史和當代批評史上留下了闡釋，中國文學特別是當代文學發達，它的體量非常大，質量應該說也很高，在這樣一個高質量的大體量的文學的范圍里面，能夠在歷史上留下痕跡的刊物并不是很多，《小說評論》可以說是少數幾家，在當代史上留下來，這足以顯示它的地位，這一點我覺得考慮一個問題，《小說評論》靠什么來留下，剛才各位其實已經提到了，我覺得第一個是它平實的姿態，國平兄在發言里面提到，《小說評論》的一個性格，就是平實，這個平實它的理解應該是腳踏實地，很踏實的這樣一個辦刊風格，它很少有上竄下跳，趕潮流這樣的現象，但是呢，它又不是很平庸，很隨大流這樣一個辦刊，平實同時又是有一種引領的抱負、期待，所以在比較早的時候，80年代、90年代的時候，像王愚老師、王星老師，他們談到中國文學的時候，都給我一個印象，他們的笑聲比較爽朗，哈哈大笑，這一種褒貶當代論壇，有舍我其誰這樣的自信，這個刊物平實的風格好像不太一致，但又相得益彰的融合在一起，所以平實的姿態與平實的報復，我覺得這是《小說評論》三十周年能屹立不倒，能走在前面一個重要的原因。

　　其次就是說作為一個刊物，《小說評論》它不是那樣一種圈子性很明顯的文刊物，因為當代文學它的生態跟以前不太一樣，它不再是某特定的一個基數，它其實是一個要波動很廣，這個取決于刊物辦刊的一個策略，這點《小說評論》團結中國當代幾代最優秀的批評家，然后刊發他們對當代文學真問題這樣一個眼光有直接的關系，這個就是保證了小說評論總體的質量。

　　兩年前在陜西舉行的一個賈平凹作品討論會的時候，我曾經提到對陜西文壇的一個觀感，就是它不缺乏強大的能力資源，有小說評論這樣全國影響的刊物，有一點遺憾的是它從目前的狀況來看，還沒有一個能跟小說評論相匹配的這樣一個文學創作，好像是這樣。剛才咱們《文藝爭鳴》主編王雙龍提到，現在他們刊物每年撥的經費只有15萬，辦一個月刊的話，他是沒有辦法，他是怎么搞定的？所以我不知道像《小說評論》這樣一個地位的刊物，它會得到多大的經濟支持？因為剛才王堯還有幾位同仁都提到，其實對當代文學三十年的評價，我們的一個基本立場應該是正面的，從我個人的研究興趣來說，我覺得當代文學它只有一個老板，那就是政府，那就是我黨。所以文學期刊辦得好壞，其實也是測量一個政府領導的一個重要的指標，這不僅是要用刊物文學來規劃或者是評價，批評家作家的心態，文學刊物的好壞，文學的好壞首先責任人是政府，因為這是我們當代文學所有的刊物出版社都只有一個老板這個格局所決定的，董事長是負其責，我覺得這一點就是說學習習近平講話，習近平為什么發表文藝講話，他是董事長，這一點所以我們有的時候必須認識清楚，小說評論第一要歸功于政府和黨組織的領導，第二要歸功于歷代主編很有智慧的工作方式，第三我們在座的諸位其實都是很有功勞的，所以也不要太的自我批評，這一點我同意王堯，只有我們肯定了自己，我們才能最大程度的維護黨的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