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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系鳳凰網歷史頻道對話何建明先生文字實錄,采訪整理:唐智誠
嘉賓簡介:何建明,生于1956年,江蘇蘇州人。全國勞動模范。現任中國作協副主席、黨組成員、書記處書記,中國作家出版集團黨委書記、管委會主任。2012年6月30日當選中國報告文學學會會長。七獲全國優秀報告文學獎,其中三獲魯迅文學獎、三獲正泰杯報告文學獎、四獲徐遲報告文學獎、五獲中宣部五個一工程獎。
童年聽過長輩的抗戰故事 上中學后知道“南京大屠殺”
鳳凰歷史:您是江蘇人,在您的少年時代,有沒有從長輩或者老師口中聽說過“南京大屠殺”?
何建明:我的老家距長江不遠。從小就聽爺爺輩的人講日本侵略軍的事,因為日本人打上海、攻南京的部隊主要就是從我們家鄉一帶的長江口上岸的。我上小學三年級前的那所學校,就是被日本人用炮轟炸后的半邊破廟。我的同桌的外公就是在日本人那次轟炸中喪命的。所以一到夏天乘涼時,我爺爺和長輩們經常會講起“日本人上岸”的事,而且不時會提到誰誰家的誰誰人是被日本人用槍或刀弄死的等等。
但關于“南京大屠殺”的事很少聽到,大人們給我講的都是他們親身的經歷。有一出戲叫“沙家浜”,我的家鄉就是“沙家浜”、常熟,我爺爺奶奶和大姑姑,他們都是參與抗日的“阿慶”和“阿慶嫂”人物,這些故事從小都非常熟悉。
關于“南京大屠殺”是后來上中學后知道的。而日本侵略軍在攻打南京之前打上海、打常熟、打蘇州的事我們都知道。我記得距我家很近的一個地方有個小集市,就在長江岸口,據老人們講,百米長的小街,當年連妓院都有,曾是日本侵略者聚集的地方。可以說,我的少年時代里所聽得的故事中,有大半是關于“日本人”。
中國許多復雜問題是因為沒寫好真實的歷史
鳳凰歷史:是什么原因讓您放棄了其他主題的寫作,決定寫作一本關于南京大屠殺的書?
何建明:在我看來,中國現在暴露出的許多復雜問題,包括國民素質的低劣、與周邊國家的緊張關系,其實就是因為我們沒有把真實的歷史寫下來或者寫好,所以現在有些事令人頭疼。“南京大屠殺”事件本來是不用任何置疑,但由于我們太不注意這段血濺南京城的歷史,沒有認認真真地去寫好它,故而七十多年來,中日之間為此事鬧了不少“口水仗”,結果似乎誰也沒有說服誰。于是我們中國人民當然不干了,2014年初,全國人大常委會決定將每年的“12月13日”定為國家公祭日,以示紀念那些被日軍屠殺的民眾。
應當說,我是無意間被“拉到”南京大屠殺事件上的——今年初,我因為在南京正忙著寫另一部重要作品采訪時,一天被“南京大屠殺紀念館”館長朱成山先生“逮住”了,他是中國作家協會會員,一見我,極其急切地期待我寫一寫“南京大屠殺”。沒人寫過?我就根本不信這么個重要的題材我們中國人就沒有寫過。“沒有。即使有一些人寫過,但都不全面。”朱館長肯定地說。他是專家,他這么一說,令我的胃口吊了起來:如此重大事件沒人寫過,這對報告文學作家的我來說,那是絕對不行的。
于是我就立即更換了創作任務,全力進入“南京大屠殺”事件的采訪、準備和寫作。如果一定要說此書為“公祭日”而作,也可以說,但我的內心非常清晰:只要沒有人寫它、沒有人把這一歷史事件的真相寫好,我就必須去寫。這就是我的全部寫作動機和緣故。
日本占領南京第六天已公祭陣亡官兵
鳳凰歷史:在您創作《南京大屠殺全紀實》這本書的過程中,有沒有什么發現顛覆了自己以往對南京大屠殺的認識?
何建明:有。或者說,有太多的對“南京大屠殺”的顛覆性認識和發現了。比如:我看到的“日本鬼子”,除了是殺人的魔鬼外,他們還是一支遠比中國軍隊有文化的軍隊,從最高指揮官到普通士兵,很多人能寫“戰地日記”,甚至用中文寫古體詩;比如他們作為施暴者,卻在占領南京后的第六天就進行了一次聲勢浩大的“公祭”,公祭他們在打南京城時的陣亡官兵,而與之相反的是我們中國,死了30多萬人,卻直到今年才有了第一次公祭活動;比如日本人對任何事情都非常精細,一是一,二是二,嚴守“規矩”,尤其對損失的人財物,都能一一記得造冊,顯示了一個有系統、講嚴慎的民族,而我們呢?就是死了30多萬人這一件事,常常用“大約”、“大概”、“估計”等這樣的初略計算,讓人感覺中國人什么都無所謂,連對死亡的人都這樣,其他還能認真嗎?等等,這些都讓我通過對“南京大屠殺”真實情況的了解后,有了更多的對中國民族性的一些問題有了足夠的新認識。
“南京大屠殺”有太多血淋淋的東西 有的簡直不能過目和細嚼
鳳凰歷史:張純如在寫作《南京大屠殺》的過程中,因為接觸到很多人性惡劣、殘忍血腥的史料,感到身心疲憊,患上了抑郁癥。您在寫作過程中,接觸到這些材料,是一種什么樣的內心體驗呢?
何建明:“南京大屠殺”事件有太多血淋淋的東西,有的簡直不能過目和細嚼。我理解張純如作為一個清純女子所受的刺激。其實我也一樣,數個月來一直情緒很難自拔。但我畢竟是男人,又是軍人出身,加上我一直是搞紀實類作品寫作,經歷了很多如打仗、災難等考驗,我不容易被像“南京大屠殺”這樣充滿血淋淋的暴行的史料和事情所壓垮。更何況,我是一個成熟的寫作者,感情和情緒的控制對一個優秀的紀實作家來說,極其重要。感性和理性必須同時具有并確保均衡時,才可能進行激情且冷靜的投入創作像“南京大屠殺”這樣的大作品。
侵華日軍是人性和獸性并存的“戰爭異類”
鳳凰歷史:您在《南京大屠殺全紀實》這本書中,引用了許多日軍當事人的自述、日本及國際社會當時留下的報道,那么根據您的研讀,您對日軍高級司令官的真實人性有什么新的解讀呢?
何建明:確實,我查閱到了許多日本高級將領的自述和在南京大屠殺時寫下的文字甚至是詩篇、日記等。老實說,我吃驚不少。一方面沒有想到“鬼子”還那么有文化,那么有情調,另一方面深感很大意外,因為這些“鬼子”其實他們畢竟也是人,是一群比中國人更有文化的人,在這些有文化的日本人內心是復雜的,他們既有人的情感,而戰爭狀態下的他們又是獸和魔鬼的。這些家伙是人性和獸性并存的“戰爭異類”。我們既不能簡單地將他們看作“鬼子”,又不能純粹地用人的標準來理解他們屠殺的行為。總之,要真實地寫好這場人類史上少有的大屠殺,就必須從人與鬼兩個方面來看待和敘述那些日本官兵的行為。否則無法真正“入戲”、“入情”,作品只能是千篇一律的“打打殺殺”、“血流成河”的圖解式東西。
中國的“抗戰片”是根本不懂戰爭的人胡編
鳳凰歷史:國外制作的二戰題材電影在反思戰爭和人性方面都達到了相當的高度,您認為中國制作的、以抗戰為主題的影視作品在這方面做得怎么樣?
何建明:我在上一個問題中其實已經回答了。中國的“抗戰片”和小說,都是些“好人”“壞人”故事,是那些根本不懂得什么是戰爭和真正的戰爭是什么的人胡編的,基本上都是違背了戰爭基本特性和不解敵人為何物的情形下憑空想象出來的。沒有多少藝術價值和歷史價值,多數是娛樂式的。我想看一看我的《南京大屠殺全紀實》里所寫到的日本軍人和中國軍人、包括中國百姓在大屠殺時的行為、心態,就明白了戰爭其實就是人與獸、獸與人、人與人之間的撕扯決斗與殘殺,根本沒有定式,根本不是我們平常能想象得出來的。只有經歷戰爭和深刻理解并反思了戰爭的人才可能寫得好。
紀念南京大屠殺應強調公民和國家意識
鳳凰歷史:今年的12月13日是第一個南京大屠殺死難者國家公祭日,您認為中國民間在紀念南京大屠殺事件上還有哪些事可以做呢?
何建明:今天我們舉行“國家公祭”。在我看來,最根本和最重要的是:通過重新認識戰爭和那場大屠殺,更多的應該清醒地反思自已民族的許多缺點和問題,特別要強調公民和國家意識、民族意識和公民意識,只有把自己真正強大了,才可能防止和制止下一次“南京大屠殺”的發生,才可能戰勝像當年日本侵略者那樣強大的敵人。到那時,我們才真正是強大國家的公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