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14年播出的電視劇中,《紅高粱》無疑是最受關注的作品之一。選擇《紅高粱》這樣一部小說改編成電視劇,體現了投資方和創作團隊的眼光和 勇氣。“諾貝爾文學獎”和“金熊獎”的巨大光環顯而易見地會為電視劇的收視提供保障,但也會給改編帶來巨大壓力。觀眾自然而然地會拿電視劇與小說、電影進 行比較,當然也會以更加挑剔的眼光來看待作品。而且,將小說改編成一部60集的長篇連續劇,勢必要增添大量的內容,而增添的內容是否符合原作的精神,能不 能得到觀眾的認可,都存在巨大的不確定性,可以說,這是一項極富挑戰性的工作。
盡管受到一些質疑,電視劇《紅高粱》仍然可以說是一部可圈可點的作品。總的看來,它比較好地把握了原作的精神內涵,用更加符合當代觀眾審美情趣的情節設計、視聽語言豐富了原作的精神內涵,比較好地實現了藝術精神與大眾趣味的統一。這是電視劇取得成功的關鍵。
成功的文學作品往往是惟一的,但把文學作品改編成影視作品,就面臨著多種可能的選擇。電視劇《紅高粱》的創作團隊選取了一種比較符合創作實際也 比較符合藝術規律的改編方式,不是努力超越小說和電影,而是另辟蹊徑,在開掘的廣度上做文章。因為電影《紅高粱》已經做到極致了,在不太可能超越的情況 下,最好的選擇就是拍一部不一樣的作品。如果在現實的條件下,創作團隊挖空心思創作一部比小說、電影思想更深刻、藝術更精湛的電視劇,反倒是走了一條歧 途。
在改編原則上,電視劇《紅高粱》的創作團隊采取了一種“保留主干,添加枝葉”的方式,基本按照原作的主要情節線索展開故事,同時運用各種手段、 從各個方面去豐富原作,呈現在我們面前的電視劇是一部比小說、電影更加豐滿、更加豐富、更加有趣的作品。比如電視劇里增加的朱豪三這個人物就很成功。無論 九兒也好、余占鰲也好,生活空間有限,在生活中產生的作用也有限,對于這樣一部大體量的作品來說,有時候難以起到推動劇情發展的作用,但朱豪三就不同了, 他可以做很多九兒、余占鰲做不了的事情,在官與民、官與匪之間搭建橋梁,不斷地挑起矛盾沖突,給故事帶來動人的色彩。比如羅漢,電影里的羅漢很有特色,但 因為篇幅限制,不可能用過多的筆墨來表現他,但電視劇里就不一樣了,有足夠的敘事空間,可以充分展開這個人物,讓他對九兒產生更大的影響,并且深入到他的 內心世界,于是,電影里那個只見筋骨不見血肉的羅漢,在電視劇里就變得有血有肉。再比如淑賢,這個人物是電視劇創作團隊在豐富原作精神內涵方面的一個重要 貢獻。淑賢在精神氣質上與九兒有著強烈的反差,比較容易也比較自然地構建戲劇沖突。她代表著傳統文化特別是封建禮教對人的禁錮,與接受了新思想熏陶的九兒 之間的矛盾又帶有文化沖突的意味。另外,電視劇還通過她與羅漢、玉郎等人的關系,寫出了她內心的痛苦、內心的沖突,通過幾個不同層面,豐滿而立體地寫活了 這個人物。這些都是電視劇《紅高粱》值得稱道的地方。
電視劇《紅高粱》走的是一條商業化的道路,取得了經濟上巨大的成功,但也帶來一些不容忽視的問題。其中最主要的一個,是為了適應市場需求而造成 的情節、人物失真。比如劇中九兒被土匪花脖子綁架,為了自保,給花脖子出主意,讓花脖子借綁票之名同時敲詐張繼長和戴老三,雖然出于無奈,但未免顯得刻毒 了一點。還有九兒為了出氣,挖空心思制造陷阱,讓玉郎勾引淑賢,敗壞淑賢的名節,也讓人有一點陰暗的感覺。看到這里我們不禁要問:這還是那個有情有義、敢 愛敢恨的九兒嗎?這還是那個充溢著生命活力與熱力的《紅高粱》嗎?當然,寫缺點可以讓人物性格更加豐滿,更加富有生活質感,但如果為了吸引眼球、追求刺激 而刻意制造缺點,就會對人物形象造成極大的傷害。還有,九兒這樣一個涉世不深的年輕農村女子,不管在土匪窩里還是在縣衙門里,都表現得那么從容、淡定,處 理問題舉重若輕、游刃有余,其可能性令人懷疑。故事的后半部分,日本人不斷拉攏九兒,利用九兒勸余占鰲投降,甚至讓她出面當維持會長,這在當時完全是不可 能的事情。劇中這樣設計的原因不難理解:九兒是全劇的主角,為了讓她成為戲劇沖突的中心,需要把各種矛盾都集中到她的身上。但過分放大九兒的作用,讓人物 承擔無法承擔的功能,而忽視了時代環境對人物的制約,就會造成人物與環境的脫節,甚至帶來人物的變形。此類例子還可以舉出不少。淑賢和羅漢兩人換上婚服, 在眾親友的哭聲中悲壯地走向刑場,完全是“刑場上的婚禮”故事的移花接木;朱豪三與花脖子聯手對付余占鰲,與這個人物的性格和價值觀背道而馳;戀兒突發奇 想跨上馬跟著余占鰲去當土匪,更是典型的好萊塢橋段,不是那個年代高密可能發生的故事。這些人物的行為從劇作本身的邏輯來看固然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但從反 映社會現實的角度來看,明顯缺乏生活和心理的依據,因而也就不夠真實,而且,作品對于時代環境和歷史氛圍的描摹愈是真切,所引發的失真感就愈發強烈。
如何處理好真實性與合理性之間的關系,是電視劇創作中一個棘手的問題,常常會出現這樣的情形:合理的不一定是真實的,某些僅僅具有合理性的情節 仍然可以產生動人的力量,但一般而言,這類作品整體是建立在合理性基礎之上的。對于電視劇《紅高粱》這樣一部具有特定時代背景和真實歷史氛圍的寫實性作品 來講,真實性無疑是作品的基礎,劇作的邏輯應當服從生活的邏輯,當合理性與真實性不一致的時候,應當堅持真實性大于合理性的原則,否則,就會削弱作品的感 染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