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一片高粱紅是否還能激蕩人心(韓浩月)

　　電視劇《紅高粱》劇照

　　11月的熒屏被《紅高粱》占領，原著莫言，名導鄭曉龍，演員周迅，這三個人名構成了觀看它的理由。當《紅高粱》播出的時候，已經距同名小說發表28年，距同名電影公映26年。猶記得當年銀幕上那片熱烈殷紅的色彩，癲狂的轎子以及粗獷的酒神曲。許多年之后，那一片高粱紅是否還能激蕩人心？

　　“性感”部分是故事的魂

　　顛轎子是《紅高粱》的經典情節，在看完這場戲之后，有人在朋友圈發了這樣一條內容，“更經典的馬上就要來了，你懂的”，顛轎子之后，自然就是男女主角在高粱地里的野合戲了，這是整個故事濃墨重彩的一筆。

　　在電影版的《紅高粱》中，姜文和鞏俐上演的高粱地野合戲，是當年吸引觀眾走進影院的一大動力。現在的觀眾未免要拿朱亞文和周迅的戲與之對比。鄭曉龍在別的情節方面倒沒怎么和張藝謀較真，但在高粱地這場戲中，的確是花費了一番工夫。

　　為什么要強調這場戲？為什么要突出故事里的“性感”部分？甚至有往酒里撒尿居然釀出好酒這樣的夸張表達……這些其實是故事的根，也是故事的魂，沒了這些，《紅高粱》的故事就少了一份濃烈。

　　但是，因為受制于熒屏畫面以及不同觀眾群的接受程度，電視劇《紅高粱》在表現高粱地激情戲方面還是有所克制，但克制并不意味著一筆帶過，一些對于推進劇情而言必不可少的激情戲，在劇中仍有較大篇幅的呈現。但無論原著、電影、還是電視劇，都不能是止于激情戲的，大片大片的紅高粱是再明顯不過的隱喻，表現生存在這片土地上人的命運，才是不同體裁作品一致的目標所向。

　　至于故事中的野合地被樹了個牌子當成了旅游景點，這可以當作一個帶點惡作劇色彩的玩笑來看待，人們到那兒看看，是獵奇還是緬懷？是滿足到此一游的心理還是浮想聯翩？如果人們能聯想到一點兒什么倒是好事，如今的大地之上飄蕩著的欲望，摻雜了太多雜質，像九兒那種轟轟烈烈的愛情，已經不多見了。

　　借《紅高粱》回憶美好的八十年代

　　鄭曉龍版的《紅高粱》具備顯而易見的電視劇結構和表現手法，60集的篇幅也為觀眾打開了更好走進高密大地的畫卷。前面一些集的《紅高粱》頗似宅門戲，服裝、布景精致，演員、臺詞沒有想象中的那么土氣。九兒嫁進單家，擔負傳宗接代、繼承家業的責任，單家老二、老三為了搶奪酒坊以及秘方，堵在產房門口要把九兒新生子掐死那一幕，這是宅門戲標配。在這些戲份中，電視劇營造了不錯的吸引觀眾眼球、調動觀眾情緒的效果。

　　九兒是山東女人形象中的一個異類，放在中國女人群像中，也是少見的。在男權的長久壓制下，舊時代女人是習慣于把自己當成男人附屬來對待的，而之所以九兒能通過《紅高粱》，成為被現代觀眾欣賞的女人，是困苦的環境反而激發了她作為女人想要改造世界的愿望。電影版中的九兒，身體欲望的蘇醒令人印象深刻，但現在看來，和余占鰲走進高粱地，身體欲望恐怕只占很少的一部分，更多是出于想要主導自己、與命運抗爭的目的，九兒更值得贊嘆的，是她身上少有的冒險精神。

　　周迅把這種冒險精神較好地傳遞了出來，在劇中，她敢于挑戰父權、官威，不把懦弱的哥哥放在眼里，膽兒大的給她一個火把就能燒了仇人的房子……作為原著精神的延續，周迅版的九兒是諸多人物中，最能體現“紅高粱精神”的角色。秦海璐飾演的單家大兒媳婦，是電視劇版《紅高粱》新增加的角色，這個角色既淳樸又有一定的心機，既忠于傳統也敢于反抗傳統，增添這個角色是正確的做法，她有效彌補了這個故事作為電視劇在多層次表現上的一些不足。

　　電視劇《紅高粱》之所以至今仍被待見，是因為經過18年時間的封藏醞釀，紅高粱已經成為一個文化符號，這個文化符號不僅屬于山東，也和整個民族中的血性基因有著緊密關系。以紅高粱為代表的五谷雜糧養活了一代又一代人，到現在，紅高粱的種植已日漸稀少，功用也多用于釀酒，紅高粱文化也停留于簡單的浮表層面……在這樣的大背景下重新看電視劇帶來的紅高粱故事，真是五味雜陳。

　　土地和欲望，野性與質樸，浪漫與血腥……曾經在上世紀八十年代震撼過無數人的文學與影像符號，不得不承認在今天已經失去了當時的號召力，與過去相比，人們更關注精致的生活，浮躁的內心，更注重如何在快節奏中保持一點難得的寧靜。在這個大環境下，躍上熒屏的《紅高粱》可以幫人們回憶美好的八十年代，追溯一片土地上的文化，為現在孱弱的生存姿態，注入一些強硬的元素。

　　為何吐槽《紅高粱》

　　在《紅高粱》贏得收視率第一的時候，仍有不少觀眾在網上吐槽這部電視劇，導演鄭曉龍含蓄地進行了回應，他遺憾這部戲的制作時間太短，言下之意是匆忙上陣影響到了這部戲的質量。

　　在國產劇一味求快的環境下，《紅高粱》的制作播出速度，其實還是算正常的。如果深究什么原因影響到了觀眾對《紅高粱》的喜愛，只能從風格與氣質上去尋找。顯而易見，由張藝謀主導的電影《紅高粱》，充滿了野性、狂熱，在色彩運用方面，也有著標志的張氏風格。而鄭曉龍版的《紅高粱》，忽略了鏡頭元素、色彩元素，在野性方面，倒是延續了張藝謀的路線，只是，已經不如前者那版強烈了，觀眾如同喝慣了高度白酒的人，乍一換上低度的，怎么品味也覺得不過癮。

　　那么，就算鄭曉龍完美復制張藝謀的風格，電視劇《紅高粱》就一定能贏得滿堂彩嗎？未必見得，反而更有可能招惹來更激烈的批評。每個時代有每個時代的審美，電影《紅高粱》留下的美好只能留存在記憶當中了，如果現在熒屏的《紅高粱》仍然充滿了張藝謀式的吶喊，反倒會有些奇怪。

　　有人認為周迅不適合出演九兒，有人覺得朱亞文沒有姜文那么霸氣……這些可以歸于人們的懷舊心理，大家不但懷舊過去的人物，更是對過去的審美抱有美化的想象。翻拍永遠是不討好的事情，《紅高粱》被吐槽，不能說它拍得有多差，只能說它無法滿足所有觀眾的需求。

　　無論怎樣，《紅高粱》被改編為電視劇并播出，是文學魅力的又一次勝出，也迎合了現代人當下普遍追求返璞歸真、尋求人性真實一面的體現，我們不缺乏《紅高粱》這樣的優質故事，但缺乏改編的能力，但愿《紅高粱》之后，能看到更多包括莫言在內諸多嘔心寫作的實力派作家更多的影像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