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愛國主義作為文藝創作主旋律——訪電視劇《紅高粱》編劇趙冬苓

　　在文藝工作座談會上，習近平總書記專門提到把愛國主義作為文藝創作的主旋律，引導人民樹立和堅持正確的歷史觀、民族觀、國家觀、文化觀，增強做中國人的骨氣和底氣。這個觀點在廣大文藝工作者當中引發了強烈共鳴。

　　正在熱播的由山東衛視出品的長篇電視連續劇《紅高粱》，正是因為作品中展現的愛國主義以及中國人民的勇敢、智慧與擔當而獲得了廣大受眾的好評。為此，記者專訪該劇編劇、著名影視劇作家趙冬苓。

　　記者：談談您對愛國主義，以及如何通過文藝作品彰顯愛國主義的理解。

　　趙冬苓：愛國主義是我們傳統道德的重要構成部分，它蘊含著忠貞、堅守等母題。特別是在民間文化中，一個人哪怕沒有受過正統教育，也會從耳濡目染的評書、戲曲中熟悉大量關于愛國英雄人物的傳說。可以說，作為基本價值觀的重要構成，愛國主義的感召力離不開具象的人物和故事，而這恰恰正是文藝創作者的任務。

　　記者：習近平總書記提出“文藝是時代前進的號角，最能代表一個時代的風貌，最能引領一個時代的風氣”，有人說，當前能夠反映時代風貌的優秀文藝作品不是太多，而是太少，正如總書記所說還存在“有高原”缺“高峰”的現象。您覺得為什么會這樣？

　　趙冬苓：我感覺這是文藝創作從命題作文到市場化的過渡過程中，很難避免的一個短暫無序的階段。一方面，文藝作品的市場化是不可避免的趨勢，離開市場，我們創作者無以把握觀眾的喜好，也很難寫出對觀眾產生深入持久影響的作品；另一方面，過分服從市場，容易犧牲掉作品的立意和原則，讓寫作淪為庸俗趣味的仆人。

　　我們的文藝作品“有高原”，說明市場正在發揮它的作用，資本逐漸參與到創作過程中，對群眾喜聞樂見的題材和趣味進行系統深入的研究。不少作品在技巧、選材上比以前有了進步。但是純粹以市場為導向，帶來的副作用之一就是創作的短視功利。對市場利益的過分迎合，讓不少作品的審美始終無法突破觀眾的平均水平，遑論培養觀眾和引導市場。所謂“缺高峰”，我個人的理解，就是缺乏價值觀和立意上能比市場領先一步、起到引領作用的作品。我相信隨著文化市場的規范和成熟，經營者和從業人員會逐漸擺脫眼前利益的遮蔽，愿意對未來的文化產品做出更長遠的思考，新的高峰會不斷涌現。

　　記者：《紅高粱》是一部觀眾耳熟能詳的文藝作品，這次您將其改編，是希望通過作品傳達怎樣的精神與文化內涵？在當下的時代背景之下，這部經典作品再次被賦予新的生命力，您覺得意義何在？

　　趙冬苓：就我個人來說，希望這一次的改編能充分展示出中國人的生命力——即使在一個日漸凋敝的傳統社會里，國人內心固有的生命力也不斷在對壓迫者的反抗中、在對外敵的反抗中，展現出它的美和力量。愛國主義在不同時期有不同的內涵，在電視劇《紅高粱》的故事里，愛國不僅僅體現在抗擊侵略上，也體現在這個古老民族在新舊交替時期對自己的重新定位和浴火重生。一個以鄰為壑、人人為小家的鄉村民間社會，面對已經先一步進入現代國家的侵略者，身在其中的每一個個體如何認識自我，如何發現家國之間的聯系，這是我希望在作品里探討的。某種意義上說，中國人和對現代國家概念的認同過程，也就是中國社會走向現代化的過程。如果觀眾看完電視劇后能留意到兩者的同步性，可以說就是這個作品的意義所在吧。

　　記者：談談未來與暢想，您覺得作家和藝術家應該如何成為“時代風氣的先覺者、先行者與先倡者”？

　　趙冬苓：作為一個文藝工作者，我認為最重要的工作是始終保持思考：不是思考市場需要什么，而是思考有什么是自己應該帶給這個市場的。我努力不讓自己的創作被商業利益綁架，不放棄思考和探索，不放棄在審美上的堅持。至于最終能否成為時代風氣的先覺者、先行者與先倡者，答案在觀眾手里。